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就有人从县上来我们家，对我妈说，你与我们局长成为老公老婆是地主于朝龙包办的，现在政府不承认，你就在这张离婚书上押个手印。我妈呆呆地一声不响地押了个手印。好像对父亲休妻早就预料到了一样，平静得很。只是在来人说要将我带回城里去时，我妈哭了起来，她低着头喃喃地说：带走我的宁子我就不想活了，我就死，我就死。县上的人见这样，也就没有说什么走了。我长大后就想，父亲可能根本就不想带我进城，这不只是他那时工作忙，更主要的他正在同他的“革命”同志恋爱，如果有我在身旁那不大煞风景。

我妈是在一九五八年饿死的。那时，父亲已经是邻县的县委书记，也就是一位七品父母官。由于我一直跟我妈生活在老家，父亲还不时叫人送点吃的东西给我们母子俩。但我从来没有发现我妈吃一口，就是在她因缺食品饿得快不行时，也绝不动父亲送来的食品。她最终同她母亲一样，也饿死在黄沙塘于家这个陌生的村子里。所不同的是，她母亲留下的是一个也快饿死的无依无靠的小女子，而她留下的则是有一个已有父母官的父亲的我。

3

父亲和高姨的故事，是那个年代最普通最平常的事情，可以说没有半点传奇色彩。刚解放那时，“革命”队伍的同志们，大都要按电脑程序一样完成人生的一件大事，这就是没有结过婚的要选美定亲，原来有结发夫妻的要按“革命”条件进行重新审查，能换的就尽量换。自古来，就将江山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革命”成功了，江山归同志们了，没有美人相伴也就违背了古训。何况“革命”队伍中美人多得很。高姨就是父亲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中的大美人。

高姨出生在大城市天津一个工厂主家庭，其父亲拥有当时天津较有名的纺织厂。高姨是这个资本家最小的女儿，受过很好的教育，是共和国首任总理夫妇的校友。也许正是南开的“革命”激情的影响，高姨在十八岁那年参加了南下部队来到了湖南，后来就同我父亲一样转到地方从事新政权的建设工作。在我父亲担任县委书记时，高姨就是这个县的妇联主任了。

父亲是在与我妈办完离婚手续不久与高姨结为“革命”夫妻的。起初是情窦初开的高姨爱上了年轻有为的县委书记的。她感到这个大她许多的男人，是那样优秀的。他出身赤贫，苦大仇深，经过“革命”的战争洗礼，那样具有“革命”的理想，有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就是他表现出来的粗鲁也应该视为“革命”者的粗犷和豪气。当父亲知道高姨爱上他时，更是欣喜若狂，立即请来了他的老首长，在他的老首长及其新夫人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组建了让多少人眼热的“革命”家庭。

我在我妈死后的第三天由村里人送到了父亲和高姨家。我妈死了，村里人没有通知我父亲。村里人说，他已经将她休掉了。这么多年他又从来没有回来过，现在又当了那么大的官，还是不要告诉他了吧。于是，我这个孝子作为唯一的亲人，在大家的帮助下将我妈埋葬在她母亲的坟墓旁。但对只有十二岁的我以后如何生活，被饥饿折磨的村里人却一致认为，应该将我送到城里面去。他们说：当了官不要老婆自古以来多着呢，就是做了皇帝也会要儿子的。于是，我和两位算是本家的村里人来到父亲任职的那个县，好不容易找到了县委大院，站岗的却不放我们进去，说先要通报。村里人就说，你告诉他，他原来的老婆死了，我们给他送儿子来了。过了一会父亲的秘书就来了，将我们接到父亲的办公室。父亲很有教养地拉了一下村里人的手，并习惯地将手伸向了我。见我害怕一个劲往后退，父亲就用他那双大手抚摸了一下我的头说，“宁子，几年不见长这么高了，有十二岁吧。”村里人的诉说我妈死了，孩子太小，不是村里人不愿意抚养，而是怕跟着学坏。父亲先是有一些吃惊，然后中气不足地说：死了就没有办法了，宁子是我的儿子，就放在我这里吧。之后就叫秘书陪村里人去食堂吃饭。

这是父亲为官后第一次请村里人吃饭。特别是在那个充满饥饿的年代，请人吃饭是给人很大面子的。这种事对于家村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刚解放后不久，父亲在县城当官后，村里有人来找过他。有的为了找个工作，也有为了各种难事来请求帮助。父亲都拒绝了。只要有人提出此类要求，他就会说，“你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是我的，我想怎样就怎样。想参加‘革命’，不要说好听的，原先为何只知道在家抱老婆过日子，为什么不像我一样提着脑袋参加游击队？！”慢慢地，就没有人再找他了。这些事让还不是我父亲爱人的高姨知道了，她以无比崇拜的心情写成了文章，在报上说父亲“革命”性和原则性很强，不利用职权为亲友谋福利。我想，父亲看后会在心里说，“妈巴子的，狗屁亲友，老子落难时谁都欺负我这个孤儿。”然后就会黯然神伤地沉默好一会。对父亲十分明显可以说还有点仇恨的回避，村里人是明白的。也许对原先欺负过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感到内疚和后悔，慢慢地村里人就不再找他了，大家闲谈时也尽量不提他，好像他与于家村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与外村人提起父亲时，那种自豪感就特别明显。这一次，村里人因送我而享受了这难得的一餐，那兴奋之情可想而知。只是让他们感到遗憾的是，父亲没有同他们坐在一起共进午餐。

村里人吃完多日不见的白米饭，心满意足地走了。我坐在父亲的办公室不敢直视这个陌生却十分想念的父亲。父亲用电话叫来了一位女人。他们低声地谈论着什么，父亲是同她用官话加家乡的土话说的，从我能听到的，他妈饿死了，送他到寄宿学校等片言只语中，我知道他们在谈论我。最后，那女的说：“他终究是你儿子啊，就让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吧。”说完就走到我身旁，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宁子，我们回家，好吗。”我看着父亲，只见他眼含着热泪，用感激的声音对我说：“还不快叫妈。”见我没有开口，那女人就说，“就叫高姨吧，好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姨。看惯了村妇的我，简直没有办法形容她的美丽和气质。那时的高姨，已经同父亲为“革命”制造了两个“革命接班人”，这就是我四岁的大弟高兵和二岁多的二弟高阳。她作为少妇区别于少女的只是那本来圆滚的胸脯和臀部更加圆滚，更加鲜嫩。她的笑是那样灿烂，好看的红晕印着两个令人心醉的酒涡。她全身上下，一举一动都体现出知识女性的矜持和圣洁，善良而贤慧，且充满了温情。当然，这些形容词都是我现在想出来的。当时，我只觉得她好像我们村里供着的观音菩萨一样，高高在上，让人仰视，让人崇拜。更准确地说，我真有点忌妒这个在村里广为流传其劣迹的父亲，不知他前世修了什么福气，竟能占有高姨这样的女人。我多么为刚死去了的我妈抱不平。

特别重要的是，高姨不只是父亲因“革命”而获得的一个美女。在一定程度上，高姨还是父亲“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甚至可以说，如果父亲是在游击队转战城乡中成为一位“革命”战士的话，那么，在“革命”成功并掌握了政权后，是高姨用她完美的行为将他培养成为共产党的一位优秀地方领导人的。

高姨是个美丽而有教养的女人，但更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富有理想的“革命”者。在她的心目中，父亲也是一个有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革命”战士。她之所以愿意为父亲献出宝贵的青春和美丽，因为她将父亲当成了“革命”战士的化身。她是共产党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女性，她对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是那样的坚信不疑，她心地纯洁，真心实意地为共产党的每一个英明决策而欢呼。她充满爱心，热爱“革命”队伍的战友们。作为妻子、作为母亲，高姨对自己的亲人们倾注了满腔热情。当然，这些亲人也应该是“革命”者或者将来是“革命”者，而像高姨的父亲那样的资本家虽然也是亲人，却只能体验那种与亲情和爱心完全相反的东西。

高姨的父亲来投奔高姨是在我投奔我父亲几年后的春天。准确地说，应该是六零年春天的故事了。高姨的父亲是在公私合营之时失去他心爱的工厂的，当然这绝对不能与我父亲在赌博中失去土地和房子相提并论。我父亲和高姨这些“革命”者，通过一种叫赎卖的办法剥夺了像高姨父亲那样的剥削者，其目的就是要将这些剥削者变成劳动者。那时候，高姨的父亲是不能再掌握工厂的经营管理权了，因为“革命”者认为，像高姨的父亲这样的剥削者，只有同工人们一起用铁器敲打铁钉才算劳动。于是，这位年过花甲、长期以管人和经营为生活内容的剥削者，想到了他同是“革命”者的女儿和已在“革命”队伍中当了官的女婿。于是，他在没有征得女儿女婿同意的情况下，就从那遥远的都市般的天津城，南下来到我们这座小县城。于是，就有他那从小丧父逝母的、现已掌握了政权成为了当地百姓的父母官的女婿，出于内心的热烈欢迎。于是，也就有了他那快十年不见、现也成为了“革命”者的女儿，大义灭亲之举。

准确说来，高姨之举也不是什么大义灭亲。她看着她的父亲在我父亲欢天喜地的陪同下来到家里时，先是有点吃惊，然后连忙关上门动员那满怀希望的老人回到工厂去劳动。“爸，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政府是收走了你的工厂，要你劳动，这是在挽救你。你过去靠剥削工人发家，那些财富本来就是工人们的，现在政府只不过代表工人拿回他们自己的东西。何况，你对政府不满就到我这里来，我这里不就变成了剥削者的避难所了。我和我爱人都是共产党员，还是领导干部，我们能这样做吗？你住在我这里，会影响我爱人进步的。爸，不是女儿不孝，而是你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等你改造好了，我一定接你养老。”那很有教养和风度的老人，听到这些话什么都没有说。他艰难地弯下腰，提起那个还没有打开的包。他的眼角有一点潮湿，也许是风将沙子吹进他那已显昏暗的眼睛。他小心地用那很好看的手帕蒙了一会眼睛，头也没回地踏上了北归之路。正计划如何孝敬这远道而来的岳父大人的我父亲，也被爱人的话惊醒了。他多么佩服爱人的思想觉悟和及时的决定。从此以后，我再没有看见那可敬又可怜的老人。他也没有再与他那女儿女婿通任何消息。据说，前些年，我二弟也就是高姨生的第二个儿子高阳，到过天津，见到了已有九十高龄的外公。老人曾问过这个一身名牌、出手大方的外孙开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如何在短短几年积累了这么多钱。当老人知道我二弟的公司除了倒卖政府批文外什么产品也不生产时，他惊讶中还有点气愤地说：“原来你们就是这样‘革命’的。”不用说，这里的你们，肯定是指他那已黄泉做鬼的女儿和还在阳世为官的原女婿。

但是，我并不认为高姨真正理解了我父亲，特别是我父亲这些为生存而参加“革命”的人所具有的理想世界。的确，父亲常说的一句名言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了‘革命’，什么都可以不要，甚至生命。”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这好像有点口号式的话，我还是相信父亲说的话是真的，是出于内心的。与那些有意识地为穷苦大众的解放而牺牲小家的党的领袖们不同的是，像父亲这些被“革命”领袖分析过的流氓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最大的原因是有了生存的机会和复仇的希望。我曾经这样假设过，如果在游击队时代，遇到了不离开了游击队就只有死的选择的话，父亲十有八九会选择生，因为他参加游击队本身就是为了生存。正是针对这一点，“革命”队伍的领导者们就要给这些战士们灌输除了生存之外的理想和道德观。他们告诉自己的部属们，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只有战胜敌人才可最终获得生存的权力。胜利了就会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房子和女人。投降或逃跑是没有好下场的。“革命”成功后，是那能主宰他人生命的权力，才让父亲们真切地体会到“革命”的崇高和神圣。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革命”政权失去了，或者因自己的错误离开了这个掌握政权的“革命”队伍，那就意味着失去已经拥有的一切。所以，他们有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生命的豪言壮语。也就是说，是生存的需要和共同的既得利益使父亲们具有为维护“革命”事业而奋不顾身的勇气和精神力量。高姨是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一点的，就是认识到了，她也决不会承认这种让人痛苦的结论。

高姨和父亲对待“革命”理想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同的，这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了。当父亲从受人敬仰的地区专员、高姨从地区党委宣传部长成为“革命”群众专政的对象时，父亲能够很快地适应了“低头认罪”的大气候，他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向代表“革命”和正义的红卫兵及所有的造反派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一次又一次地痛改前非的表示，让自己一次又一次逃过了皮肉之苦。而高姨则不同了，她永远坚信自己“革命”理想崇高而神圣不可侵犯，就是被打断了肋骨也不愿意向造反派承认任何有关“革命”原则问题的错误。于是，她这个资本家的臭小姐被关进了牛栏，关进了父亲“革命”前住过的那种吞没人意志的地方。高姨是坚强的，是勇敢的，始终不渝坚信共产党是会还她清白的。

然而，高姨最终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天。当红卫兵将父亲的认罪书和与死不认罪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现行反“革命”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书，放在高姨面前时，高姨那漂亮的面孔被伤感和愤怒所扭曲。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不相信十多年来崇拜而献身的“革命”者竟这样否定了“革命”的原则，她不敢想像那样爱着自己的爱人就这样将她出卖了。她从一个“革命”斗士很快变成了就像我妈押离婚手印时一样的村妇。她神经质地反复读着那两份材料，终于流下了就是惨遭毒打也没有流下的泪。她喃喃地自语：“怎会是这样呢？怎会是这样呢？”几天后，她找机会投河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