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后的自由主义，不管在知识界还是舆论界，都进入一个异常艰难的时期。在2016年和2018年，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又发生了两次大讨论，导致了一些人又脱离了"自由派"。2016年6月杨绛先生去世，出现了一种声音。这种声音认为，杨绛和她已经去世的丈夫钱钟书，在世的时候始终专注于"明哲保身"，没有尽到"铁肩担道义"的责任，不足以作为知识分子的楷模。一些有分量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杨绛夫妇辩护道：在极端的年代，他们也没有参与迫害过什么人，这已属难得，以过高的标准去要求知识分子，是一种"道德绑架"，甚至可以说违背了"消极自由"原则。另一些同样有分量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此回应说，对知识分子进行评价，本身和消极自由没什么关系；在没有"自由"的国度大谈"消极自由"，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反讽；在当下，更重要的是先争取"积极自由"，没有"积极自由"，就没有"消极自由"。

争论的发生，同样不是因为其中一方道德有问题，而是在一个持续高压的政治环境下，想逃避和想冒进的倾向都会被放大。拥护"积极自由"的一边，有的人开始弃用"自由派"的头衔，自称"变革派"或"激进变革派"。尽管这些"变革派"没有提出一个可行的进路去取代他们所反对的"改良派"，但"渐进改良主义"的共识在自由派内部已经全然破裂甚至破产。

对自由主义冲击更大的一次分裂，是2018年的＃MeToo运动。＃MeToo刚兴起的时候，得到大部分自由派的支持，因为它冲击的都是体制内腐败的学者，但随着＃MeToo进入"公知圈"，尤其是赵思乐提出对熊培云的指控以后，自由派对＃MeToo的质疑就开始加剧。七月下旬，自由派女学者刘瑜在朋友圈发布了自己对于＃MeToo的17点看法，认为＃Metoo这种控诉形式有"大字报"的嫌疑，迅速引爆舆论。一边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转发和赞赏，一边是以女权主义者为代表对刘瑜表示失望和愤怒。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那些批判"消极自由"的变革派，基本都站在了＃MeToo的一边，他们和女权主义者一起形成了"激进派"，不满足于自由派的宪政法治、程序民主等有限的目的或价值，自由派在舆论中显得愈发孤立。

激进派与自由派的分裂，除了有全球＃MeToo运动的背景，同样也有中国政治环境的原因。本届领导人上台以来，除了对自由派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击，也出台多项政策跟女性权益直接冲，比如放开二胎却又没有给予女性相应的法律保障，造成职场性别歧视加剧。对于通过吸引公众关注来维护女性权益的女权主义者，当局更是将其视为棘手的维稳对象。2015年初，"女权五姐妹"被执法部门带走，关闭多日，女权主义者和当局的紧张关系达到最高点，连希拉里都在推特上进行声援。＃MeToo的出现，虽然不符合自由派对变革进路的期待，但在一个万马齐喑的环境里，它通过弱势者的正当诉求，联合了所有对"父权专制"持批判或否定态度的群体，撼动了自2015年来形成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局面，在中国当代社运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自由派对＃MeToo的消极反应，可以看做他们对社会变革速度超出自身预测的一种焦虑，是"以观念的水位上涨带动社会进步"的渐进改良主义彻底脱离中国现实的标志。

然而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分裂并不像前两次分裂一样，壮大了自由派的敌人。新左派从自由主义者中分裂出来，与其说他们寄希望于中国政府提高国家能力，在发展的同时纠正改开过程中的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不如说"只有国家有能力纠正腐败和不公"是对现政权的一种正当性论证。文化保守主义者从自由主义者中分裂出来，与其说他们看到了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复兴儒家文明的可能性，不如说"只有共产党才能复兴儒家文明"也提供了一种正当性论证。换句话说，他们从自由主义者中分裂出来，背后都带有国家主义的动机，国家不仅是手段，国家也是目的本身，即使国家在某些方面不符合他们的期待，他们也不会放弃对国家的绝对拥护。在他们看来，自由派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代言人，妄图将中国全盘西化，是他们珍视的一切价值的头号敌人。

激进派与自由派的分裂，背后却没有这样的国家主义动机。不宁唯是，与自由派相比，他们对体制的批判还要更为彻底，对自身的正当诉求更为不妥协，可接受的变革手段也更为灵活，自由派内部或许有些人惑于国家发展带来的好处，也有些不愿承受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代价，只想静等时变。可在根本的方向上，激进派和自由派都是反国家主义的，他们都反对肆无忌惮的权力和全面保守化的国家政策，这使得他们的分裂只是暂时的。

赵鼎新认为舆论的两极分化存在于"左右"之间，这不仅是一种简单化，也是对近年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的状况缺乏了解：如今撕裂的双方并非存在"左"与"右"之间，而是"国家主义者"和"反国家主义者"之间。由于中国特殊的当代史，中国的"左"具有非常复杂的脉络，但它依然包含"平等主义"的内涵，很难想象刘小枫这样的极端反平等主义者，居然可以被称作"左派"。与自由派对立的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联盟其实同时网罗了左右两边的国家主义者，用"左派"来涵盖实在是乱炖一锅粥。在另一边，反国家主义者内部有"左翼自由主义者"，还有"激进女权"、"马克思主义女权"等，同样不能被归为"右派"。这两年浮出水面的"左翼青年"，有不少公然宣布"反国家主义"的立场（包括一些毛左），这也打破了以往认为"左"必然蕴含"国家主义"的刻板印象。

如果我的分析能够成立，赵鼎新和田飞龙对观念市场两极分化的归因也是极其片面的。在舆论层面，自由派一直在2012年都占据优势，但在知识界，自由派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已经经历了两次分裂，并且在他们的对立面，集聚了一个强大的横跨左右的力量。在2012后，自由派遭到政权全面打压，不管在知识界和舆论界，自由派都被急剧边缘化。如今出现的舆论两极分化的状态，固然有一部分源于民间对政府过分压制的反弹，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从自由派分裂出去的激进派，采取了比自由派更灵活的议程设置，进行了更广泛的社会动员，他们和自由派组成了反国家主义阵营，以对抗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国家主义声音。这就是为什么在舆论界，支持香港反修例的声音会比想象中要更大，也是扭曲事实的田飞龙在知识界会遭到自由派知识分子集体抵制的原因。

有的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我要谈知识界的分裂，毕竟赵鼎新谈的只是舆论界，没有谈知识界，为什么我不把自由派的在舆论界的失势和如今舆论界的两极分化讲清楚就够？这大概源于我对中国特殊国情的理解，在我看来，中国的观念市场还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影响，只是知识界的风向不会那么快传到舆论界。没有80年代来自由派的启蒙，今天舆论界不会使用那么多自由主义的"公共理由"，没有知识界里文化－政治保守主义者的理论"努力"，今天舆论界的国家主义就不会有那么多炮弹（比如那个哗众取宠的赵皓阳，从新左派里吸收了多少理论资源？）。不把知识界的分裂说清楚，我们就没办法把舆论界国家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两极对立说清楚。

当然，我并没有说知识界的能动性是分裂和对立的根源，相反，知识界的分裂，舆论界的对立，大多都是因大的局势变化而起。比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社会阵营发生的大事件，以及中国社会出现的腐败和不公，就造成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的分裂，90年代和2000年代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和阶级结构变化，也导致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兴起。赵鼎新的文章，不仅对中国舆论各方的此消彼长刻画错误，而且对舆论态势之转变的归因也犯了简单化和道德化的错误，这不得不说让人感到十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