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孩子被安排上到大学以及形势变化，特别是被通知可以参加党组织生活的鼓励，邓小平在1972年4月22日再次给汪东兴写信又一次提出回北京和工作的要求，信中还提出要求经济上的帮助。汪东兴收到信后，于5月30日批道：“邓小平同志又来信，信中要求解决钱和人的问题。我建议把邓的原来工资照发。”并请将此信报周恩来批示。6月27日周恩来批示同意。

事情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机。邓小平在8月3日向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保证永不翻案的信：“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邓小平8月3日的信是江西省革委会送出通过江青转交毛泽东的。张玉凤回忆说：主席收到邓小平从江西寄给他的信，非常高兴，很激动。这封信主席看了两遍。

毛泽东在8月14日作出了那个著名的批示：请总理(周恩来)阅后，交汪主任(汪东兴)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毛泽东强调了邓小平的历史：(1)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2)没历史问题。(3)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而且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虽然当日，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立即照办”并且当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内容，但是却没有了下文。毛泽东的批示固然重要，邓小平不再是“走资派”，而是“同志”了。但是毛并没有明确提出对邓小平的职务作出具体的安排，因此毛泽东虽然几次提起“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邓小平的复出安排仍然无法具体落实。毛泽东把“球”踢给政治局，试探政治局的反应。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林彪倒台后，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一伙的势力大大加强，对于像邓小平这样的老干部的复出，他们坚决反对，形成了强劲的阻力。”事实上，根据《周恩来年谱》从8月15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上传达毛泽东在8月14日的批示后，无任何记录显示政治局再次讨论此事。周恩来也无任何积极热心之举。

此时的国内形势又增添了很多变量。在1972年，面对林彪事件后党内外日益增长的种种怀疑以及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倾向的日益增长，毛泽东不得不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是作为这场“大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来说，毛是绝不允许从指导思想上批评和否定“文革”。因此当周恩来在贯彻毛泽东的“纠左”思想时，牵涉到文革意识形态的批判时，毛泽东不得不出面纠正周恩来的“错误”。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提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是自“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第一次表示对周恩来的不满。伴随着批周，邓小平的机会也来临。笔者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表明，毛泽东在12月17日批周和12月18日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之间有何直接因果关系，但是笔者认为二者之间绝非巧合这么简单。而且根据以后事态的发展，邓小平的崛起恰恰和周恩来受到的批评在时间是非常同步的。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当日，周恩来还约见了纪登奎和汪东兴二人。四个月过去了，周恩来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而是要纪登奎和汪东兴替邓找个位置。周恩来的小心翼翼跃然纸面。

汪东兴的提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毛泽东的看法，这才是周恩来此信的关键之处。1972年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谭震林、邓小平重新工作事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将谭调北京安排工作。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收到此信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于邓小平复出的采取非常谨慎的做法，而非“邓小平被打倒后，周恩来尽己所能，给予邓小平最大的照顾，后来又竭力创造机会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点头，周恩来在邓小平的复出上是毫无建树的，即使毛泽东点了头，周恩来也要等待毛泽东的再次确认，因为邓小平毕竟曾经是“第二号走资派”，稍有不慎，即可能被抓住把柄，而导致被动。同时亦因为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也是邓小平才姗姗“始出”的重要原因，更是可以解释周恩来为什么如此慎重。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1973年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抱病连续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邓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要让邓小平复出。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大员根本不可能赞同，于是便百般阻挠，从中作梗。政治局会议上充满了尖锐的斗争。不过，这次让邓小平复出，是毛泽东的决定，中央文革再心怀不满，也未能得逞。”

笔者对此认为毫无可能。江青等人在知道毛泽东的明确意图下(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后由于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丝毫不敢“违毛办事”，汪东兴对于邓的任命推荐，政治局成员都明白是毛泽东的建议。)是不可能说出反对意见。毛毛在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说“周恩来急于要让他的老战友邓小平尽快复出，周恩来知道，邓小平复出，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并完全可以顶替他的工作”的说法，同江青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至少可以认为邓小平的回归可以大大增加对抗周恩来的力量。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张春桥为此还批评上海造反派“为什么还称邓小平为第二号走资派?”。

在1973年11月的“批周”会议上，不仅邓小平的表现是合格的，在接下来的近两年的时间内，邓小平同江青等人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而且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复出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够反对江青。1973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上讲：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这应该是实情。

直到1973年的3月9日，此时周恩来已经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取得两周的病假，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交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终于正式复出。

巧合的是在中央发出《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国内党史界不少人探寻“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说明了“1972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1972年5月中旬，在例行尿检中发现周恩来得了膀胱癌。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述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5月底，毛泽东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周秉建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则说：毛泽东的三条亲笔批示是(1)不治疗;(2)不要告诉周、邓;(3)搞好营养。

张玉凤回忆：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毛泽东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毛泽东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笔者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德怀竟然被毛泽东允许做手术。)

1972年8月4日，周恩来第一次尿血，不得不到北京西部玉泉山边工作，边休息5日。同年11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事实上，周恩来的病情变化，毛泽东一直是了如指掌。1973年1月13日，周恩来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以至整个抽水马桶的水都变成红色。医疗组很快把报告上呈中央即毛泽东处。2月7日，汪东兴却对吴阶平电话指示到：“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

1973年3月2日，周恩来约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问题。5日，叶剑英陪同外宾接见外宾后，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病情发展、急需检查治疗的情况，并拿出装着周恩来血尿的瓶子让毛看。毛当即批准先检查、后治。同日。周恩来作透视检查。3月6日，周恩来去毛泽东处开会。会前，周恩来将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安排等向毛泽东作简要报告。周秉建说“(周恩来)以他特有的方式争取到3月10日检查治疗的机会。”周秉德还说在张佐良把病情发展和治疗办法详细的告诉周恩来之后，周恩来说：“我需要真正弄懂再想办法。”

吴阶平在访谈时表示：“毛主席说，你告诉他们动手术不要去想，你可以用中医中药，不能用手术，可以用针灸，可以吃中药，不能手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甚至于想，我们能不能就说，周总理自己愿意手术，周总理自己是愿意手术的，可我们不能去说，因为我们要去说，周总理说，我让你们不要说话的嘛，就违反他的意愿了。其实他个人也是想做手术的。”

因此同大陆官方党史界流行的说法恰好相反，并不是因为周恩来要准备邓小平复出的文件和江青等斗争才推迟到10日进行手术，而是因为周恩来要在10日动手术不得不在9日把邓小平复出的中央文件准备好。毛泽东已经批示很久，汪东兴对邓小平任职的提议也完毕多时，江青等人也并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周恩来办事何来如此“啰嗦”?

治疗期间，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先后前往看望李富春和蔡畅、邓小平和卓琳，以及住301医院的刘伯承，告诉他们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情况。

1973年3月28日，周恩来同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处开会。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需要指出来的是，在3月28日的接见中，还有江青。而《周恩来年谱》则用一个“等”字把江青给省略了!这也说明了江青对于邓小平的复出也是非常关注和支持的。従另一方面来说，邓小平的复出更能配合当时批周的策略，江青何乐而不为呢?后来，江青因为权力之争又和邓小平闹僵，则是后话。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经提起周恩来在4月9日，周恩来夫妇和邓小平夫妇会谈的事情：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不胜伤怀。他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几年之中的风风雨雨、辛酸苦辣，岂是言语所能表达。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蓄积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在同一本书里面，毛毛还写道：1973年我们回到北京后，父母亲曾带着我去钓鱼台他的住处看他。我们看到的康生，已经病入膏肓，骨瘦如柴，病卧在床。见到我的父母亲，康生开口便大骂江青、张春桥等人，骂得很凶，也很狠。如果是别人骂“四人帮”，自然没什么奇怪，但不知怎地，这骂，一出自康生之口，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有些变味儿。听着康生的骂，刚刚回北京的我们竟然不知所云。

毛毛关于4月9日的回忆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依据周小心翼翼的性格特点，特别是有第三者卓琳的存在，周提起如此敏感话题是不太可能的。其次，邓此时刚刚复出，和周的交往甚少，甫一见面，周就同邓谈此事，其可能性更小。考虑到一个是邓小平的回忆，一个是毛毛自己的亲身经历，笔者则完全有理由认为是毛毛把两次事情记混了。

（3）非常缓慢的升迁

3月29日毛泽东虽然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此举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对邓小平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做了保留，在使用的时候还要继续进行观察。因为邓小平只能参加“有关重要决策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亦即外交政策方面的政治局会议，而不是同王洪文等一样可以“参加所有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根据现有记载，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则是在1973年的著名的“帮周会议”。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声称“邓小平恢复了副总理的工作，但是，周恩来总理却要暂告病假。国务院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将主要交由邓小平和李先念两人全力来抓。”但是很少有明确的资料说明这一点。

1973年4月9日，周恩来在玉泉山会见邓小平、卓琳，并进行长谈。但是从此以后，再无周恩来与邓小平私下交往记录，而且引入注目的是自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搬到305医院之后，直到10月6日邓小平才因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之后才去医院看望周恩来。事实上，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周恩来与叶剑英的关系都不“热络”。毛泽东的“观察”或许是个可以拿来解释的理由，邓小平知道要和周恩来“撇清”，才能获得毛泽东的信任。

1973年8月份召开的“十大”，邓小平仅被选举为中央委员，没有能进政治局。这同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让邓小平去表现，毛泽东的“考察”得到满意结果有极大的关系。机会终于在1973年年底来临。

在1973年年底的批周会议上，邓小平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会议的中间，毛泽东曾问前来汇报会议情况的王海容和唐闻生：“邓小平发言了没有?”毛泽东要了解邓小平的情况，要了解邓的态度。王海容说：主席昨天晚上说，这个会议开得不好，所以现在要调兵遣将。将就是邓小平。邓小平一言击中周恩来的要害：“总理表现出来的是外交路线上的错误，但是你的核心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我们在座的所有人认为，我们对于毛主席是可学不可及的，你这次的错误在于你的内心认为毛主席不只是可学的，而且是可及的。”因为病重，毛泽东托付周恩来“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十大”之后，周恩来是排名第一的党的副主席，但是周恩来又不是毛的接班人，因此毛最不放心的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对此诛心之论，百口莫辩。当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邓小平的发言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一时兴起，毛泽东问谁知道邓小平的住处，要马上把邓小平找来。虽然因其时已届深夜，没能将邓找来。亦有数据说，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就召来邓小平，进行了长谈。但是无可置疑的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表现是十分满意的。

为了避免在军队中形成尾大不掉的“山头”，进而威胁到未来的接班人，以及在军队中“批林批孔”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对调。12月12日到22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的批评了周恩来，并提出要将八大军区的司令员对调。在这同一个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邓小平才开始“归位”。

因为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邓小平就为其中的中央军委委员(当时未设常委)，1959后更是13人组成的军委常委之一(常委之中，除毛、邓外全为有军衔的现役将领)。

1973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与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相当高，“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同他对自己和斯大林的评价一样。毛泽东继续到“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也劝邓小平：“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政治局会议赞成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22日，中央根据毛的意见，周恩来亲笔代中央起草文件发出通知，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日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王洪文虽然被提拔了上来，并得到毛泽东的刻意栽培，但毕竟新来乍到，在党、政、军机构内都还没能插上手，更不要说掌握实权。邓小平刚刚回来，却一下子在党、政、军都有了职务有了实权。”甚至一些资深党史研究专家也据此认为“毛泽东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未担任过中央军委要职的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说明毛泽东把最重要的军队权力交给他掌管。”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虽然在12月15日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但是事实上此时的邓小平并没有出任总参谋长一职。毛泽东的说法是一个笼统意义上的“总的参谋长”而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正如毛泽东在14日所讲：“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和当时发出关于《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通知》(1973.12.22)中都没有提及出任总参谋长一职，仅是说：“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根据中央组织部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数据附卷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1949.10-1997.9)》中的介绍，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一职为1975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1975.01.05;中发〔1975〕1号)，邓小平确实是在1975年1月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至于毛泽东把最重要的军队权力交给他掌管和掌握实权更不是历史的事实。根据《周恩来年谱》，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20日，由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此建议时，将原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苏振华)，并确定;军委六人小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报主席或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军委名义下达”。同日，与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1974年1月31日成立政治局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在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王洪文作为组织工作小组的组长，负责审查全部人事组成名单。

因此即使在军委六人小组中，当时的邓小平不仅排列在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之后，而且在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于运动的走向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而与同一个时期的王洪文相比，王洪文不仅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起筹备四届人大，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大小事务，而且同时还是主管同时期为专门处理各大军区的揭发材料而成立的项目组。作为接班人培养的王洪文，可谓手握大权，更是在1974年6月1日之后代替入院治疗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时的邓小平和王洪文相比，如何比得上?作为周恩来更是悉心照顾和指点王洪文，同邓小平的交往实属“凤毛麟角”“乏善可陈”!

毛泽东给予邓小平的头衔是不少，但是邓小平实权并不多。对于毛泽东来说，邓小平取代周恩来主持对外事务才是最紧迫的事情。因此，从一开始邓小平作为副总理，分管的就是外交，随着周恩来的病重，陪同外宾见毛就成了邓小平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会议上宣布邓小平新的任命意味着什么?

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对于这次八大司令对调，邓小平是毫无涉及。对于有人认为是邓小平先提议、提拨邓小平是为了保证八大司令对调成功等，笔者认为这都不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至于谁提议的，毛泽东说是叶剑英和纪登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具体操作是周恩来、叶剑英、王洪文和张春桥四人完成。对于军队的控制权，一直都是被毛泽东牢牢的掌握着。从毛泽东的1971年的南巡讲话以及1973年的许世友、韩先楚以及杨得志的检讨也可以看出。“林彪事件”以后，一大批原四野军队干部受到牵连而倒台，很多原二野或其它山头的人马被提拨上以填补这些“空缺”。苏振华的复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苏振华在1972年复出以后，很快掌握了海军的实权。毛泽东提拨邓小平的政治意义在于，邓小平可以作为这些人马的老上级，可以更好的理顺和协调他们同中央军委的关系。虽然毛泽东多次强调要重视和解决“山头”问题，但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山头”也不是“百弊而无一利”。况且，鉴于邓小平和林彪的间隙和历史上无任何渊源，更加有利于进一步清理军队中的林彪势力。毛泽东说：“现在要多用四方面军的人，刘邓的人。”

（4）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风波

中美、中日建交以后，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好评如潮，把中国外交说成“周恩来外交”。毛泽东醋意大发之下，狠狠的整治周恩来。1974年的4月份，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在即。即使周恩来身体允许，周恩来也必定是无缘与联合国的舞台。

主管这件事情的外交部绕过周恩来，由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向毛本人报告了此事，探询对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的意见。本来，各国出席这一届特别联大的多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照理中国也应派出具有对等身份的周恩来参加，然而毛却属意让邓小平率团前往，由乔冠华做助手。毛泽东特别叮嘱此事要秘而不宣，由外交部自己提交报告。毛泽东要观察各方反映。但是王海容却早早的在3月20日就告诉了周恩来，这是毛的意思。周恩来对此安排表示惊讶，因为最初设想从外事部门选择一位部长率团出席会议。

3月22日，外交部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出席六届特别“联大”代表团人选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批示同意外交部的请示报告的同时，考虑到叶剑英因高血压导致视网膜出血尚未痊愈，而王洪文又忙于指导“批林批孔”运动，需要邓小平协助工作，故而周恩来建议三周的特别“联大”会期邓小平出席一周，在向大会发表讲话，并与主要国家领导人接触后，即起程回国。周恩来特别指出，将他的批示意见首先呈报毛主席，暂不送王洪文、康生。在毛主席批示后再送叶剑英、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邓小平核阅，最后退外交部办。江青以“中央军委要开会解决李德生的问题，邓小平必须参加”为由反对邓小平出任团长。江青的说法也有道理，因为李德生曾经是邓小平的部下，希望邓小平能像骂陶鲁笳一样去骂李德生。周恩来和江青的建议有不谋而合之处，都是因为国内事务需要邓小平，因此建议缩短邓小平在联大的时间，只去一周。不同的是，周恩来是在毛泽东的决定之后作出的建议。江青则是被蒙在鼓里。

正如前述，在邓小平复出的时候，曾经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不能反对江青。在关键的1973年11月份的批周会议上，邓小平又合作的不错，因此江青讲的也未必不是实情。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江青一直被蒙在鼓里，王洪文知道以后也没有告诉江青。因此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坚持要外交部撤回这一报告，会议最后议而未决。直到毛泽东亲自出面，写信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要她“小心谨慎”。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邓小平复出和江青的利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毛泽东用来从不同角度侧面攻击周的工具。毛泽东启用邓小平以后，希望能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即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和以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派通力合作，共同稳住文革的大局。即使江青反对邓小平出任团长的理由都是完全正当充分的，但是难免会在二者之间种下芥蒂。

同时，邓小平的崛起，同和江青等人相处良好也有很大关系。江青在邓小平复出的时候，并不认为邓小平属于周恩来派系，而是把邓小平看作是自己的人。正如前述，邓小平复出的两大条件是不能够反对江青和永不翻案，就是存在“联大风波”一事，江青在1976年回顾时仍然承认，在1974年同邓小平的相处还是大体不错的。江青支持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因此，江青反对邓小平出任联大代表团团长，笔者认为理由是正当合理的，并非中共官方所定论。中共官方认为江青不仅“无理取闹”还“有着更深的用心”，“在江青等看来，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一样，是他们自己“组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障碍。”

至于“至周恩来去世数年后，邓颖超才向身边工作人员透露，周恩来为什么一再推迟住院治疗时间的缘由，她说：‘恩来一直对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担心江青那伙人乘他住院时间对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去住院治疗。’”《毛泽东传》则说“在当时江青等不断发难、政治风波迭起的形势下，邓小平不在国内，周恩来无法放心。他置病体不顾，继续超负荷地工作，坚持等候到邓小平从国外归来，才在6月1日住进医院。”这种说法是值得推敲的。邓小平是4月6日离京，4月19日回京。周恩来是6月1日入住305医院。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周恩来外事活动多达五十四次!

1974年5月上旬，尿病理检查中发现了“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证实了癌细胞已经开始在体内扩散转移。5月9日，周恩来医疗组认为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制定出《检查治疗方案》，并向周本人和负责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作了汇报，当面陈情，情况已经十分严重，敦促中央下决心批准周恩来及早住院动手术，避免发生意外情况。周恩来也在5月13日约见负责医疗工作的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话，陈述自己的想法，实为请他们帮忙，提早做手术。在同医生会谈后，在医生的暗示下，周恩来写了封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够接受手术治疗。张春桥代表中央表态，驳回了医疗组的请求，表示：“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叶剑英也称张春桥所说的“是中央的意见，积极的意见，切除的办法，暂时放一下，不考虑。”

张春桥说：“从现在起，到5月30号，有好几批外宾要来，最后一个外宾，是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他们都要求总理接见。这是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需要。所以，起码要到5月底以后，才能考虑怎么办的问题。”张春桥说的也是客观实情。毛泽东的态度如何?吴阶平说要做手术一定“周恩来一定要毛主席同意”才可以。毛指示检查和医疗两步走，但是吴阶平在叶剑英和邓颖超的支持下，两步并一步走之后，“后来毛主席发下话，说两步走比一步走好。”从1973年3月第一次手术之后，周恩来每一次的手术报告都是周亲自所为。这一次，毛泽东说：“见完拉扎克再说。”拉扎克是马来西亚总理，预计在5月底访问中国大陆。31日，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中马建交公报。毛泽东终于批准了。6月1日，周恩来住院做了第一次大手术。

因此，周恩来到6月1日才住院同邓小平去联大基本上关系不大。

此时的邓小平，在外交舞台上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事，在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详细正确的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把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作为外交战略的基石;(2)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坚持毛泽东所说的两句话，即“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3)关于中美正常化的途径，关键是台湾问题，解决方式只能是日本方式，即承认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邓小平，而不是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上的的地位得到明显提高。

5月12日，周恩来和邓小平一起同布托举行会谈。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参加如此高级正式会谈，虽然邓小平以前也在机场迎接国外国客人，参加举办的招待外国客人的宴会，陪同外国客人到大寨参观等等。1974年的邓小平也开始多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以1974年5月为例，毛泽东一共接见五次外国客人，邓小平陪同接见三次，而王洪文全部都参加，分别是1974年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18日，毛泽东会见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在1974年的上半年，邓小平参与的国务院事务也比1973年增加许多，虽然具体责任并未明朗，但是至少参加可以参加例行的政治局会议了。

毛泽东无疑是邓小平得到提拨的最重要和决定性的因素。当邓小平回到北京时，当晚汪东兴就看望了邓。邓小平向汪东兴致谢，汪东兴说：“我是按毛主席的意思办的。”邓小平在1980年是说：“不是周恩来(提拔我的)，是毛主席。”在国内党史界，在此点上，无疑是有点本末倒置了。

邓小平在批判周恩来中的表现，同江青等人的关系处理上，都是让毛泽东满意的。特别在“批林批孔”中，邓小平也是积极配合，同王洪文等人也合作愉快。除了对1974年1月24日江青的信所提开会建议赞同之外，还在3月份严厉指责陶鲁笳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得力。邓小平对于露骨的批周也毫无任何替周开脱之语。所有的这一切都使毛泽东觉得邓小平可以托付重任。一切都按照以“王洪文和邓小平的搭配，组成新的工作格局”的模式发展。当毛泽东在1974年8月，作出停止“批林批孔”运动，要重新进行治理整顿的时候，相对于王洪文等，邓小平无疑具有更强的优势。

基于邓小平的表现，江青在误以为邓小平是同路人，従而要求邓小平对“风庆轮”事件表态时，邓小平可能是基于“风庆轮”有可能牵涉到自己或者对江青的态度所不满而没有当场迎合江青，于是引起江青极度不满。但是在毛泽东看了这完全是“小事”，并不影响对邓小平的进一步重任，邓小平除担任第一副总理外，还要兼任总参谋长。而且在1974年12月毛周见面时进一步提出：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在通过漫长的观察期之后，邓小平在1975年初终于获得了更重要的职务，掌握了更多的实权，全面的代替周恩来在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的邓小平，无疑要站立在政治舞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