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直到今天，巴金这句话还是管用的，你瞧，中南海再怎么混、白宫再怎么昏，只要中国十几亿老百姓还喜欢“抗战神剧”、特别是农民还停留在温饱阶段、产业工人还没有权利意识、学生最进步只会模仿“八九”、企业家只慌著把钱倒腾出来，农民工还在发愁孩子去哪里读书，如此等等，则即便习*近*平忽然说他不想当皇帝而想退休了，中国还是在旧磨道里慢腾腾的磨蹭⋯⋯。】
八九学潮、六四屠杀这场大风暴之前，中国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可是我们预感还是迟钝了一些。
制作完成《河殇》之后，我马上飞往江西九江、登上庐山，去描写一场乌托邦大热昏，它饿死了四千万人不止，五十天写出二十五万字的一部《乌托邦祭》。
1988年4月14日晚上，我从南昌飞回北京。《乌托邦祭》脱稿前，《百花洲》的朋友们，还陪我到临川汤显祖故居一游。
再回木樨地军博《河殇》剧组，静悄悄的，夏骏和王鲁湘又跑到南阳补镜头去了。原来他们正做第三集〈灵光〉的后期，忽受《人民日报》上一篇随感的启发，说南阳城里有三大历史名人，从他们留下的祠堂与墓冢来看，其身后或崇隆或寒酸，全在政治地位，依次是政治家诸葛亮、名医张仲景、天文学名家张衡，可知中国传统浓烈的官本位意识，与当下现实正两相对照。
回北京不到半个月，五月底《河殇》播出，中央电视台未作任何预报，六月底播完后，却掀起了滔天大浪。而我这厢，也在等待江西那边的消息：《百花洲》原计划夏季出刊的第四期整本登完《乌托邦祭》，然而夏季都过完了，仍无ㄧ点儿音讯。这份大型文学双月刊从1982年起，由邮局发行，固定为每期260页，发行量达十一二万份。
《百花洲》封存
10月下旬苏州有两个笔会。24日中午我上了京沪特快，遇女作家谌容和她夫婿范荣康——《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一个颇“自由化”的报人。他们招呼我坐下，一起聊《河殇》，还有另几位文人。须臾过天津，画家范曾上车，也凑过来。不料谌容拎他，说：
“范曾，那天你在南开大学说《河殇》反传统，正好，苏晓康在这儿。”
谌容就是这么个厉害的主儿。闹了范曾一个大红脸，他赶紧解释了几句。谁知范荣康从一旁又垫了一句：
“你写一篇东西来，我给你发表，怎么样？”
果然后来范曾有小文一篇在《人民日报》刊出，很夸张地拿我比附明末大儒顾炎武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那天在南开大学谈《河殇》“有个大错”的，是杨振宁；不过杨也说了“范曾教授对这个电视片的看法，跟我不谋而合。”杨主要是在三个“传统象征”上——龙、长城、黄河，对我们的诠释感觉不舒服。我也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海外华人对文化符号，比我们更为敏感。
我们都是苏州小说家陆文夫的客人，也来了王蒙等一群更大牌的小说家，谈文学、品美食，第二天大家还去了一趟昆山。两天后，我迁到苏州玉壶楼参加另一个笔会：苏州报告文学“登月”笔会，主办者是苏州大学，来了二十多位报告文学作家、刊物主编、编辑、记者。
《百花洲》的洪亮也来了，而且带来坏消息：第四期《百花洲》已经印出来，但全压在仓库里，不准发行。他说，下达扣押命令的人，正是这桩文案的最高指挥者——江西省出版局副局长桂晓风。整个杂志社和江西文坛，都不知道原因究竟在哪里？以《中国的眸子》震撼文坛、性格刚直的江西报告文学作家胡平，拉着蓝力生、洪亮，去找那位副局长论理，直言“扣押《乌托邦祭》，将在全国文坛产生恶劣影响”，但桂晓风嗫嗫嚅嚅，坚称这篇报告文学题材敏感，内容涉及全部中央领导人，必须慎重，暂缓发行。
这事在会议上成为热议。胡平脾气又来了，当即拨通桂晓风电话，让我直接跟他说话，我说桂晓风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跟他吵了一架。此君乃当时中共催肥“干部知识化”的货色，出身、学历样样具备，只缺心肝儿肺，所以无师自通官场“潜规则”，又深知“左”总比右好。据说底蕴在于，他八八年升迁在即，不愿承担风险。果然“六四”后他升任正局长，人皆猜度，那正是扣押《乌托邦祭》的功劳成全了他；两年后他被擢为全国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直升北京做官去了，恰也证实此点。《乌托邦祭》，竟遭遇了一个“优秀的出版检查官”，于我是完全逆料的。
为了这事，大家仍然七嘴八舌。《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分析，自“清污”、“反自由化”以来，文艺政策日益紧缩，尤其刘宾雁被开除党籍，报告文学处境日渐险狭，《乌托邦祭》此刻出笼，将犹如投下一块巨石，势必导致新的紧缩。《世界大串联》作者之一张胜友直言：“晓康，《河殇》热正在兴头上呢，你打算再掀起另一场“庐山会议”风波？恐怕你难以过关啰！”
《新观察》流产
回到北京我便另作计划。恰好罗时叙从庐山赶来，我们不信这爆炸性作品无人问津。在苏州时，我在陆文夫办的笔会上遇到天津小说家蒋子龙，他刚接办《天津文学》，就曾允诺我安排在他那里连载《乌托邦祭》。
罗时叙来北京时，恰巧我认识不久的香港贸发局驻京代表罗海星夫妇请吃饭，罗太太周蜜蜜是作家，对香港出版界很熟，我就带罗时叙同去赴宴，顺便跟他们商议在香港出版《乌托邦祭》的可能性。
南昌那厢，《百花洲》编辑部蓝力生、洪亮他们，也在悄悄的做抢救打算，从仓库里取出几十本第四期，分寄给巴金、夏衍、冰心等文坛耆老、重量级作家，以及《文汇报》等知名媒体。北京的文化圈子里，一时都在谈彭德怀和“庐山会议”；再加上《河殇》引发的轰动效应，特别是开封“刘少奇死难处”那段现场影音的悲情冲击，毛泽东的画皮竟一下子被剥得很惨。
不几日，作家出版社编辑关正文和《报告文学》杂志编辑刘小雁来找我，说冯牧愿做《乌托邦祭》这本书的终审，以此为它打开出版途径。冯牧是全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主编，以他的权威，去冲击出版检查部门的查封，究竟如何，当时亦难见分晓。不过，我跟罗时叙也顾不得许多，又再修订一遍书稿，搞了一个通宵。然后，他就回庐山了。
当时，我已身处风暴眼，却浑然不觉。金观涛刘青峰夫妇，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中途回北京，急着说服我与夏骏再合作，拍一部《河殇》续集。见我面有难色，金观涛说，《河殇》引起很大争议，全在未能说透“五四”以来的近现代史，你有责任把它再说一说，向观众才好有个交代嘛！那厢中央电视台台台长黄惠群也约我吃饭，要谈的是同一件事情。我后来自是接了这单任务，虽然李泽厚闻讯后对我说：“这回可不比《河殇》，众目睽睽之下，怕是难以为继啰。”
到了深秋之际，《乌托邦祭》的出版仍无着落。有一天戈扬忽然打电话给我：“晓康，你赶快给我弄一个十万字以内的压缩本，我用一期《新观察》推出。”我连夜就做，知道老太太乃是京中一豪杰，不畏强梁的人物。
《新观察》是半月刊，月初、月中各一本。我虽诸事缠身，整日头绪纷乱，却巴巴儿地等著下一个出刊日。记得一个黄昏，我挣脱一个什么会议，就跑到一家街头报刊亭，买了一本《新观察》，翻开一看，连影子也没有。跑回家给编辑部打电话，没人接。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沙滩文联大院，在《新观察》那栋小楼上，堵住编辑部主任郑仲兵。老郑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一把拉我进去坐下：
“咳！老太太都躲着你呀。我跟你说，版都做好了，在开机印刷前一分钟，老太太给鲍彤拨了一个电话。鲍彤说，这个苏晓康，麻烦惹得还不够呀？一个《河殇》，已经叫我们焦头烂额，你再把这个庐山会议捅出来，我们可没法保护他啦！”
到此，出版渠道基本堵死。
湖南韶山冲滴水洞
一九八九年元月，我跟夏骏再次合作，给中央电视台制作《河殇》续集《五四》，在春雪江南之际，依次拜谒安庆陈独秀墓、绩溪胡适故居、绍兴蔡元培故居，然后驱车西行去湖南。我们要拍摄“五四”巨灵、革命枭雄的遗址。那年去韶山，真不虚此行：我们竟打听出一个神秘的去处。
‘上屋场故居西边的山峦中，有一滴水洞，即毛泽东1966年夏天从武昌给江青那封著名的信中所说的那个“西方的一个山洞”。那是毛泽东在韶山的一座行宫。从韶山这边去要绕好几个道，然后走上一条极不引人注意的土路，七拐八拐，在一条山冲的尽头掩藏着这座极为豪华的别墅。过去这个地方是连韶山的乡亲们都浑然不知的。
滴水洞又名龙虎山。紧靠岩壁的一溜建筑物同庐山庐林一号别墅风格相似，都有宽大的回廊，明亮的大窗户。主人的房间有六大间，分别按会客室、办公室、卧室布置成完全相同的两套，不知是何缘故。办公室里照例配备着毛泽东喜欢的宽大躺椅。……——〈世纪末回眸〉’
这个“山洞”，或可说是掀起“文革”妖风的那个巢穴，高华考证毛泽东文革前夕“失踪九个月”，即一度在此洞中筹画文革。此洞的来由，据说是1959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回到韶山，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毛吩咐周小舟为他在家乡“修几间茅屋”。但周小舟未及施工，便在庐山会议上遭殃。第二年，接任的张平化于大饥荒岁月中抽调专人专款，集中施工，称为“二O三工程”，把滴水洞围成禁区。后来毛又授意增添防原子弹设施，按防八级地震建造。其后又调来部队，在别墅后面修建了长100米的防空洞。洞的一侧有防震室、指挥室等军事设施。滴水洞的造价是天文数字，而毛一共只住过十一天。1989年我们参观这个滴水洞时，还有一个小发现，我也写在〈世纪末回眸〉里：
‘在那滴水洞我还看到这样一首带有奇里斯玛时代痕迹的留言诗：
韶乐已停尚有村，
群林始染吊英魂；
巍然勋业兼文采，
功过千秋有定论。
1989年中国尚在“毛神话”余晖中，我甚至不便直接写出此诗出自谁人。如今经过二十多年，回头去查采访笔记，原来落款是胡绳，日期为1983年11月14日。这是有针对性的，因为邓小平1981年搞了一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定性文革为“内乱”、毛泽东犯有“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错误。
我的笔记里还录了另外几则“留言”，如薄一波、熊复等，皆口号型的，略去；倒是邓力群留的八个字，简洁而情感难抑：
音容宛在，伟业永存
这才是一群原汤原味的“毛派”。（参见《韶山冲的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https://www.facebook.com/841628330/posts/10160203352338331/?）
上海武康路113号
照我在剧本里的设计，这次我们要好生说说“文革”这档子事，去捕捉留在历史中不肯泯灭的那些镜头，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女生们活活打死校长卞仲耘、老舍跳太平湖、傅雷和邓拓的自杀；而我最神往的，是去上海采访硕果仅存的巴金，听他谈“为什么文革把人变成兽”、谈“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
1988年岁尾，《五四》摄制组离开安徽绩溪，经甯国、广德、宜兴、无锡、苏州，深夜抵达上海。12月29日晚上，上海《文汇》月刊报告文学编辑嵇伟，陪我赴武康路113号巴金寓所。事先我已托她，通过《收获》主编、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探试，可否采访老人。李小林后来通知她，巴老听说是《乌托邦祭》的作者求见，就答应了。我们进寓所，李小林不在，是巴金的儿子李小棠应门，他领我们走进一间很宽敞的客厅，巴老坐在一张轮椅上。我向他请求电视采访谈“文革”，他答应了，但他却问我《乌托邦祭》怎么写的？然后他看着我，反复说一句话：
“要看老百姓怎么想，要看他们愿意怎么样。”
我当时没听懂他这话的意思，所以也没回应。事后，时间隔得越久，这句话的意思越清晰。老人的苍凉、深刻，竟是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中华民族的命运，只能由大多数老百姓来选择，即使所谓“民主”，也不过如此。如果大家选择遗忘、忍受、苟且，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中华大事件March24
1936年，32岁巴金邀请19岁女粉丝到自己家做客，女粉欣然赴约。谁知，半晌后她却哭着跑出来，巴金在后面紧追不舍：等你长大了，我会对你负责……
那时，巴金正凭借小说《家》声名鹊起。他在《家》里描绘的对爱和理想的追求，让无数年轻人狂热不已。
女孩萧珊，便是其中之一。
与其他读者不同的是，萧珊敢想敢做，第一次给巴金写信，就附上了自己的照片，上面写着：
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
与众不同的来信让巴金兴趣盎然，很认真地读完了信件，并第一时间写了回信。
从这以后，萧珊就成为了众多读者中最特殊的存在。
两人通过信件，你来我往，以文会友，聊得特别投机。
半年后，萧珊主动发出邀约，想和巴金见面。
为了避免到时候巴金认错人，她又放了一张最近的照片，并写明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面对如此热烈而真诚的萧珊，一向不喜社交的巴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答应了赴约。
见面那天，萧珊很兴奋，叽叽喳喳地一路从家庭聊到学习，从生活谈到理想，毫无保留。
原本不善言辞的巴金，在萧珊的带动下，也打开了心扉。
这一次见面以后，两人便从“笔友”成为了现实中的朋友，经常约著见面，关系也越发亲密起来。
那时候，萧珊很苦恼父亲对自己的管教太严格，总想着离家出走。
巴金得知后，连忙劝说阻止：“你还小，不知道这社会的复杂，离家出走太冒险了。”
13岁的年龄差，让巴金一直把萧珊当孩子看待，经常主动关系她的生活和学习。
可萧珊并不这样想，正值青春的她，对沉稳睿智的巴金十分仰慕，密切相处以后，更是被吸引得不可自拔。
她性子爽朗，察觉到自己情感的变化以后，也不藏着掖着，而是直接表达。
信件里，她毫不掩饰自己的爱恋；生活上，经常去巴金家串门，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因为自己从小的经历，巴金对于爱情是有些抗拒的，甚至一度准备独身到老。
萧珊的热情，让他很是无措。
为了打消萧珊的想法，巴金主动邀请她到自己家，准备好好和萧珊聊一聊。
哪料，这时候的萧珊正在被家里逼婚。他的父亲，想把她嫁给一个有钱人家的公子。
当她收到巴金的邀约时，特别开心，以为巴金终于被自己打动了，她也不用嫁给那个陌生人了。
然而，巴金听完萧珊的倾诉，却回答说：“这事还得你自己决定。”
萧珊愣住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满腔炙热，最后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答案。
她委屈不已，留下一句“你根本不懂我”，便哭着跑了出去。
从未见过萧珊这一面的巴金，一瞬间慌了神，连忙紧追出去解释。
“你现在年纪还小，如果考虑不成熟，会后悔终身的。等你将来长大了，也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的话，那我们就在一起。”
萧珊破涕而笑：“那你是想多了，我早就决定了，此生非你不嫁！”
这次交心以后，两人便正式交往了起来。
之后8年时间里，因为战乱，巴金和萧珊一路奔波，几经离散，感情也丝毫不变。
1944年，生活终于安稳下来的巴金，和萧珊走进了婚姻。
这一年，巴金40岁，萧珊27岁。
经过8年的执著与等待，如今终于相依相守，萧珊十分满足，把巴金当作命一般珍惜。
巴金也同样对萧珊爱得热烈，哪怕只有几天的分离，他都会给萧珊写信，诉说思念。
两人彼此陪伴，互相支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时刻。
每一次，他们都会笑着彼此鼓励：“坚持下去，坚持就是胜利！”
遗憾的是，在这条相守的路上，萧珊先坚持不下去了。
1972年，巴金还未从下放的干校回家，萧珊就卧病在床，起不来身了。
等到好不容易托关系进了医院，她又被查出是肠癌，并且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看着病床上憔悴的妻子，巴金心如刀割，寸步不离地守着萧珊，期待手术能够顺利。
不幸的是，萧珊在手术后只活了5天，就离开了人世。
巴金心如刀割，短短几天就白了头发。
在巴金心里，萧珊就是他的港湾，是他的灵魂，现在萧珊去了，他的心也空了。
朋友们看不下巴金的憔悴，劝他再找个老伴。
巴金想也不想断然拒绝，他的妻子，永远只有萧珊一个。
因为思念太深，他把萧珊的骨灰放在枕边整整33年，日夜期待着与妻子在梦里相见。
2005年，巴金去世，享年101岁。
离开时，他露出了温柔的笑容，这一次，他终于能和妻子见面了。
-
民国文人，大半都多情。
巴金先生一生只爱一人，爱一人便忠一生。
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专情其实并不难，只看自己如何选择！
资料参考：《世事如书，我只爱你这一句——巴金·萧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