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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位与会者为什么集体失语，从而使如此重要的会议对如此要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毫无作为？

有人会说，在中国国情下，这样的疑问迂腐可笑，2369位与会者有多大权力？能有多大作为？你还当真了？好吧，且撇开他们的初心、使命、担当，做一次制度运作的复盘。

一、下情上达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最基本职责。2019年底，武汉疫情已发生。正准备市、省“两会”的委员和代表，有没有人到医院、卫健委、病毒所调查？有的委员无须走远，自己工作的医院就正在隔离救治病人。

二、岁末年初，市、省两级zf的zf工作报告草稿，按惯例，正在征求各界意见。有人向zf提出过疫情问题吗？政府考虑过在报告中增加这一内容吗？最终为什么没有？

三、1月1日武汉警方通报，依法处理了在网上散布有关肺炎不实信息的8人。2日，央视滚动报道这一消息。“两会”参加者，尤其是医药卫生界人士，对此有何反应？此事对他们参会后的言行有什么影响？

四、两级人大代表，在会上有没有依法行使质询权，向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应急部门乃至市长、省长，就疫情问题提出质询（例如人传人与医护感染问题）？

五、两级人大代表，在会上有没有依法行使审议权，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疫情预警、防控问题？

六、“两会”召开时，省卫健委已配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信息。既然能向世卫通报，省政府有没有向2369位代表、委员通报？

七、包括数十位医务专家在内的两级政协委员，有没有行使珉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权利，对防控疫情建言献策？

八、两级人大代表，有没有依法行使提案权，递交关于设立地方性特别法规、采取防控疫情紧急措施的提案（如比1月23日提前一周对武汉封城）？

九、2020年湖北省“两会”，首次开启“委员信道”和“代表信道”，“邀请委员和代表回答提问，讲述委员和代表的心声”。这样一个沟通平台，有没有用来回应民众的最大关切？而媒体，为什么没有使用这个通道，就疫情向委员和代表发问？

湖北省人大会议闭幕时，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赞扬“各位代表忠实履责，反映人民意志”。他能不能回答上面的问题？事实是，2020年武汉市和湖北省“两会”，从预备到召开、到闭幕，面临最迫切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委员和代表“履责”的每一个环节都发生了不可原谅的严重缺失！

“两会”不是庆功会，不是嘉年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保护社会、保护人民的瞭望塔、防护墙。当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如此大的威胁，就不能不彻查，这个制度中了什么病毒？罹患了什么疾病？

仅在疫情发生一个月前，中共19届4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各级人大都由珉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保证各级国家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健全代表联络机制，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健全相互监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监督、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等机制”，“发挥人民政协作为政治组织和珉主形式的效能，提高政治协商、珉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

“庚子大疫”如同CT，无情照出这些宏论与现实的反差，照出人大、政协体制的“虚化”。体制痼疾带来的巨大灾难，千百万人在扛。

附言：

写到此，本文应结束，但仍想附录两条关于“两会”的旧闻。2369人中，有不少中青年，没有经历过文革，对80年代改革开放缺乏亲身感受。他们不知道，邓、胡、赵他们曾做过努力，试图让“两会”由假变真。这是1980年9月12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