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制度不是人类有意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类行为的结果。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Mani Basharzad撰文／原泉编译）
英国哲学家、政治理论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和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都是二十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那个时代充斥着国家主义。学术界的研究常常聚焦于他们对自由的不同看法，他们对自由的不同定义，对于任何对自由主义理论感兴趣的人来说都意义重大。在1958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伯林区分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在他看来，消极自由是人类行动不受外部干涉，而积极自由是按照个人意志行事和追求个人目标的自由。另一方面，哈耶克将自由定义为不存在任意强制和“不受他人任意意志的支配”。他们对经济自由的重要性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伯林在信件中批评哈耶克过于强调经济自由。
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他们对极权主义却有共同的定义。
两种观念的交汇点
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更广泛地说，任何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源是什么？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两位巨匠哈耶克和伯林达成一致的问题。这一共同见解至关重要，值得强调，这也是撰写本文的原因所在。
伯林在其文章“民主、共产主义与个人”（Democracy, Communism and the Individual）中指出，共产主义的根源在于“认为所有问题，包括道德和政治问题，都能像科学和数学问题那样，通过正确运用理性或观察而得到绝对肯定的答案”。任何熟悉哈耶克对滥用理性的批判的人都会注意到其中相似之处。在《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一书中，哈耶克探讨了科学主义傲慢的起源。在该书的第二部分，他探讨了主宰二十世纪并将文明带到崩溃边缘的意识形态的根源。
哈耶克回应了伯林的担懮，写道：“仅仅因为现有道德规则的实用性未得到理性证明就一概拒绝接受……这是在摧毁我们文明的根基之一。”
相信规则应当是理性的固然重要，但若认为社会可以完全依据理性衍生的原则进行重建，则是极权主义的根源。建构主义希望依据逻辑重塑社会，却无视通过自发过程演变而来的传统和规则，这往往导致规划者无法理解的意外后果。这种对社会工程的怀疑态度正是哈耶克和柏林的共同之处。
对抗“人类灵魂工程师”
伯林和哈耶克生活的时代，知识分子中流行着组织社会的诱惑——从旨在通过“更高级的知识”改善人类状况的“刻意组织的社会”愿景，到马克思主义终结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实现理性经济秩序的幻想。在当时，捍卫一个由自由个体追求自身目标，而非受国家或民族强加目标的社会，显得不合时宜。
但历史铭记的是逆行者。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在《致年轻的逆行者》（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中，阐述了伟大知识分子的特质：“伟大人物往往在其时代或国家得不到认可。”很少有人比哈耶克和伯林更符合这一描述，这两位古典自由主义的捍卫者抵制了改造人类社会（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改造人类灵魂）的冲动。
约书亚‧切尔尼斯（Joshua Cherniss）在其关于伯林的研究中指出，伯林追溯了精英主导的社会工程的思想渊源，认为其始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亨利‧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有趣的是，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两位思想家都认为孔德的社会物理学和圣西门的实证主义为现代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在他们看来，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反映了法国知识分子天真的乌托邦主义。要理解他们论点的重要性，就必须掌握有意识地引导社会与自发秩序之间的区别。
有意识引导社会
哈耶克警告人们不要认为“有意识引导的过程必然优于任何自发过程”，称其为“毫无根据的迷信”。这一见解与苏格兰启蒙运动对制度的看法相一致。像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这样的思想家强调，许多制度不是人类有意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类行为的结果。
最初，人们可能会质疑，为何不理性地规划社会、设计整个社会制度？答案在于人类社会的本质：它不是一个需要设计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不断适应和产生新知识的复杂有机系统。与机器不同，社会由千万人的主观思维组成，他们以不可预测的方式相互作用。关键的任务不是决定结果，而是允许自由发现新的可能性。人类知识的局限性，加上信息的隐性和主观性，不可能有意识地引导社会。当规划者面对这种不可能时，他们常常诉诸强制手段来强加他们偏好的结果，其结果便是为了追求人类完美而出现了难以想像的暴力和残酷。
作者简介：
马尼‧巴沙扎德（Mani Basharzad）是一位经济记者，文章曾在亚当史密斯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和米塞斯研究所（Mises Institute）发表，他曾接受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等全球智库的采访。他的研究重点是自由发展经济学和哈耶克的“理性滥用”学术思想。他也是Humanomics Podcast的主持人。
原文：The Root of Totalitarianism Is Social Engineering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