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史料中看到这样的记载：“溥仪请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将军派他的部下一些亲信带军队来保护紫禁城。王怀庆一向和皇室的感情极好，他的军队驻北京城至颐和园这一带。同时又召见内务府总管大臣绍英，吩咐他负责处理这件事，叫他召集全部太监在某一宫殿的院落上，宣读‘圣谕’，叫他们即日离开紫禁城。如果太监们表示什么不满意或者意图捣乱秩序，就叫王怀庆派来的军士将其赶出紫禁城外。”（可参见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计划相当成功。一千多个太监在军队的监视下，只得默默接受命运，不到一个时辰，太监们从神武门离开了紫禁城。

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太监制度在帝制废除之后十几年，终于终结。实际上，如果不是溥仪点查内宫古物，宫监们也没有迫于惧罪纵火，太监迟早也会遣散。当时宫中财务捉襟见肘，拖欠饷银已有多时。众宫人虽未正式下岗，但早就自谋生路，其中一大项就是偷携皇家器物出宫求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溥仪正在派人清点库房，建福宫诸处便是清查的重点所在。只是此次建福宫大火，使得溥仪疑心更起，怕把整个紫禁城全部皇家财产烧掉，于是才下了决心，将太监统统撵走。

说到建福宫的大火，饶有趣味的是，据云最早发现的竟是在紫禁城东侧六国饭店（即今北京饭店前身）顶楼上休憩的洋人。时值六月底，正是登高乘凉的时节。楼顶上的洋人看到宫中火光冲天，连忙通知交民巷中的意大利国救火队。等到救火队驱车赶至神武门前，故宫大门紧闭。急叩大门，宫人竟毫不知晓。等到打开城门放人进入，可怜夕日宫殿楼宇竟成遍地瓦砾，这就是今日故宫人称的“火场”。

后来我在七十年代服务于故宫的时候，还仍然听到故宫的旧人说过，在国共政权易手之后不久的五十年代，进行“三反五反”，清查故宫偷盗行为，的确在宫中的一些枯井中找到许多瓷器、古玩等器物。推测为当年宫人一时无法将所盗之财携出宫外，遂将其暂匿于井中，然后徐图分别携出。但建福宫的一把大火与太监的遣散出宫使得计划功败垂成。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倒是，在该次政治运动中有人突发奇想，不问青红皂白，将故宫众多文物专家诬为盗贼，掀起大狱，事后不了了之。众人当然要求讨个说法。及至“反右”，政府又见机会难得，于是顺水推舟反指其为向党攻击，再起冤案。凡此种种，或许是当年的溥仪与建福宫纵火的诸人所始料不及的了。

再来说到当夜的大火，古人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可见高处不但便于赏景，就发现火灾而言也是绝好的地方。当时如若没有北京饭店楼顶上的人看到宫中火光，恐怕再烧掉一些建筑也未可知。

提到最早在六国饭店顶楼发现建福宫起火的外国人，不免就使我由此想到故宫西华门内的“影壁楼”。

一九七二年，自尼克松访华以后逐渐形成洋人来华观光的热潮，于是便有了扩建北京饭店一案。那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刚从云南插队回京，既无户口又无粮票，当然也就没有工作，整日无所是事。恰好有在北京第五建筑公司的小学同学刘君，邀我到他上班的工地来玩，这就是北京饭店扩建的新楼。刘君要尽地主之谊，带我乘上工程外挂电梯从头走到尾，最后一直上到楼顶。当年京城的政治没有今日这般开放，但空气污染也绝对没有今日这般糟糕。等斯楼却也其喜洋洋，不意向东望去，竟看到中海和南海的水面，不禁大喜过望。再三谢了刘君，当日颇是尽兴而归。

数日之后刘君来访，便听他讲到前日有大内总理周恩来君如我等一般，乘外挂电梯一直上到楼顶。视察之间，发现在楼顶竟然能够看到中南海中的水面，不禁大惊失色。这时北京饭店新楼已将封顶，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只好再作亡羊补牢之举。可是哪里晓得，想出来的办法竟是在故宫西华门沿城墙内侧建造一仿古楼房，以期在北京饭店新楼与中南海之间竖起一道高墙以障人眼目。大约有“解铃仍需系铃人”的味道吧，此工程仍由五建施工，这就是后来为人称道的“影壁楼”之奇观。

“影壁楼”坐西向东，沿故宫西墙直成一狭长城墙状，楼东侧均开有窗，以期通风，楼西向中南海一侧则开“盲窗”若干。“盲窗”即在楼壁上设窗构件，但不开窗。远观若有窗形，近观才发现并无窗户。

此楼建好之后，命明清档案馆搬入北部一座办公，南部一座则由中南海御林军八三四一部队占据。有趣的是，一九七六年在“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之后，官方尚未公布，消息便已走漏民间。好友告知“宫廷政变”的内情之后，请我借在故宫工作之便，到“影壁楼”附近观察军队的动向。当然，既是有御林军的美称，行动便都是极其谨慎的，我的所谓“侦察”当然也就不得要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心情倒是颇有几分“玄武门之变”时刀光斧影传奇般的刺激。

因此我以为，有朝一日醒悟出往日的荒谬，也终于了解到，如今洋人的技术早已不是当年在北京饭店顶楼上观察建福宫大火的水平，那么便会开始清理故宫内像“影壁楼”这类败兴而多余的建筑物。到了那个时候，“影壁楼”注定会像渣土一样地拆除运走。但是届时千万不要忘记，西侧的盲窗绝对有收藏的意义。其揭示出背后的故事会对后人理解当年匪夷所思的保安措施大有助益，这就端看有心人的智慧了。

说到“影壁楼”盲窗的收藏，我又不禁想到离此不远，中海与北海之间团城边上的金鳌玉栋桥。桥上的栏杆实在也有谈及的必要，可为文化大革命史上添一段文史趣闻。

北海团城位于北海与中南海之间，始建于辽代，金、元、明、清各代都曾重修。明代在西侧建造金鳌玉□大桥，环岛砌起近五米高的城墙。清代还曾增建其它附属建筑，如古籁堂和镜澜亭等。金鳌玉□桥本为一齐腰高的汉白玉石桥。如今大陆上怀旧时人人传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据云就是从这里遥望北海的绿树红墙得到的灵感。

北京城于五十年代扩建时，曾计划拆除北海团城及金鳌玉栋桥。由于众多学者再三上书力陈得失，此桥与团城才算逃过一劫。谁知到了“文化大革命”，此桥成了外人能够接近中央政府禁地中南海唯一的地方。所以在那个“衙门八字开，有理不革命莫进来”的年月，每日便有许多为冤狱所苦，申诉无门的百姓身怀状纸，从金鳌玉栋桥跳入南侧的中南海。其中有的被淹死，有的被救起，总之搞得中南海心烦气燥，脸面上颇为难堪。于是就有那一帮足智多谋的人，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把金鳌玉栋桥两侧原有齐腰高的石栏杆换成一人多高的铁栏，并且在南侧的栏杆内侧铸上尖形棘藜，使人无法持握攀援。而北侧栅栏的造型与南侧完全一致，但无内侧棘藜。设计者大约认为，北海尚属公众场所，如果硬要跳入那一侧，那么算你自取其辱。当然，随着革命洪流的浩浩荡荡，不久之后，北海重新回到了大总统袁世凯之前的时代，又成为宫苑禁地，不过那是后话了。

不知是什么道理，事后清理文革“遗毒”的时候竟也没有恢复金鳌玉栋桥本来的汉白玉矮石栏杆。我推测，大概是估计到今后再有“冤假错案”时免得重费手脚的缘故罢。

所以我想，南侧带棘刺的栏杆与北侧不带棘刺的栏杆在下次复原金鳌玉栋桥的时候也应该一并保存，以资比较。如届时文革博物馆终于成立，则实应陈列其中。当然，西华门内“影壁楼”的盲窗也应归入收藏之列。

心里一边想着近百年来的这些荒唐往事，随脚也就走到神武门迤西沿墙的那一溜平房。正走到院长办公室的房檐下，表妹低声对我说道：“往屋里瞧，那不就是你上回提到的那位么？！”

我随眼往窗里瞄了一眼，只见一个半秃的脑袋在里面晃动了一下。

“老喽！”我不由得感叹起来。口若悬河的革命小将也到底经不起岁月的折磨。不过，多少当年的青年，如今不是远走他乡，就是下岗自谋生路，倒是我们的小将终归是小将，不管过不过气，总能万变不离其宗。所以说，当年他的狂话倒也自有他的几分道理。

于是就又想到，中国的帝制废除之后不到二十年，末代皇帝溥仪还总算察觉出，留下太监这样的祸害，总有一天会荡尽祖宗的家业，于是遣散了这历经两三千年的历史怪物。当然，大清的气数已尽，也不是打发几个太监可以救得了的。不过想想更可惜的是，文革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不知为何却仍旧不惜召回早已过气的小将来执掌故宫，充顶门面。近日读报，闻有留美学人到国内收集文革资料而终于获罪下狱者，这就分明可见，我上面所说收集文革遗物以充实文革博物馆馆藏的建议，目前几近昏话。好在可以着手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倒也不必拘泥于此一端。正所谓“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陈寅恪赠吴宓诗）。也好，权把建福宫的大火，以及由此而想到的种种感慨留诸笔端，作为文革掌故之一，在《帝京景物略新编》中聊备一说罢。

二千年八月九日，记于奥地利萨尔茨堡，窗外分明可闻莫札特弦乐四重奏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