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至2021年1月期间,焦虑和抑郁症的患病率达到35%以上。[37]以2.609亿成年人口计算,焦虑症或抑郁症患者人数在6500万(25%)到9100万(35%)之间。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抑郁症每年通常影响1600万成年人,约占总人口的6%,而且焦虑症常常伴随抑郁症。[38]这意味着三年的疫情导致了额外的4900万例抑郁或焦虑病例(使用低端数字25%进行计算)。据估计,患者愿意为抑郁症治疗支付的费用约占家庭收入的10%。[39]支付意愿是适当的衡量标准,因为它可以反映出让某人过上与没有发生过 COVID时一样好的生活所需的公平补偿的全部价值。结合2022年家庭收入中位数74,580美元,精神健康成本约为1.096万亿美元(4900万例病例乘以每年7,458美元的治疗费用乘以三年)。
教育。 GDP衡量的是经济体在各个时期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未在市场定价的服务(如公共教育)按其成本计入 GDP。在疫情期间,许多学校转向远程学习以满足社交距离要求。教师继续工作,因此他们对 GDP的贡献保持不变。
然而,事实证明,远程学习远不如传统的课堂学习有效。学生在标准化评估中的考试成绩在疫情期间下降,并且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2022年全国教育进步评估中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平均数学成绩分别比2019年的成绩低5分和8分。[40]平均阅读成绩全面下降了三分。这些教育损失意味着学生的教育落后了四分之一到四分之三学年。[41]按照每年8700亿美元的公立中小学支出计算,这相当于教育损失2180亿美元至6530亿美元。在计算损失时,我们将取最高和最低数字的平均值,即4350亿美元。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给美国带来了惊人的损失,无论是在人员伤亡还是经济方面。估计总损失达18.007万亿美元,这清楚地提醒我们这场全球卫生危机对美国造成的深远影响。通过了解和承认这些损失,我们可以为追究那些因疏忽或公开行动加剧疫情严重程度的人的责任奠定基础。
中国政府问责案例
委员会重点从两个方面评估中国共产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扮演的角色。第一,审查有关中国科学和运营环境的现有事实和证据。第二,审查 中共当局为掩盖真相而采取的行动。
科学与运营环境
经过仔细审查现有证据,本委员会认为,COVID-19疫情很可能源于中国武汉的一次研究相关事故。中国政府隐瞒了大部分相关记录,并阻碍了所有可信的国际调查病毒来源的努力,但现有证据有力地支持了一起与研究相关的事故。
尽管从理论上讲,COVID-19仍有可能通过野生动物传染,[42]或蔓延至湿货市场[43](溢出是指病毒在传播给人类之前起源于动物),尽管进行了四年的广泛测试,但这两种假设都没有证据基础。这些假设的支持者专注于早期病例的空间分析、从市场中出现的两种谱系的指控以及易感动物的存在。这些假设面临许多重大挑战。Worobey等人的科学论文[44]后来,两位不同作者的同行评议文章驳斥了市场起源的确凿证据,从统计上推翻了 Worobey等人的空间分析。[45]2024年最终发布的早期病例数据完全驳斥了双重溢出论,并表明病毒一次传播给人类就导致了此次大流行。[46]市场上从未发现任何受感染动物的证据。[47]这些动物通常的分销渠道和最终目的地的多个地方。[48]其他研究发现,在市场上发现的传播证据并未区分人类之间的超级传播事件和自然溢出。[49]基因和早期病例数据似乎表明,该病毒在与该市场相关的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在人类中传播。[50]
虽然从概念上讲,SARS-CoV-2病毒可能是自然产生的,[51]通过人类与野生动物接触而感染的病毒,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是通过蝙蝠或中间物种直接传播的。
逻辑和常识。导致 COVID-19大流行的病毒,正式名称为 SARS-CoV-2,于2019年秋季首次出现在中国武汉。这个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距离可能携带病毒的马蹄蝠的自然栖息地约一千英里。[52]距离通常与病毒外溢有关的中国南方热带地区很远。此外,武汉位于中国食用野生动物的人相对较少的地区,野生动物贸易也比中国其他地区少。
虽然武汉远离相关马蹄蝠的自然栖息地,也远离与2003年 SARS疫情有关的动物分销渠道,[53]不知何故,武汉成了该病毒出现的唯一城市,没有已知的独立传入。同时,该市是中国病毒学研究的主要中心,拥有多个病毒学和公共卫生机构,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WIV)。[54]
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世界上最大的 SARS样冠状病毒库,并在不达标准的安全条件下对这些病毒进行危险的研究。[55]这些新制造的病毒感染动物,包括人源化小鼠。?[56]尽管武汉病毒研究所自称是一个民事机构,[57]美国政府在2021年初表示,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共军方在出版物和秘密项目上有合作,包括实验室动物实验和冠状病毒实验。[58]中国以外的人很难对该研究所进行的实验有深入的了解,但我们知道,在2003年 SARS爆发后,武汉病毒研究所成为国际冠状病毒研究的焦点。[59]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和她的同事们通过基因工程改造了嵌合型SARS样冠状病毒,与从自然界中收集的病毒相比,这种冠状病毒在人源化小鼠体内的毒性有时更强。[60]生物安全二级(BSL-2)水平上开展了此类工作,[61]这比石正丽的前美国合作伙伴、病毒学家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在 BSL-3开展工作时使用的级别要低得多。[62]BSL-2严重不适合进行高风险的病毒实验。国际科学家的共识是,此类研究至少应在 BSL-3级别进行,最好在 BSL-4级别进行。
此外,SARS-CoV-2病毒具有独特的特征和属性,表明其起源与研究有关。在所有这些特征中,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可能最受关注。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从未在这种冠状病毒亚属(称为 sarbecoviruses)中见过。[63]研究发现,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是SARS-CoV-2致病机制的关键。[64]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种大流行病毒源自武汉的研究,当时科学家提议将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插入新型 SARS样冠状病毒中。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全记录存在缺陷。在疫情爆发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就存在大量安全规程不足的记录,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例如,2017年和2018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官员向国务院发送电报,警告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问题。这些电报被置之不理。这些电报很有先见之明,特别指出了该实验室在研究类似 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和人类感染方面的敏感性。[65]在美国政府另一次访问武汉期间,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一名官员了解到,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操作高防护等级 BSL-4实验室的经验,必须“从零开始学习一切”。[66]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博士于2019年3月在《生物安全与健康》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警告潜在的自然、意外和故意的生物威胁。他特别指出了实验室风险:
不遵守已批准的生物防护和生物安全规程可能会导致病原体意外或故意释放到环境中……[G]病原体的基因改造可能会扩大宿主范围并增加传播和毒力,从而导致新的流行病风险……[例如]合成的蝙蝠来源的 SARS样冠状病毒[其]获得了更强的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67]
2019年7月,武汉病毒研究所领导层警告称,他们正面临“紧迫问题”。[68]尽管存在生物安全问题[69]以及研究所松懈的安全规程,危险的病毒研究仍在继续进行。
美国国务院在2021年1月的一份情况说明书中指出,它“有理由相信”武汉病毒研究所内的几名科学家“在2019年秋季患病”。[70]
据报道,这些科学家表现出与新冠肺炎或常见季节性疾病一致的症状,尽管武汉病毒研究所领导层声称该所工作人员和学生中没有感染病例。[71]随后,美国新闻报道披露了有关三名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更多信息,据报道,他们在武汉公开爆发 COVID-19疫情之前就病倒了。[72]
2018年 DEFUSE提案与2019年 SARS-CoV-2病毒相符。2021年,在线研究网络 DRASTIC发布了与2018年3月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项名为 DEFUSE的研究项目拨款提案相关的关键文件的详细信息,该项目旨在以与后来被确定为 SARS-CoV-2的基因图谱极为相似的方式操纵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冠状病毒。[73]美国政府拒绝资助该提案,[74]该项目原本是纽约组织生态健康联盟、武汉病毒研究所、杜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和北卡罗来纳大学(UNC)的联合研究项目。美国知情权组织的研究人员于2023年12月获得的额外文件显示,DEFUSE提案的早期草案如何加强了其与 SARS-CoV-2的相关性。[75]值得注意的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研究员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在 DEFUSE提案的早期草案中向生态健康联盟负责人彼得•达斯扎克( Peter Daszak)评论道:“在中国,这些病毒可能在 BSL2下生长。如果美国研究人员知道这件事,他们可能会惊慌失措”。[76]令人怀疑的是,2020年2月,在 COVID-19爆发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该病毒的论文,却忽略了该病毒最重要、最新颖的特征:弗林蛋白酶切位点,[77]这使得病毒能够更有效地结合人体细胞并将其遗传物质释放到人体细胞中,从而使其更容易传播且更危险。[78]这尤其令人费解,因为石女士应该熟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因为她曾参与过 DEFUSE资助提案,并且之前发表过论文。[79]
尽管美国政府没有批准 DEFUSE提案,但研究人员为已经开始的工作寻求资金是一种常见做法。武汉病毒研究所不需要依赖美国政府的资金来独立开展这项危险的研究。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外国机构的参与,中国本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在 BSL-2级别)开展研究,风险管理限制有限。[80]
中国共产党的系统性掩盖
改变世界的七周。从2019年12月开始,中国官员有七周的时间可以表现出诚意并履行其国际承诺,以防止国内疫情演变为全球大流行。但他们始终选择不这样做。关键事实:
中国官员在2019年12月就知道这种新型病毒存在人际传播。
中共当局极力压制医务人员、记者和其他中国公民的言论,有时甚至监禁他们,因为他们试图相互警告并向世界警示病毒的严重性。
中共当局从2019年12月27日起隐瞒了 SARS-CoV-2(病毒)的基因组序列。
中共当局向世界卫生组织(WHO)隐瞒了重要信息,包括该疾病的病毒类型、真实的感染人数以及已证实的人际传播情况,直到全世界都意识到他们无法控制疫情。
中共当局下令实验室销毁可能证明其有罪的证据。
中共当局向学术研究人员和科学家发出封口令,禁止他们分享有关该病毒的信息。
直到2020年1月11日,一名中国科学家无视官方命令,将基因组序列发布到网上,该基因组序列才得以公开。这一延迟使其他国家失去了立即开始开发检测、药物和疫苗的机会。
尽管有证据表明这种致命病毒可能无症状,但中国官员仍允许武汉和其他中国城市的国际航班继续飞行。这助长了病毒在全球的传播。
中国官员阻止了国际社会调查疫情起源的努力。
2019年12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SARS-CoV-2于2019年秋季开始在武汉传播。[81]中国多家医院的一线临床医生很快意识到“他们正在治疗的这种不寻常的肺炎很可能具有传染性。”[82]该医院的张莉医生后来写道,到12月底,“人际传播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83]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2021年3月21日的一次采访中承认,虽然“武汉的医生向当地医院报告了早期病例,但这些病例并未进入我们的[国家疾病报告]网络。”[84]事实上,在2019年12月确认疫情爆发的几个月前,武汉病毒研究所就改变了安全协议,订购了一台昂贵的新型空气焚烧炉[85]和通风系统,并在半夜神秘地关闭了22,000个蝙蝠病毒样本的在线数据库。[86]
大量报道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季受到感染。[87]根据2021年美国情报报告,该病毒最早于2019年11月在武汉首次传播。[88]其他数据显示,2019年早些时候就存在此类病例。[89]
然而,中共官方报道称,武汉第一例患者是在2019年12月1日确诊的。[90]后来他们把日期改成了12月8日。[91]根据《南华早报》2020年3月获得的中国政府文件,已发现9例2019年11月发生的病例,最早的病例发生在11月17日。[92]
在疫情暴发的关键初期,中国政府使用了强大的手段来控制和操纵有关病毒的信息。[93]从2019年12月1日开始,中国社交媒体上“非典”和“气喘”等词语的使用频率开始增多,到12月29日达到顶峰。[94]一天后,武汉地方当局向医疗机构发出“紧急通知”,禁止它们发布有关该疾病的“未经授权”的信息。[95]这项禁令很快就因社交媒体而失效。当地政府关于“类似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冠状病毒”的紧急通知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96]
在中国否认病毒人际传播的背景下,医务人员甚至因戴口罩而受到批评,导致不必要的死亡和进一步的传播。[97]最先尝试分享病毒信息的医生被警方拘留,并被迫承认“散布谣言”。[98]中国记者和活动人士也因试图向同胞和外界讲述武汉内部发生的事情而被监禁。[99]
中国民众讲述的故事与中共官方的说法截然不同。[100]中共隐瞒信息,发布虚假数据,[101]并拒绝分享有关医护人员的信息——这是了解传播模式和制定疫情控制策略的关键。[102]
12月24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从一名肺炎患者肺部采集了液体样本,并将其送至中国基因组学公司微创医疗进行检测。[103]大约在同一时间,当地医生将武汉周边医院的至少8名其他患者样本发送给了多家中国基因组学公司,包括华大基因集团。[104]武汉两医院中国医护人员疑似感染病毒性肺炎被隔离[105]12月25日,这为人际传播提供了更多证据。[106]12月27日,Vision Medicals通过电话向医院和中国疾控中心报告了近乎完整的基因组序列分析结果。该序列还与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共享,该研究所与中国人民解放军(PLA)有联系,[107]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该病毒为蝙蝠来源的 SARS样冠状病毒,同源性很高。[108]于12月29日完成新冠病毒基因组测序。[109]实验室检测结果全部指向类似 SARS的病毒。到12月27日,北京在 Vision Medicals测序该病毒后意识到了该病毒的严重性[110]随后是BGI。[111]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令商业实验室销毁或交出病毒样本,并下令研究结果只有在获得官方批准后才能发表。[112]卫生委员会有关部门已被派往扣押Vision Medicals的样本。12月27日晚10点左右,武汉市肺部感染定点医院院长金银潭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核对了 SARS-CoV-2序列,证实其与 SARS同源,可能具有危险性。[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