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行各业的停摆也让国民生活陷入极大困境。没有供给或供给极少，导致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必需服务短缺，物价飞涨。而由政府配给的食物等必需品分配不公不均。公务员尤其警察等强制力机构人员配给品中时鲜果蔬齐全，平民只能十元买到一根萝卜、一颗白菜、两颗土豆等共三样菜品组成的“爱心菜”包裹且时常断货。[13]
还有，据一些市民说，在配送“爱心菜”时往往选择性配送给所谓“重点人群”，更多人则收不到配给。官方声称是送给贫困户和低保户，但有市民说被优先供应的人反而都住在条件较好的小区。在配送时官方电视台跟随拍摄，却根本不拍没有得到配给的地区。此外还存在配送效率低下、在“最后一百米”配给困难的情形。
全国各地大批滞留于外地、需要被隔离14天甚至更久的民众，需要自行承担巨额的隔离费用，如住在酒店每天需要支付数百甚至上千元，对于本就没了收入的民众是雪上加霜。有些住了几天住不起的只好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因为保安不允许躺下，只能坐着睡）。[14]
而在高强度隔离下，老弱病残等极度弱势群体面临着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的困境。对此政府所做甚微，这些弱势者处于坐等死亡的状态。不许出门也使得家庭暴力激增，且家暴受害者无法像平常那样逃离和求助，导致许多家暴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如同生活在囚牢。[15]
发生在湖北黄冈的脑瘫患儿饥饿致死事件，就反映了中共当局粗暴的防疫与隔离政策对弱势群体的伤害。脑瘫患儿鄢成的父亲因疑似感染新冠被送入机构收治，鄢成被托付给亲属及村委会照料。但是几天后鄢成就因病去世。[16]有舆论指责地方政府及社会福利机构没有尽到对弱势群体的照顾责任。
这些悲惨情形，有些是中共的专制体制下畸形的防疫政策直接造成的，有些是中共当局纵容民粹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导致的，总之都是中共当局罔顾基本人权、剥夺公民生存权的例证，也是中共治下社会不公、人分三六九等的体现。
正如纽约时报所说，“中国应对疫情的努力，是以民众生计和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即使对于那些可以重复中国模式的国家来说，也不得不考量，这种治疗手段是否比疾病本身更糟糕。”“一刀切”和过于严酷的管控手段，极大的损害了数亿国民的生计。经济社会活动被强迫全面停止，导致上亿国民失业、破产，继而制造了大量负债者、生活无着的贫民。而事实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未实行如中国这样的抗疫“休克疗法”，而是允许部分行业正常营业，或在严格的防疫措施下有限度的营业。如疫情同样严重的韩国，即便在疫情中心大邱，包括餐馆、酒吧和咖啡店等都可以在严格防疫如保持人际距离的前提下正常营业[17]。其他如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及欧美国家，均以折中温和的方式尽可能兼顾防疫和民生。
而中国采取的彻底停摆，的确更有利于遏制疫情，但严重损害了国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经济民生活动，得不偿失。即便根据官方数据，中国2020年第一季度的GDP也同比下降6.8%，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负增长，对中国近年来本就严峻的经济、就业、民生的危害不言而喻。
中共当局的这些高压防控手段，名义上是为了控制疫情拯救生命，却制造了更大的灾难，是相对间接和隐蔽、却更广泛而深刻的伤害，是对国民生存权、发展权和选择权的剥夺。
（三）“中国式防疫”对自由权的剥夺
不仅有对民生的危害，还有对民权和自由的损害。人身自由权、自由迁徙权是神圣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中国却被肆意侵犯。事实上，在非疫情时期中国国民的人身自由和迁徙权就被长期侵犯，如户籍制度的实行。疫情期间，这种人权侵犯大大的加强了。中共当局以防疫为名，不经法律途径即随意限制甚至完全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将人们困于各种不是牢笼却如同牢笼的环境中，本身就是对“人生而自由”这一原则的根本蔑视。
自由权是人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天赋而自然的权利，是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和手段。在不侵犯他人权利与自由情况下、不经民选政府的法律途径许可下，每个人的自由不可剥夺。虽然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于自由与秩序、自由与生命的看法有所不同，但“人人生而自由”是现代文明的必备要素。
正是出于对法治和自由的尊重和珍视，在疫情肆虐全球时，各国才没有采取中国这等强度和密度的封城与隔离措施，没有让社会变成休克状态，而是遵循自由原则，保持了社会基本的运转，在限制自由方面高度审慎和克制，不破坏国民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更不会采用野蛮的、侵入式的手段剥夺个人自由。
反观中国，封城、封小区、封门、抓人，一切都蛮不讲理、不顾人权。在这个政权眼里，为达到某个目的，就可以随意牺牲人的自由，可以将任何阻碍达成目的东西破坏，摧毁个人日常生活和社会正常运转。一位住在四川省的异议人士说，“公务员、防疫人员权力欲望满满。他们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跃跃欲试，因为他们可以借机垄断、支配一切资源，借机可以管控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口号是：特殊时期，特别处理。什么法不法的，什么合理不合理。轻者“红袖套”吆喝、斥责，重则警方、特警出动。你只能有两个字‘听话’”。
同样据他讲，“在XX门口，有位老者没戴口罩，守门人就是不让他进，无论他怎么解释求情，最后是老者花了80元在大门旁买了一个，平时卖0.5元一个的普通口罩，才被允许入内；赶公交车，我多次见到已上了车，给了车费而没有口罩的老者，被司机赶下车。司机的解释是，车上有监控，发现有没戴口罩上车的，他要被罚款；在露天的封闭菜市场，没几个人，我散步没戴口罩被守门的人碰见，他便大声吆喝让我戴口罩，我一边在看手机一边拿出口罩准备戴上，此管理人员认为我戴口罩动作不够快，马上恶声恶气地叫：‘你装蒜嗦，叫你戴口罩你还慢腾腾的？’说着向我扑过来，有市民劝架阻拦才终止了他的进一步恶行……”[18]这反映了中国式防疫下基层管理人员权力膨胀、滥用职权、侵犯自由甚至凭权侮辱公民的现实。每个公民被当成犯人一样对待，被肆意欺凌。
中国政府利用防疫也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任意拘押。对于不受政府欢迎的公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防疫隔离给拘押他们提供了绝佳的借口。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政府利用疫情镇压异议人士的情况，其中讲到人权律师王全章的遭遇。当局以防疫隔离为名在其刑满释放后强行关押了14天，尽管他之前在监狱已经做了病毒检测且已经隔离过。维权人士姜家文被以口袋罪“寻衅滋事”判刑一年半，他在刚出狱后到北京访友时被政府以防疫隔离为名被关押在辽宁丹东一处有铁栏杆的旅馆房间里。[19]
有人会认为，为疫情防控牺牲自由是值得的。这就是混淆了有限限制自由和无限限制自由的分别，也是不懂得在疫情与自由间进行权衡和兼顾。世界各国都在疫情期间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措施，但发达民主国家往往更加注意不破坏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各种基础，如人身自由和自由迁徙的权利。这根本上是中西方不同体制造成的。中国是高度集权、极权的制度，政权可以以无限大的权力任意摆布国民，而国民无力反抗。但西方及各民主国家，是民选产生的代议和行政机关，必须考虑民意。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和多党制也制约着权力的行使。此外还有各种公民组织的活跃，是不会同意执政者像中共这样为防疫不顾肆意侵犯民众自由的。
（四）中共当局对新冠肺炎维权者的打压
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国共造成近10万人染疫，近5000人死亡。而发生这些，肇因于中共当局在疫情初期的隐瞒。此外，如前所述，还有更多的人因高强度的封城和隔离措施受害，如一些人因生活必需品短缺、其他疾病病患无法得到及时的医疗照护而病情加重身亡等。但因此选择追责中共当局的却屈指可数。这当然是因为中共政权的专制性质及其对维权者的残酷迫害。
如武汉一位叫张海的新冠死亡者家属，作为寥寥无几的维权者之一就遭遇了当局的威胁和打压，并在不久后失踪。张海的父亲因骨折在武汉一家医院治疗，却不幸感染新冠。张海因此控诉武汉市政府隐瞒疫情造成父亲死亡。此后，张海不断受到当局骚扰，上街有人跟踪，社交媒体帐号被停用。警方威胁他，若不停止发声就等着进监狱。
此外，据人权观察消息，公安机关还警告人权律师和社运人士不得在网上评论中共病毒疫情或协助新冠受害者维权。全国各地司法局官员随后约谈多名人权律师，威迫他们遵守“三严禁、六不讲”，包括禁止他们为新冠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属提供法律意见，不得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不得参加连署等等。这都属于中共当局对试图追责者的打压迫害。[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