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来，他主要是想要讨个说法，他也查到是哪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了他的太太。另外，他想要求发还被查封的财物。但这些都没有实现。母亲和我只是比较详尽地对他讲了我们知道的情况。但那时文革还在继续，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

十年文革结束，大概是在1979年或1980年，我忽然接到一封信，信上说“我和爸爸来北京了，想约你某月某日某时到北海公园后门见面”。我想了半天，想不出来是什么人，但总应该是认识我的人，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我也就不管别的，就按那个时间去了。

原来是这父女俩又来北京了，这一次他们还是想要落实政策。这时候整个大形势变了，文革结束，正在落实政策，我觉得自己能帮上点忙。当时他们在向统战部申诉，国家侨委也在帮他们说话。女孩的爸爸拿了他们写的申诉材料给我看，那时我写这类东西已经很有经验了，懂得给领导写呈文应该怎么写，写多长，用什么方式提要求，等等等等。我一看，就说这个写法不行，又帮他们重新写过，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得到消息，已经发还了他们的财产，给小女孩安排了工作，他爸爸也定居在北京。此后，我们也曾经有一些来往。

毛接见红卫兵后，全国的革命师生就开始了“大串联”。大串联，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无法想象到的事情，就是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免费乘坐火车，到全国各地去进行所谓“革命串联”，各地都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免费提供食物、住宿等。等于是白吃、白住，可以走全国，由此引发了一场人口大流动，这个大流动不是因为经济，纯粹是出于政治原因。像我这样的出身不好的人，出去串联是最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允许出去，而出去也要开一封介绍信，才能够被接待。

我的一个同学也属于出身不好，他找到我说，听说现在我们都可以去了。于是我俩就一块到清华附中革委会开了介绍信，一起南下。初步计划去苏州和上海。我母亲有一个老同学在苏州，我叫她张阿姨。我父亲也跟我说，你要到苏州可以替我去看看周瘦鹃，周先生是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我也很想认识他。我就怀揣着这些使命，同时怀揣着父亲给我的二十块钱南下了。一路上其实真的不需要什么钱，食宿都有接待，只是火车非常的恐怖，那时候火车挤到什么样？挤到连座位底下都睡人。我到上海看了我的舅舅。我也到了苏州。我妈妈的那位老同学，她的父亲叫张一麐，曾经是袁世凯的秘书，抗战时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早就过世了。我妈妈让我去看望的张阿姨，租住在苏州一位朋友的宅子里，地址是苏州富郎中巷10号。我找到此地，发现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封条，就问街边一个小女孩，这家人怎么了？这是不是叫顾乃文的家？

小女孩说“顾－乃－文？她－死－嘞！”我大吃一惊，马上改口说我不是找她，我是找他们家的房客。这时有一位邻居走过来，指引我顾家房客搬到了附近的什么地方去了。苏州人还是相当和善斯文的，如果在北京，你去打听这么一个事儿，立马会遭遇“小脚侦缉队”的盘问。但苏州人好像就没有这种习惯，政治气氛没有北京那么浓。我很快找到了阿姨。红卫兵抄她房东顾乃文的家，连带着把她家也给抄了。张阿姨的女儿跟我是发小，我也想看看这位小妹妹，但是没见到，她跟着学校学农去了。我和张阿姨相互诉说各自家里的情况，觉得她挺乐观的，我也挺放心，在她那吃了一餐饭就走了。

然后我就打听周瘦鹃，听说他也被抄家了，我没办法找到他，就放弃了找周瘦鹃的使命。后来才知道周先生不在了，是跳到他家花园的一口井里自杀的。我母亲和张阿姨一直有联系，又过了一段时间，到“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这应该是1968年了，联系突然断了。得到一个不太确切的消息，说她和她女儿都自杀了，但母亲始终不肯相信，她坚持认为，张阿姨自己没有什么历史问题，绝对不会死的。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若干年，母亲一直没有放弃要找她这位老同学的念头，有一天忽然想起，张阿姨在北京还有一个弟弟，这弟弟是从小送给了另一家人了。我们辗转托人打听，得知她弟弟也不在了，找到了张阿姨的弟媳妇。我跟这位老太太说，我是章某人的儿子，我妈妈是张阿姨的同学，老太太很平静地说，我还记得令堂，可惜你要找的张阿姨已经不在了。后来我又提张阿姨女儿的名字，我问她怎么样？老太太一下子就哭出声来了，说她把女儿也带走了。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老太太跟我讲，当时张阿姨全家的生活，就是靠她先生的工资，但是她先生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被囚禁起来了，工资也停发了，她家就断了生计。这位张阿姨是一位非常自尊的母亲，不能够忍受没有尊严的生活，所以她就带着女儿一起自杀了。

直到昨天我才听说，刚才讲到的清华园里那位蒙古公主，她后来在圆明园边上搭了一个窝棚，就像野人一样住下了，她的女儿给人打零工。后续具体情况还有待了解核实。

文革是1949年后由官方发动的一场最广泛的暴力运动，它不像以往什么镇反、肃反这一类的暴力（那种暴力还需要走一个形式上的司法程序），这次是全社会的、公开的、甚至算是合法的暴行，包括对公民生命、财产的任意侵犯和剥夺。

当然，这场暴行的规模，也不仅限于其发祥地北京，很快波及到全国各个地方，甚至到最基层的村镇。例如湖南道县发生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广西发生的大规模的屠杀、甚至吃人肉的事件。还有北京郊区的大兴和昌平，都发生了对所谓“四类分子”的屠杀。这些当然是比较极端的事件，但这种暴行在各地蔓延，全中国陷入一种疯狂的状态。属于精神病学上的“精神病流行”状态，全国变成了一个大疯人院。

在一个“互害体制”下，年轻人是最好利用的，他们正处在青春的叛逆期，对于任何压制他们青春冲动的环境，都会有本能的反叛。而文革的发动者恰恰利用了这一点，不仅利用了青年人躁动的情绪，也利用了人民群众对官僚体制的不满情绪，以此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来打倒政治对手以及所有想整肃的人，然后随时可以无情抛弃被利用过的人们。2012年我参加一个研讨会，主题是反思共和国第二代。我在会上有个发言，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发表时整理者加了一个标题：“我们是怎么被利用的，为什么会被利用？”

（章立凡口述，杨东晓记录）

《记忆》2016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