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类人其实并不做情报，也可以说这类人进军情部门纯粹是为了平时能够靠二部的关系作买卖赚很多钱。因为，谁都知道，中国军情部门有所谓的免检章，有货物进口免检的绝对特权。这种人如果和军情的关系过硬，可以赚很多钱。这时，这个人就可以拿出一部分所得，捐给国家，支援中国的军事情报工作，也算是互惠。

第三种人被称为“挂靠”，社会上这种人最多。而这些人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是挂靠于军情在地方上对外的一些办公室下边的。比如说：广州军区情报部在地方上的身份是“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五办公室”，负责人分主任和政委。原来五办的政委叫傅军，级别相当于广州军区情报部的副部长，他原来是广州军区人事处的处长。

而这些办公室的下边又设有很多处，比如：广州军区情报部在广东省的办公室“五办”，它下面又有五、六个处，每个处都有处长、副处长。

而当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对情报口的十六字方针的最后四个字就是：商情两旺，这也叫以商养情。

由于挂靠上军情部门，等于是在政治上加了保险，并己有经济上的巨大利润。这样社会上些做生意的人就会利用情报人员的特殊背景在社会上活动。所以一时间这类的办公室在地方上越来越多。据说当初李长春接管广东的时候，给江泽民打过一个报告说：广东省有二十二个“办公室”，全是军、警、宪、特。比如说，“一办”和“三办”是省公安厅的，三办是“港澳工委”的，“四办”是总参二部的，“五办”是广州军区情报部的，而“保利集团”是“十六办”，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是“十七办”，刘华清的儿媳妇郑莉是“二十二办”。

在香港回归前后，港澳工委下面挂靠了很多人，因为港澳工委分管香港的情报。尤其是当时为了保证香港的顺利回归，保证香港的稳定，中共政府曾派了大批的特工人员潜伏在香港。举个例子：在香港的亲共党派某组织当中，除了主席之外，其他的所有头头都是共产党员。香港的一家主要电视传媒的老板就是由总参二部派出的特务；另一家知名的电视传媒的第一大股东已经是中共国家安全部，不过是以[X公司]的名义出现的。这里补充说明一点，后来，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江泽民下令军队和商业脱钩，但是不包括军情部门在海外的公司。

笔者遇到了一个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后来又在香港生活过几年的朋友。他告诉笔者，他移居香港后，见到了自己以前在部队认识的一个战友，这位战友也已经拿到香港的居留权了。他是早些时候带着任务被派到香港的，这个战友在香港的任务就是，到各大商场、酒楼、酒店、电影院等地听人“聊天儿”，搜集香港社会上的反共情报，和香港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的材料。

所以，中国情报圈内有句话：如果中央把安排往香港的地下共产党员的名单公布出来，起码有一半以上的香港人要移民海外。

属于“挂靠”的第三种人往往就是在社会上的一些生意人，而这种人在广东、福建等地区就更多。比如说某个个体户，他跟“五办”的某个处长熟，就跟这个处长说愿意给这个处长做事，这个处长如果看上了这个人，就说，好吧，你是我们的人啦。然后会发给这个人“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五办公室”的工作证。不明就里的人，就以为这个人是广东省政府的工作人员。而他实际上是在社会上搞情报的人。这种人在整个情报系统里是地位最低的，但也是在社会上最能唬人的。因为如果是真的“密工”，或者是“商干”的话，本人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往往就是这种为情报口做事的第三种人喜欢到处去说自己是总参二部的。但实际上，这种人的名字并不在电脑上。这个人维系和情报的关系就是靠搞定某个办公室的处长或其他头目。然后，就可以打着情报人员的招牌去做买卖，做成买卖后，这个人通常会给这个处长一些回扣。如果这个处长把这部分钱上交了，那么总参二部就替这个人出个公文，证明一下。

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叫王鹏的，要带六十万美元出关，如果这个王鹏是“密工”或“商干”，那么王鹏就会顺利出关，不会有什么麻烦。但如果王鹏只是属于“挂靠”，在情报部门的电脑上没有王鹏的名字，那么这时候，所谓“几办”、“几办”的身份就不够用了。这时候，就需要由广州军区出一个公函，说王鹏带的这六十万美金是替他们带的，是到境外搞情报工作的需要。那么这六十万美金就可以顺利过关了。但是这样做，要事先和情报口打好招呼，说好分给对方多少。还有一种情况，如果王鹏想在深圳开一家桑拿浴室，营业中有卖淫的成分，公安发现了要来抓王鹏。遇到这种种情况，王鹏就要先和“五办”说好，答应把赚到的钱分出百分之三十的红利给广东“五办”。这样，“五办”就会在公安来抓王鹏的时候，以情报部的名义出一份文件，说这个桑拿浴室是他们工作的一个点，是情报部门设的。然而，这样的人的命运往往都掌握在那个处长的手里。对于这种挂靠关系的人，处长不用向主任报，自己进行管理。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福建、广东、广西出来混的个体户，都拿着个“几办”的工作证。

而且，一个“五办”的处长，就有批一张到香港的单程证的权利。但这里有一点要说明，香港的单程证不是由情报部发，而是由公安系统发，这是国家的法律。但情报部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给公安出个公文，说这里有几个人，我们要派他们去香港工作等等。公安就一定会发给这些人单程证。

第三种人往往在社会上吹嘘自己是总参二部搞情报的，或者是国安的，但实际上，这种人是没有什么保障的，如果负责他的那个处长换了的话，新的处长可以不承认这种关系，除非前任处长向后任处长介绍这个关系比较有用，说这个人每年替我们赚多少钱，弄了多少情报，对我们很有用，你要继续支持他等等，这个人才会被留下来继续使用。

中国国家安全部情报系统

中国国家安全部实际上是于一九八三年才设立的。

早在延安时期，中共的情治单位叫做中共中央社会部。当时的社会部就负责向中共高层提供情报和资讯，并有人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定期撰写研究分析文章。中共建政后，它改为中共中央调查部，中调部负责向驻外使领馆派出特工人员，专门负责所在国的情报搜集工作。当时的中调部八局，负责情报的分析和研究工作，对外称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它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安全部八局的前身。后来由于中调部在“文革”中卷入派系斗争，打乱了阵营，严重影响了工作，使得中调部一度被取消，改由总参二部接管。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中调部才又逐渐恢复了原有的建制。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复出，开始进行中共情治机构的改革，派往海外的特工人员，也由以前从中调部派往各驻外使领馆，改为以记者、商人、学者等身份作掩护到海外工作。

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公安部长刘复之向政治局请示，要求改组中调部，计划是由中调部的全部和公安部的反间谍机构合并成为“国家安全部”。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一设想，于是，国家安全部正式设立，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出任第一任国家安全部部长。

后来由于在一九八五年发生了国安部的一位局长俞强生叛逃美国的事件，凌云由此被撤职，由贾春旺出任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一职。贾春旺在这个职位上呆到九八年，三月转任公安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