此外，山东省司法厅还明确提出，伍雷此前已因在先前的某个案件中的违法执业行为受到过停止执业一年的行政处罚，此次再次出现应予处罚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因此决定加重处罚，直接吊销其执照。这实际上是将之前的停业处罚作为了此次吊证处罚的一个重要依据和加重情节：

收到这份几乎是宣判职业生涯死刑的告知书后，伍雷依法提出了举行听证会的申请。

2019年8月6日，山东省司法厅在济南组织了关于拟吊销李金星（伍雷）律师执业证书的听证会。

与两年前由济南市司法局主持的听证会相比，这次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直接举行的听证会，气氛显得格外紧张和肃杀。

据多位前往现场试图旁听的公民和律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听证会举办地（山东省律师协会所在地）周边：

一早就被布置了大量警力。

包括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人员，对过往人员进行盘查。

数十名希望进入旁听席的公民和律师，均被工作人员以场地有限、未提前报名等各种理由拒绝入内。

伍雷方面依法申请的关键证人，如同案被处罚的湖南律师文东海，以及李淑莲案的当事人家属、李淑莲的女儿李宁，也未能获准出庭作证：

整个听证过程，几乎是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进行的。

伍雷委托了在中国律师界享有极高声望和专业能力的周泽律师（他也是伍雷的多年好友和战友）以及清华大学法学院著名行政法学教授何海波，共同担任其听证会的代理人。

在听证会上，周泽律师和何海波教授从程序和实体两个层面，为伍雷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

他们指出，山东省司法厅的处罚程序存在多处瑕疵，例如处罚依据的条款适用不当、将之前的处罚作为加重情节缺乏法律明确授权等。

在实体方面，他们逐一反驳了司法厅所认定的不当言论，强调伍雷的言论均属于宪法所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和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批评、建议的权利范畴，其内容并未超出法律界限，不构成危害国家安全或恶意诽谤，更不是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

他们认为，对律师的网络言论动辄施以最严厉的吊销执照处罚：

是滥用行政权力，将对整个律师行业产生寒蝉效应。

严重损害法治精神。

伍雷本人也在听证会上作了最后陈述。据后来流传出的信息，他的陈述充满了悲情和不屈。他回顾了自己从一名基层公务员投身律师行业，尤其是后来专注于刑事辩护和冤案平反的心路历程，表达了对律师职业的热爱和对法治理想的追求。

他再次强调自己所言所行皆是为了维护法律尊严和当事人权益，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非意图颠覆或破坏。他在陈述的最后，表达了一个沉痛的希望：

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因言获罪被吊证的律师。

然而，这场持续了数小时、充满了法律与权力交锋的听证会，并没有带来任何转圜的余地。

听证会于当天下午五点左右结束。

令人震惊的是，仅仅在听证会结束后的几个小时，当天晚上，伍雷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山东成思律师事务所）就收到了山东省司法厅送达的：

正式《行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书的内容与之前的告知书基本一致：

维持了吊销李金星（伍雷）律师执业证书的决定。

从告知到听证，再到最终决定，整个过程显得迅速而决绝。这一次，连象征性的一年停业反思期都没有了。

伍雷在中国大陆从事了十七年的律师生涯，其中近十年都聚焦于最艰难、最危险的刑事辩护和洗冤工作，至此，被官方以言论不当为主要理由：

强行画上了一个彻底的句号。

吊销伍雷律师执照的决定，再次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国法律界乃至国际社会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广泛的批评。

多家国际律师协会和人权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对中共当局持续打压维权律师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律师的执业权利和言论自由。

这一事件被普遍解读为当局进一步收紧对法律专业群体的控制、压缩公民社会空间的一个标志性案例，是近年来针对特定律师群体进行系统性压制的延续和深化。

伍雷本人坚称自己无罪，认为吊销执照是对他多年来坚持为弱势群体发声、不懈揭露司法不公行为的政治报复和迫害。这个结果，对他个人而言，无疑是其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时刻。

5

失去律师执照，对于一个将辩冤白谤视为天职，将律师身份看作是实践法治理想载体的伍雷来说：其打击是毁灭性的。

他无法再以律师身份出现在法庭上，无法会见在押的当事人，无法查阅案卷，无法进行他为之奋斗了十余年的核心工作：

他在中国大陆的法律执业之路，被彻底堵死。

随之而来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和无形的压力。最终，在吊证风波过去一段时间后，他被迫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离开生活和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故土，远赴日本。

一个曾经在体制内感到“说够了假话”而毅然出走，在北京初识理想主义并深受感召，在北海、贵阳等地庭审内外奔走呼号、不惧对抗的死磕律师，

一个发起拯救无辜者行动、让聂树斌、念斌、陈满、吴昌龙、金哲宏等一个个沉冤多年的名字重见天日的洗冤推动者：

最终自己也陷入了需要被洗冤的境地。

至少，在他自己、他的众多支持者以及许多国内外观察者看来，他成为了体制性打压下的牺牲品，一个因言获罪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