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辑团队内部进行了各种原因排查后，他们修改了图书标题，以迎合中国大陆当下鼓励女性生育的政策导向。不出意外，这一次该书获得了出版许可。但李佳明坦言，修改后的标题与书的实质内容毫无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读者会觉得有些书的标题莫名其妙，过审，一切都是为了过审。”

2022年7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的新书《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出版，引发极大关注。谈及这本书的写作初衷，罗新曾在多个采访中强调，他想关注历史中的小人物、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而不想再将笔墨过多的停留在帝王身上。

但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豆瓣上很多读者对于他提及的“关注小人物”提出了质疑，原因是，细读这本书不难发现，标题中的北魏宫女鲜少出场，作者更多着墨于北魏王室的血腥杀戮，父子、君臣及王室诸多成员之间为了权势的互相倾轧。整本书的笔调暴力且残酷，揭示了在不受控制的权力面前，中国古代王朝倚仗的儒家思想及其所提倡的“仁、恕、诚、孝”荡然无存。

“这是否又是在影射什么？”有读者提问。

在表达不自由的世界，“影射”成为了读者寻求思想自洽的一种途径。

在刘苏里看来，联想是读者在阅读时的一种本能反应，但不能预设作者写作的初衷就是为了影射。“坏的东西本质就是坏的，放在哪里都是坏的。不能认为一个东西放在别的地方是坏的，放在你这里就会变成好的。这两者之间的唯一差别就是，一个制度放在别的地方可以被批评、可以被唾弃，但放在你这里，却不能被批评。”

刘苏里认为，图书的本质是对事物进行的研究，其任务就是揭示事物复杂的面向、内在的机理和逻辑，给与之前没有观察到这些面向的读者以启发和引导。“好的作品就是研究这些东西的，而不是歌功颂德的”。

但这也对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困难时期，守住底线，争取出更多的好书，不只是读者的需要，更是一个文明国家的需要。这就是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如果这一点没有做好，没什么可说的，就是知识阶层的失职，不能将责任全部推到时代身上。历史上有很多黑暗时代，很多人选择站出来说话，因此被关进了监狱，甚至被绞死、被烧死。虽然现在不能这样要求中国的知识阶层，但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责无旁贷。”刘苏里直言。

在徐明生记忆中，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光时刻发生在2012年及以前。在那个时候，任志强还能出资租赁场地，请朱学勤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公开讨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并探讨革命与中国的开放社会等话题。

如今，朱学勤已不被允许出书及公开发表意见。2020年4月，任志强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司法机关判处了18年有期徒刑。但相对于他被指控的罪名，外界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他对中国国家领导人及相关政策的公开批评而引发的政治报复。

“通过阅读获得解放”

“由于政府开始进行动员，并要求公众遵循国家支持的制度和规范，人们逐渐在不同程度上与政府共谋，镇压了他们自己。”

杨·格罗斯《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

作为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学生，刘苏里曾被捕入狱，出狱后创办了万圣书园，它被公认为是中国大陆收纳了最全思想类图书的书店。

首次出入万圣书园的人均会被高悬于书架之上的“通过阅读获得解放”几个大字震撼到，这一大胆且极具政治意味的标语与当今中国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

对于如何定义“解放”，刘苏里解释说，一个人有了自我意识后，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解放，而解放在很大意义上是指思想不断觉醒的过程，即不断变得自由的过程。在他看来，与社会和文明的进化一样，人的进化也需要不断的破除禁忌。

但当禁忌不但没有被消除，相反还在不断发挥作用的时候，一个社会的文明及身处其中的人也会走向相反的方向。

“在大时代面前，个体太过渺小，只能被碾压”，但刘苏里同时指出，如果有更多人一起努力，也许会抵挡洪水滔天，甚至改变潮汐的方向。

事实上，有很多人确实在努力，只是没有成功。

豆瓣上流传着一份名为“有版权，但无法出版”的图书清单，其中包括理想国译丛的《人民的悲剧：俄国革命的历史1891-1924》《俄国革命史：1891-1991》《日瓦戈的孩子：俄国最后的知识分子》；甲骨文丛书的《浩劫之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斯大林：权利的悖论1878-1928》《伊万的战争：苏联红军的生与死1939-1945》《前朝旧人：俄国贵族的最后岁月》《崩塌：柏林墙的意外开放》《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宫廷》等；以及其他多家出版社包括《遥远的目击者：阿拉伯之春纪事》《列宁的坟墓：一座共产帝国的崩溃》等书在内的大量社科图书。

对于这些无法见到天日的书目，徐明生表示：“中国现有体制承袭苏联，从这个层面来说，他国即是我们的镜子。他们走过的路，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当然多是失败且反人类的，都能为我们打开一扇认知自己的窗户。但是很遗憾，现在，这些窗户都被关上了。”

作为图书编辑，周晓认为自己及很多图书出版行业的从业者都是有情怀的，但同时也坦承已越来越习惯于自我审查，并将其内化为了一种能力。

“我们清楚读者想要看什么书，但在中国，图书出版与其他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商品不同，供需关系并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相反，作为出版商，尤其是以盈利为目的民营出版公司，我们只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去迎合更多一般受众的需求”。

他曾做过一道算术题：一本拿到了版权但无法出版的书，会对出版社带来多大的损失？“大概十几万人民币，其中包括1至2万美金的版权费用，2万人民币左右的翻译费用，以及相应责任编辑大概两万左右的工资。”

周晓所在的出版公司已经上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选择余地被大幅缩小。出版可以盈利的书，以在资本市场对股东负责，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任务。

那么什么样的书安全且可以盈利？

“十年前，‘启蒙’是社会主流导向，现在，爱国生意如火如荼，就看你愿不愿意做了。”徐明生表示。

曾有相关部门向徐明生伸出橄榄枝，问他愿不愿意接下一项国家重大选题的图书编撰工作，并对他表示，这项工作的收入足以让他和他的团队在一年内赚得盆满钵满。但他拒绝了，“我还没堕落到那种地步”。

对当下这种导向，李佳明感到忧心忡忡，“国家并不想让大众接触更多有深度的图书，相反，却乐于见到大家被垃圾短视频包围，鼓励娱乐消费，希望更多的人醉生梦死。换句话说，思想混沌的群体更容易被控制与操控，这也是图书被消失后，作为受益方的国家最喜闻乐见的地方。”根据统计数据，美国人2022年的平均阅读数量为12.6本，中国在2021年的最新统计为4.67本。

在徐明生眼里，“资深”在图书出版行业并不是一个好词。“‘资深’意味着曾经经历过荣光的洗礼，也正是因为这样，太多的人容易沉溺于过去，变得期期艾艾。”

更为现实的选择是，同周晓一样，依托当下除“爱国”以外的市场需求去制定出版目标，“我经常逛小红书和抖音，想要了解年轻人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徐明生说。

但刘苏里选择不妥协、不迎合。

作为一家没有商业推广，纯靠口碑进行传播的书店，刘苏里对万圣书园颇有自信，“很多年轻人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这里，他们在这里体验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书店经历，然后他们就再也没走过。而即使这些年轻人走了，还会有新的人补充进来，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读者基础。”

荒诞的是，与万圣书园同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的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在官方公布的2019年至2021年图书馆借阅排行榜中，《毛泽东选集》连续三年位列榜首。清华大学新闻学院2022年开学典礼中，学院教授李彬直接表示毛选文章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

对此，吴清翔感慨：“现在的学生太可怜了，想要寻求思想的突破，却只能寄情于毛选。”

应受访者要求，吴清翔、周晓、李佳明、徐明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