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税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的开放政策鼓励国际社会投资中国——尽管这扇“大门”缓慢打开且伴随诸多阻力。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外国投资进入中国的规模，起初仅为少数几家外资企业。但很快增长到数百家，随后是数以万计的外国公司如潮水般涌向中国投资。

这些投资伴随着大量外国人到来，他们负责交付和管理投资项目。这些外国侨民生活需要外国商品和食物，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而这些商品在中国当时并不存在。该怎么办？

通过拥有稀缺且令人垂涎的海外进口权的国有企业，北京和上海等地外籍人士聚集区附近的国有商店货架上，开始摆放进口早餐麦片、花生酱、欧洲巧克力、罐头食品、咖啡以及所有西方商品。这些商品价格昂贵，通常至少是美国、欧洲或澳大利亚零售价的三到四倍。

显然，这些商店自己也知道，他们可以对那些渴望品尝家乡风味的海外侨民进行价格欺诈，而不受任何惩罚。但并非所有虚高的价格都是为了牟取暴利。相反，很大一部分零售价被用来支付相当于进口额50%到100%以上的关税。

关税通常用于保护国内竞争对手，但中国却对那些没有中国同行需要保护的进口西方食品征收高额关税。这些商品和食品当时和现在大多都是非中国民众所需求的。

即使没有高额关税，这些商品的价格也几乎超出了所有中国公民的购买能力。1992年除夕夜，《洛杉矶时报》报道称，中国“1992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314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增长7%；农民人均年收入为134美元，增长5%”。

毋庸置疑，绝大多数中国公民，包括拥有“好工作”的城市居民，甚至连购买国产产品都受到严重限制。回顾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中国，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所有人都以各种方式为政府工作，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私营企业。人们每月靠极低的工资维系生活。政府赠送国有单位给员工的食用油，被视为一笔不小的福利；这种“福利”不仅惠及北京某医院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也惠及医生和高级医务人员。

在计划经济的贫困时期，中国早期曾利用关税政策引进外国技术。其目的并非保护国内产业，而是为了赚钱，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赚取中国当时急需的硬通货。

本质上，中国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得了双重收益——不仅得益于直接投资本身，还得益于对支持这些投资的产品成功征收关税。总体投资增长的同时，工资也出现了大幅上涨，而外国投资者无法承受的关税更是推高了这一涨幅。

总体而言，这一关税策略确实行之有效。2018年，北京市投资促进局报告称，北京职工平均工资相当于21187美元，相当于1992年平均工资的67倍。

中国的关税“策略”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海关对随着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断增加而来的大量外国产品、机械和技术的冲击毫无准备。

一个典型案例是用于在客户设施安装期间测试、测量和监控网络系统的电信设备进口。这些系统的合同是与外国卖家（通常是来自欧洲的大型跨国公司）谈判达成的。硬件、软件和培训的细节都已详尽规定。这些先进网络的买家是中国政府所有并运营的电信运营商。海关与买家合作，确保设备从港口到安装地点的顺利快速转运。

但他们忘记了测试设备。这些先进的设备——例如振荡器和频谱分析仪——在中国并不存在。海关没有相关文件来协助这些设备入境。这些设备不仅没有包含在合同中，也没有列入海关明细表中。没有这些设备，安装就无法进行。对中方而言，他们的职业生涯岌岌可危。

该如何应对？

答案很快就浮现出来了。西方公司为每件关键设备支付一笔定金，这笔钱被官方列为关税。他们会把设备运进来，使用到网络成功安装运行，然后再运出中国。届时，公司可以出示原始定金收据，拿回款项。

正是这类“权宜之计”（关税）构成了中国现代经济早期发展的中坚力量，至今依然如此。

特朗普登场

中国通过战略性地使用关税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有时是为了保护关键产业，有时则仅仅是为了快速赚钱。然而，如今焦点却转向了另一个方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对中国征收了高达145%的关税。

伦敦大学城市圣乔治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亚历杭德罗·里亚尼奥博士告诉《外交家》杂志，关税应该以“更精准、更精准的方式”征收。

里亚尼奥警告说：“钝器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造成破坏。”里亚尼奥表示，特朗普不应该独自解决贸易争端，而应该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更加积极主动”。

他总结道：“关税是19世纪的一种手段。”

关税的历史更为悠久：古希腊和古罗马曾使用关税，其原因与今天相同。旨在保护国内生产，在政治谈判中发挥影响力，并为当时的政府提供收入，供其根据需要随意使用。古罗马曾对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称为“ tetarte”。

正如中国所证明的那样，关税也是现代经济的有效工具。

虽然特朗普的关税最初是一种“钝器”，本质上是对所有美国进口产品征收的全面关税，但特朗普政府现在正在使用精准机制来降低关键行业的关税，包括汽车制造业和某些技术进口。这是否会导致像中国过去40年来使用关税那样的“创造性核算”，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