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林彪在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这也就成了有些人认为林彪构陷彭德怀的来源。事实上并非如此。

建国后林彪曾经的副手高岗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的争权中失败，被逼自杀。这个事件让林彪深刻体会到了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对于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捭阖之术进一步臣服。在庐山上目睹太祖以一己之力对抗全党，全党却无不臣服的盛况后，更加顺从以求自保。他意味深长对放炮的彭德怀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你我都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是没野心。”这句话，明里是骂彭德怀，实际上是对太祖自视天下第一、功归自己过归他人的精辟论述。彭德怀公事上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私事上乱说润之选妃，实在是犯了政治幼稚的大忌，尤其是说到个人崇拜，这个可是戳到了润之的痛处。润之正在苦心积虑的想挖出党内的赫鲁晓夫，避免自己身后被清算，不想你彭德怀跳出来了。所以彭被打倒已属必然，跟林彪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相反，全赖林彪没有落井下石，彭德怀才没有在庐山上死得更惨——起因就在于毛批彭，翻出长征时期的老账，把林彪写给中央，要求将红军指挥权交给彭德怀的事情说成是彭德怀的蓄意指使。林彪完全可以默不作声，消除这件事情对自己的不利，但意想不到的是，林彪公然表态：“会理会议我写的信彭德怀同志事先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为彭解了围。在万马齐喑的庐山，能说出这样的话，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林彪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没有放弃做人的基本操守，没有完全达到一个职业政客需要的两面三刀。

庐山会议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由于左倾政策不仅没有扭转反而变本加厉，使得大跃进造成的惨烈后果随即爆发，1959年11月河南信阳就发生了饿死三十万人事件。其后几年人祸逐渐扩大，形成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人民饿殍遍地，尸横遍野。党史承认的数字在1000万，但根据我党一贯的作风，真实数据翻几倍都不止。这也创下了有史以来太平时期中国最骇人的非正常死亡数量。

五、文革激荡

前面说过，刘少奇是在延安整风时期靠神化毛润之起家的暴发户。他可以说成也“毛泽东思想”，败也“毛泽东思想”。1956年毛辞去国家主席垂帘听政之后，刘少奇登上党内二把交椅，权势炙热。刘是当年“剥削有功”的提出者，在治国的思路上和其搭档邓小平有极大的相似。应该说，玩权术他不是润之的对手，但是为政治国确实远超润之。随着权势的巩固和治国理念的分歧日益严重，毛刘两个主席之间的矛盾开始凸现。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把大跃进的错误定性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引爆了党内积压已久的不满，叫好声连连，少奇在党内的人气和威望空前高涨。刘少奇甚至忍不住当面指斥毛：“人相食，史书上要写你我的!”这份良心，对于党内残酷的政治斗争，不免显得苍白而无力。当毛润之正承受着党内外批评的压力时，林彪及时的挺身而出，在大会的发言中说：“事实证明，我们目前的困难，从某种程度上，从某些方面，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弯路会少走的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这种雪中送炭临危救主的行动，如同给润之打了一针鸡血，极大的扭转了形势。润之对此大加赞赏，感激零涕。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润之已经下定了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他对林彪说，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矛头直指刘少奇。但是要拔掉这棵戴着国家主席头衔的大树，难度实在不小。润之又一次祭出了群众运动的法宝，展开二次“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这件大事，党内没有周恩来，军内没有林彪，那注定干不成，毛重点拉拢的目标正是二人。林彪对此心领神会，坚定的站在了最强者一边。1964年，就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日益公开化的时期，林彪在军队内大搞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不遗余力地树立毛的权威，树立对毛的个人崇拜，以实际行动做了政治表态。

毛经过几十年党内斗争的洗礼，加上个人的天才发挥，建国后权术运用日见出神入化。惯用的手法是拉一派打一派，再拉一派，两派全倒。辅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纵横捭阖，百战百胜。这一次也不例外，在拉上周公和林彪后，1966年，毛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在此之前，毛通过成立直接隶属于自己的中央文革小组，增加政治局常委人数等手段，已经彻底架空了刘少奇，刘连参加一些重要会议的权力都已经失去，周公甚至直接通知刘，不必再接待外宾，在家休养。刘对于文革怎么开展，朝向那个方向完全茫然无知，根本没有想到杀身之祸正在朝自己一步步逼近。最后迫于无奈向毛作检讨，自己抹黑自己，毛还把检讨散发全党，极大的羞辱和挫败了刘的权威，刘的没落已经是指日可待。

林彪在搞垮刘的过程中无疑是起了落井下石、推波助澜的作用的。但是当时的党内，周公带头，落井下石者众，等着向最高权力献媚，夫复何言?当时最高决策在毛，具体事权在周公，林的作用，更像是个与身份严重不相称的应声虫，成天喊着一些“一句顶一万句”的干瘪口号。名将之耻，正是极权之害。

作为毛最得意的门生，林彪对于毛整倒刘少奇的手法再熟悉不过。毛发动文革后，林彪第一时间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如此见识，可谓一针见血。可以说，从林彪的日记看来，太祖的每一次阴谋，都被他提前识破，不愧为太祖的好学生。但与公开的附和截然相反的是，林彪私下对于毛的整人做法并不认同，他对林豆豆说过：“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1967年8月，正值首都红卫兵掀起“打倒刘少奇”高潮中，林彪随口说到：“刘少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是反党!”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同为毛门下走狗，文革中林彪和江青、罗瑞卿之流在人品上还有很大的差别。林是委以虚蛇，敷衍了事，江、罗等是死心塌地、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

六、登峰造极

刘少奇殒命开封之后，毛论功行赏，摇旗呐喊的林彪火箭般的上位。成了名义上的第二把交椅的副统帅，抵达人生的最高峰。但是林彪对此并不踏实，在突然接到周公的通知接他返京时，极度犹疑。林彪之所以担心，理由不外乎有二：第一，他知道毛并非要主动推他上位，而是因为少奇倒台后急需一人弥补权力真空，小平既然已和刘少奇陪葬，自己上台才成为一时之选;第二，毛发动文革之势已成，急需纤夫拉纤，江青虽然号称得力，但毕竟是“旗手”，党内军内毫无根基，玩玩花架子可以，但出死力不行，还须号令军队的林彪出马，政府已经瘫痪，没有军队的参与，文革没法玩下去。

即便如此担心，但既已被绑上了贼船，断然没有掉头的可能。林彪登峰造极之时，杯具也拉开序幕。

在彻底搞垮刘少奇、邓小平后，毛润之决意要踢开碍手碍脚的政治局和官僚系统，用中央文革小组全面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个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躲在背后发号施令的第一副组长，由于具体事权皆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林彪事实上完全被架空，在很多事情上仅有圈阅的权力。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说：“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解，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当然，林彪之所以成为文革的旁观者，这和他本身的抵触和有意的躲避有关。毛润之对此也有清醒认识，并当面斥责他“想当明世宗”——也就是那个二十多年不理朝政的万历。正因为如此，林彪死后，毛想抓他的把柄也成了难事，被迫不伦不类的把孔老二搬出来，批林批孔。这实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笑事情。

后世有人居心叵测的把林彪和江青放在一起，并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天大的笑话。两个势不两立的集团，毫无共同的出发点。甚至可以说，林彪是江青上台最大的拦路虎。的确，在扳倒刘少奇上，林彪和江青都是受益者，但也仅此而已。林彪所代表的功臣集团和江青所代表的文革集团在权力的分割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文革集团的大后台无疑是润之。在拙作《微妙的平衡》中，鄙人已经系统分析了所谓的帝王心术。毛润之的治党策略，一以贯之，就是两个字：平衡。扶弱抑强，以便随时为自己保留最后仲裁之权。党的派系问题自创建之初就存在，顽疾难除，尾大不掉。润之建国后为了削除党内、军内的诸多山头，对于派系的权力平衡煞费苦心。渗石头，掺沙子，挖墙脚，这是他屡试不爽的手段。所以对于圣意的把握和贯彻，文革集团最彻底。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替毛润之实现对党政军权力的绝对操控，牵制其他集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等靠裙带和笔杆子起家的人，对于毛而言，可谓非常可靠的棋子，因为他们从政的根基一如浮萍，离开了毛，就毫无立足之地。江青在后来被审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因而，功臣集团从骨子里看不起文革集团。江青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颐气指使，不仅事实上夺取了掌舵文革的大权，更在润之的授意下，快马加鞭，把对林彪掌握的军队系统的渗透作为主攻方向。江青多次直言不讳的要求林彪为其在军内安排要职，皆遭到林彪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