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清华园的状况非常混乱，使我感觉到相当不安全。

此前一天，就是23号开始抄家的那天，我们班有一位同学，他爸爸是老清华社会系的主任，后来社会系撤销了，没有他的专业了，他只好到图书馆去当馆长。这位同学看见其他老师家里被抄，就很担心，私下里跟我商量：怎么办？会不会到我们家来？我说：你提前把东西先藏起来呀。他就邀我到他家去，帮他藏东西。我到了他们家，帮他把家里的存折什么的，藏到镜框后面。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也很天真，以为这样可能就行了。

总之，我们当时还做了一点预防。

我回到母亲的住处，她说已经去打探过灯草胡同章宅，发现我父亲的住所大门敞开，门外有一群邻居窃窃私语，说“带走了，带走了”。但是带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事后我才知道，他和当地一些所谓的“牛鬼蛇神”，都被红卫兵带到了东安市场北侧的吉祥戏院。在那儿有一个“打人集会”，附近所有的“牛鬼蛇神”、“黑五类”，都送到那儿去挨打。大概过了一个月以后，我父亲对我讲，当时他周围的很多人，都被打得咽了气。父亲一直练气功，内功功力比较好，就运气顶着，我想这可能就是小说里那种“铁布衫”的功夫，但皮肉伤肯定是难免的。

后来他也被打得昏迷过去，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当地的片警，他对红卫兵说，这个人我们得带走，这个人你们要是打死了，我们不好向中央交代。

“红八月”里抄家这件事，实际上北京市公安局下达过一个文件，那就是警察系统要配合红卫兵。所以，各地区的街道，该抄谁家，其实是有名单的。红卫兵并不熟悉这些街道的情况，他们都是按名单来决定抄哪家，当然，也有一些是派出所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供的名单之外的，他们通过其他一些途径获知要抄哪一家。例如我家被抄，据说是因为当时我父亲的关系还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管局的一个员工对她的孩子说，有这么一家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然后他们一帮学生就去抄家了。

有位旅美女作家张辛欣，她当时还是一个小学生。在她的一本自传体小说里，唯一非虚构真名实姓的人物就是我父亲。小说中记述了学生们一起去抄我家的经过，她还特别提到一点，我父亲当时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宪法》的，《宪法》保护共和国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是有这一条的。当然这并不能阻止抄家。

文革中能够拿出《宪法》来讲理的人，我知道除了刘少奇这么做过，我还知道我父亲做得比刘少奇早。但不知是否还有其他人也这样做过。

“红八月”里，暴行每天都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发生。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谈谈我所知道的其他人家的情况。

刚才提到，母亲居住的那条胡同里，有好几位邻居被打死。其中有一位女士叫张洁凤，她跟我母亲很早就认识，也常有一些来往。张洁凤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遗孀，年龄并不大，不是司徒美堂的原配，据说原来她是老先生身边的一个使女，后来收房做太太了。老先生过世的时候，她还很年轻。司徒美堂先生是一位传奇的人物，当年孙中山先生到美洲去宣传革命，主要是得到了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支持，司徒美堂就是致公堂的大佬。中山先生也是美洲洪门致公堂的“红棍”（会党中的执法者）。当年美洲华侨踊跃地给革命党募捐，都是通过致公堂的组织和关系。

司徒美堂后来跟蒋先生闹翻了，他是支持中共的。1949年，他也被请回来参政议政，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人大常委）。他在1955年过世，当时周恩来、廖承志等都出席了他的葬礼。张洁凤享受着司徒美堂遗孀的待遇，她年纪还很轻，还是很想结婚，但是如果结婚了，她可能会丧失这个待遇。她就做了一个变通，她与云南的一位陈姓工程师，悄悄地在外地结了婚，还生了一个女儿。她把女儿带回北京来，对外说是抱养的。其实呢，我们知道内情的人都知道，这就是她的孩子。

这样就引起了人们对她的闲言碎语，说她作风不正派。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是有婚姻关系的。但她这种情况，在运动中间就很麻烦了。她跟同院的邻居关系很不好，这邻居是老先生生前的警卫员，对她家的事都门儿清，为了占她的房子，就去向红卫兵告密。红卫兵来抄家，把张洁凤吊在房梁上打。那时她的孩子还很小，只有四五岁。打到奄奄一息的时候，她哀告说，看在孩子面上你们饶了我吧，再打我就不行了。当时派出所的片警说了一句“革命怎能不流血？”红卫兵就继续打，结果把张洁凤打死了。打死以后，这小女孩就没有妈了，徘徊在街道上。有人可怜她，就给她点吃的。她每次见到我，都会叫“哥哥”，我心里很难过，我没有钱，也没有带吃的东西。

这样大概到了9月份，或者更晚一点的时候，我走在胡同里看见这么一幕：小女孩的爸爸来了，两人手里各拎着一个小包袱，从张洁凤家出来，沿着胡同往外走。有几个居委会干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脚侦缉队”，远远地跟着父女俩。小女孩儿不晓事，看见我就叫我“哥哥”，但是我不敢公然地回答她。点点头，不作声，也顺着同一方向走。拐出胡同东口的时候，后面小脚侦缉队还没跟上来，就有了说话的机会，我就对她爸爸说：“她妈妈是被打死的”。把我所知道的情况，简要地告诉女孩的父亲。这时也走到电车站了，后面的小脚侦缉队也跟上来了，我们不能再说话，目送他们上车走了。

第二年，他们又到北京来过，还找到我。那位陈工程师跟我谈起他得知出事的经过。抄家高潮中，大家都断了联系，也没有北京的消息了。幸亏司徒家族在北京有人，著名雕塑家司徒杰的夫人写信给他，说他的妻子出了大事了，他才赶到北京接走了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