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毛和“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直接领导文革。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把所有学校的“工作组”全部撤走。如前所述，在“工作组”控制学校的时候，卞仲耘已经被划成“四类”，已经在工作组主持的群众大会上被骂被打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既然这还被毛泽东叫做“冷冷清清”，那么，只有发动学生把校长老师打成残废或者打死，才是不“冷冷清清”，才能使他满意了。毛泽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要把前一阶段已经开始的相当残酷的“斗争”再次升级。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人前往北京大学，宣布北大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更进一层，8月5日，就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中共中央正式发文“撤销”刘少奇签发的关于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文件。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热烈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使用暴力攻击的中学。通过一连串的措施，对校园暴力的限制被统统撤销了。
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管学校。各校的学生开始免费乘车互相访问，当时称作“革命串连”。学校里首先发生的一个大变化，是校园里果树首先遭殃，苹果和梨那时还是青的，都红卫兵摘掉吃了，枝头的青柿子苦涩根本不能吃，也全部被打光。校园里充满破坏和恶毒的心理气氛。
红卫兵的组织纲领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根据家庭地位来确定年轻人的地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期建立的“文革委员会”就是由学校的最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现在，根据新的“对联”理论，这些人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卫兵的负责人，以及新的“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他们获得了三项巨大的特权：一是可以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混蛋”来“斗争”，二是不需要任何批准就可以“斗争”校长和教员，三是可以运用暴力攻击同学和老师。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1966年8月4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一些班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二（四）班开“斗争会”的时候，教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有45名学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父母的“罪行”，结束的时候，还必须连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同一天下午，一些红卫兵喊着“黑帮，不许动”，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几位学校负责人集中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有的拿着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有的拿着皮带，狠狠地抽打了他们，他们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卞仲耘回到家里，对丈夫说，打死一个象她那样的人，“就象打死一条狗”，她已经知道大祸临头，但是毫无办法。第二天她还是去了学校。事实上，这时候的北京，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也无处可逃，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8月5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一早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负责人，告诉他，他们在中学里人身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帮助。但是，给她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胡志涛在失望中回到师大女附中。当天下午，她多年的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伤。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几个小时里，当她遭到这样残酷的殴打和折磨的时候，她想了些什么。虽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围，她死在绝对的孤独之中。当她被打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暴行。当她快要死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边表示同情。她从来没有与这些打死她的人为敌，但是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在打她的时候毫不犹豫，在她被打死后也没有觉得任何后悔或羞愧。她孤立无援地死在学生的乱棒之下。从一个活人的世界上，她被无情无义地背叛了、抛弃了、牺牲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无论从处死的方式上，还是从处死的“理由”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绝对残酷。她的丈夫王晶尧，拿着医生在红卫兵虎视眈眈下写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她在那里被火化。
四、一个人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命运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据说，吴德告诉她们，人死了就死了，不要外传。这是北京第一次发生的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所以，吴德应该会将这一事件立即报告给他的上级，即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最高权力圈中，毛泽东、江青或者周恩来等人，一定会对这一死亡有所评论，或者，也可能听到之后什么都没说，不说什么也是一种表态。然而，关于卞仲耘的死，吴德怎么报告、上面如何回应，至今没有知情人说出任何有关情况。无人说出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说出这些情况会暴露文革领导人的残忍。但即使不在党内上层，从社会上看去，文革领导人的意向实际上也清清楚楚。卞仲耘被打死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有干部来到学校，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其实意思是说，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卞仲耘的死亡，丝毫没有使得文革的领导人觉得需要制止暴力迫害，相反，他们用了热情的词语和热烈的行动来支持发动红卫兵运动，把校园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卞仲耘被打死13天以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以后还有7次）。8月18日大会是一个花费前所未有的巨大人力财力举行的、全面发动和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大会。这一百万人的大会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全国实况转播，同时制成新闻记录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这次大会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最高潮。手持红色塑料皮《毛主席语录》的百万红卫兵，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走过天安门广场。一些红卫兵的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刚成为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以及总理周恩来等握手交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袖章上印有的“红卫兵”三个毛笔字，是这个中学的红卫兵从毛给以前发表的手迹中找出来凑到一起的。宋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广泛发行，也在电影记录片里被作了突出报道。《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立即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的谈话：毛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泽东说：“要武嘛。”
由于这段对话，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在8月18日的大会上，也首次公开了最高权力圈子的变动，刘少奇和邓小平从原来的第二、第七号人物，变为第八、第六号人物，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在8月18日大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宋彬彬和彭小蒙，一个来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在1966年7月26日晚上的北京大学的万人大会的主席台上，在江青等人的面前，彭小蒙用她腰间的铜头皮带打了刚失势的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所说的“要武嘛”，意义和影响就绝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的名字的评论。在8月18日大会后大规模升级。校园暴力和杀戮全面展开。中学校长卞仲耘遭受的灾祸，变成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命运。根据笔者所作的一项调查，在调查所及的115所学校中，其中有大中小学，有北京和外省的学校，有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所有这些学校在文革中全部都发生了红卫兵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无一例外。在这些学校中，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杀害的教职员工，有：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工作人员张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教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北京第52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邵庆玉，北京第六中学老校工徐霈田，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员喻瑞芬，北京景山中学的工友李锦坡，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的一名女语文老师（名字中有一“娴”字。），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中学（现名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语文老师陈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经被忘却的工友，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杨俊老师，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负责人梁光琪，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吴兴华，上海同济中学老师林修权，厦门第八中学物理教师黄组彬，广州第十七中学总务主任庞乘风，南京第二中学历史教师朱庆颐，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与其丈夫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西安第三十七中学语文教员王冷和王伯恭，西安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这个名单中未包括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人。
1966年的夏天，全中国的学校变成了刑讯室、监狱，甚至杀人场。大批老师被迫害致死。有人说，在文革中受迫害最深最严重的一种人，是中学老师。这是符合事实的。他们中有很高比例的人遭受了侮辱、殴打和折磨，有的象卞仲耘一样被打死，有的留下终身残疾，有的在饱受摧残后自戕。杀害这一批教育工作者的，是他们的学生。学生当中，当时高二和高三的学生年满18岁，其他四个年级的中学生还是未成年人。小学老师也被打死，而小学里年纪最大的学生只有13岁。文革领导人发动鼓励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打人杀人，鼓励他们变成杀人凶手，这不但残忍，而且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