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说，即使把陈小鲁道歉得到社会欢迎看做是一次“机会”，也不是不可以跟进。但不能说“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应该说“为此前一再错过道歉而道歉”，尤其要为2007年那一举动而道歉。1966和2007，这两个鲜红的记忆对人刺激太深，人们当时难以在纸媒上公开表达愤怒，今天群起质疑，只不过是压抑已久的反弹，宋彬彬及其团队应该有所预料？我为宋彬彬错过真正属于她的机会可惜，也为她的团队能这样抓住“机会”--按说智商不低，却如此低估1966、2007积压的民间愤懑而遗憾。

还有一些地方也同样令人不适，举例而言有其三：

一，毒打卞仲耘致死的直接肇事者究竟是谁？这一要害她和她的团队还是在回避。就目前所知的情况看，我相信宋彬彬并不是直接杀人犯，但以她当时担任的校文革职务，事发后曾专门为此向北京市委汇报，2002年起她和她的同伴还专此回国调查，已经查明并说出凶手所在的年级、甚至班级，不可能不知道直接肇事者是谁。要说她们对此事负有“领导责任”，这一责任就是尽快将真相公布于人，不能再拖了。48年来，她和她的同伴始终在回避，直至此次“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还是不说，这就难怪人们评论这一次不是“道歉”，而是给宋彬彬个人洗刷。究竟有何难言之隐？人们始终在猜疑，网络上出现了不止一个被猜疑者的名字，如果这些同学是被无端猜疑，她们也是受害者；如果她们确有其事，则应该有勇气指认。不说清真相，不仅是对苦主欠缺诚意，也是对无辜被牵连者不负责任。可以为自己洗刷，但也应该为无辜被牵连者辩诬，最有说服力的洗刷与辩诬只有一途：直面事实，说清真相。总不能只有受害者，没有施害者？至于施害者当时是否到追究法律刑责的年龄，那是另一回事。

我完全赞成徐友渔要求“国家道歉”，但也注意到宋彬彬团队立刻抓住这一正当呼声，来为她们自己的责任开脱。须知“国家道歉”与追问凶手并不矛盾，两者不能相互掩盖与抵消。这在战后以色列人全球追寻纳粹凶手、德国政府开庭审判柏林墙士兵开枪案，都有前例可循。而在今日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先有“民间追凶”，而“国家道歉”却迟迟未现，前者对后者呈倒逼态势，尚未知何日能实现。这也是当下中国的特殊国情，不应如此，却已然如此。我们当然不能放松对“国家道歉”的呼吁，但并无理由以此呼吁来转移甚至抵消民间追究命案真相的正当申诉。即使将来有一天实现了转型正义，人们终于看到什么叫“落实政策”，什么是“国家道歉”，鱼目不能混珠，但致死人命的真相、凶犯还是要追问，也一定会追问。现在人人都会说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这也是一个很可能鱼目混珠的问题。要害是看谁在说：如果是受害者说，那确实是宽恕，是容忍；如果是施害者说，那就不是宽恕，而是借宽恕而为凶手避罪，是残忍。宽恕与避罪，容忍与残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南非曼德拉与图图大主教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真相”置于“和解”前，没有真相，谈何和解？

二，“没有保护好校领导”？这句话可以从宋彬彬当时担任校文革副主任这一角度得到部分解释，但也激起人们反感，实属不当。这是上级对下级说的官话，不宜在这种场合说，更不能以学生身份说。也许她是习焉不察，我周围的老师、学生则普遍感觉刺目，相当不满。正常校园内是老师保护学生，只有文革反常，才会出现这样的颠倒：特殊学生手掌权柄，老师乃至“校领导”匍匐其下，需其“保护”。这件事的本质是学生打老师致死--践踏千古文明底线，而不是官僚科层制的责任伦理--“领导”要“保护好被领导”。宋彬彬如果对当年有足够反思，应该从学生对老师的谦卑角度说，而不是从“领导保护被领导”的居高临下角度说。实在要说，首先应该对1966年8月自己作为一个学生怎么会对“校领导”有“保护”之责，心存羞愧，而不能顺着这一“领导之责”向下说。这样居高临下的口气，她恐怕都已经无意识了，但人们联系2007年那一幕，却多少听出那一代人从历史深处飘过来的红色优越感，余音袅袅，五十年未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