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们相信中共政府
20年前，有人争辩说“日本是不同的”，而东京的经济政策是优于西方的。许多畅销书赞美那块太阳升起的土地。有一本书叫《日本第一》，如今臭名昭著。今天，同样有许多人说，中国经济是特别的，中国的政策优于其他国家。同样有许多人预计，中国将问鼎经济霸权。
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比前苏联成功的多。30年来，中国的经济不可思议地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本世纪初，政府在经济没有停顿的前提下，成功地解决了银行的巨额坏账问题。近年来，中国建立了达2.4万亿美元的巨大外汇储备，令其有了不可战胜的光环。
中国似乎成功地避开了全球金融危机，这进一步增强了决策者的声誉。在出口市场崩溃的情况下，去年中国经济依旧轻松超越了8％的GDP增长目标。
一位著名的英国投资者近日宣布，他放弃退休，到香港来运行一个中国基金。其中的一条理由是看好“中央计划的有效性”，现代中国的奇迹之一是，它使一些世界上最热情的资本家热烈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中。
不过，无论是经济理论和历史，都证明中央计划不是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中国确实迅速发展了三十年，但在中央政府看的见的指挥下，经济已成畸形。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增长。中国向西方的出口，已经是日本最繁盛时期的两倍。不靠贸易保护，该国已无法保持贸易顺差。经济大衰退发生后，这种威胁变得格外尖锐。
非常高的投资水平也带来了资本错配的风险（这点在下面会更详细讨论）。还有就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过高。中央政府制订GDP增长目标，并分解给地方政府。问题是，地方政府可以糊弄中央。古德哈特定律指出，每当经济指标成为政策目标，它就失去了信息的作用。在中国，GDP增长已不再是一个经济过程的结果，而是成为了目标。
传闻证明，地方政府的许多决定，无论是开展新的基建项目和发展房地产，都是实现增长目标的需要。在许多方面，这使人联想起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公司在牛市时期设立的收入增长目标。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当资源分配的目标是为了一串数字，不好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中央的政策似乎也扼杀了国内企业。虽然国有企业的作用已经下降，但仍从国家控制的银行获得贷款优惠。相比民营企业，国企得到了优待，因为民企不得不从银行体系之外获得高利率的融资。香港金融管理局最近的一项研究称，如果国企以与民企同等条件的利率贷款，利润会消失；研究还发现，超过半数的民营企业没有机会从银行借款。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所写的书介绍，中国正从上世纪80年代的企业资本主义转向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将注意力放在大型投资项目（比如上海浦东金融区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上。中国在此期间建立了诸多较好的基础设施，但经济发展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GDP中的消费份额下降和创新的缩减（以上海新的专利衡量）。黄教授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带有欺骗性的，因为国家可以比私营部门更快的速度投资。然而，投资的质量较低。
3.投资热潮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不稳或混乱时，投资应该会下降。然而，在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30％，对去年经济增长贡献达到90%。投资创纪录地上升到GDP的58%。这些都是了不得的数字。关键的问题是：这些钱用的怎么样？
基础设施投入占去年的经济刺激开支的三分之二以上。大约四分之一的项目是政府主导的。许多项目明显是为了满足政府的GDP增长目标。YouTube的一个短片（转播自半岛电视台）显示，内蒙古鄂尔多斯城有一个新建的“鬼城”。有被访者认为，这个空城，可容纳100万人，只是为了满足政府的增长目标。
相对于其经济发展的现状，中国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去年，中国高速公路使用率估计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2％。许多较小的机场仅使用了容量的一半。国家建设高速铁路网的计划，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投资回报会成问题。国家发改委的一位交通研究人员警告说，拟建中的18000公里高速铁路，将面临成本收不回的问题，“可能无法达到实现收支平衡的最低客运量”。然而，大多数华尔街分析师仍然乐观。如果中国继续以过去的速度增长，他们说，那么所有这些新的道路，桥梁，铁路在短时间内亦将流量拥挤。
类似的问题在中国的重工业领域随处可见。当大衰退来临，非出口部门被要求不裁员。许多行业持续投资，尽管产能利用率较低。
制造业，其中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带动环比提高27％的资本支出帐户（2009年1月至2009年10月）。一项由欧盟商会的报告，去年11月生产能力过剩的包括造船业、平板玻璃、钢铁、水泥、多晶硅、风电。例如，在水泥行业资本支出增加了三分之二，但能力方面估计有78％运行的利用率。产能过剩由中国投资的高增长预期时间推算是合理的。
以高储蓄和投资和巨额贸易顺差，中国一直遵循一位评论家所说的“亚洲的增长推动模式”然而，这种增长模式的缺陷，在过去20年，即证明了日本的弊病。在1994年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亚洲神话的奇迹”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亚洲猛虎般的经济增长依靠不断增加资本投入。然而这种投资，依然受收益递减规律影响。
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中国，投资效率（GDP按每单位增量的投资增长来衡量）有下降的趋势。对于猛虎（日本）来说，穷人的投资范围显露在199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之时。中国的问题更大，因为它有潜在的投资占GDP的比例比任何其他亚洲经济体在历史上的比例都高。
4.腐败
所有巨大的投机性躁狂症都伴随着不断升高的欺诈。只有在萧条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个“怪物”的全部情况，如安然（Enrons）、世通（WorldComs）、麦道夫（Madoffs）的曝光。中国地产和基础设施支出的回升，为渎职提供了一个周期性激励。中国最近在2009年国际清廉指数排名中下滑至第79名，略低于布基纳法索。
房地产的繁荣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土地经常被夺走，交给开发商，而对被拆迁者补偿不足。金融部门沉迷于拿回扣。基础设施支出，让地方官员有机会中饱私囊，对劣质建材视而不见。中国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然而，纽约时报估计，多达一半的销售与贿赂有关。
中国为裴敏欣教授所说的“分食”提供了佐证。系统性腐败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正如其他受害的一些亚洲国家，最明显的是1997年危机之前的印度尼西亚。裴写到，“流行性腐败”稳步提升了一个国家的系统性风险。正如因此，其金融体系脆弱，其环境退化和敏感，其执法强制腐坏而无效，其基建不安全，其公共卫生服务麻木不仁以及其监管系统摇摇欲坠。
5.宽松的货币
诺贝尔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不同于他伟大对手凯恩斯的理论。凯恩斯辩称泡沫是混乱的“动物情绪”，而哈耶克声称，过低的利率推高了资产价格通胀。哈耶克说，通过货币和信贷扩张产生的宽松货币，导致了一般价格或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当利率低于它们的“恰当”的水平，企业倾向于投资在一些在遥远的未来才有回报的项目。这就产生了资源错配或“不正当投资。”
什么是恰当的利率，谁也不知。但经验法则认为，利率应与经济的中期增长相适应。在美国，最优惠利率平均比过去40年的名义增长高出一个百分点。相比之下，1990年以来，中国最优惠利率平均比GDP增速低约九个百分点。
低利率是中央政策的一部分，以促进投资和补贴国有企业。低利率也促使中国家庭投机股票和房地产。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过去十年已导致高通胀和资本市场的忽上忽下。在最近的一次泡沫中，上证指数从2006年初到2007年10月，涨了四倍多，然后又跌去70％以上。
去年，货币供应增长了近30％，而利率远低于经济的名义增长率。再次，中国储户发现自己陷于对通长的恐惧和对高回报的贪欲之间。再一次，泡沫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形成。
6．固定汇率和资本流入
人民币是盯住美元的。低估的汇率促进了出口，并压低了利率。它还鼓励大量资本流入，主要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资本管制限制了热钱流入，不过，投机性资本流入最近有所抬头。
许多新兴市场危机是由其货币引起的，因此，看到中国高达2.4万亿的庞大外汇储备，许多评论家感到很安全。然而，这么大量的美元应该是令人担忧的。它反映了一个散漫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不平衡。
美元的标准使得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可以消费大于产出，由此积累了庞大的对外债务。其他国家，大多在亚洲，享有持续的贸易盈余，并取得巨大的外汇储备。
有人认为，中国的巨大外汇储备使中国经济立于不败之地，这其实不对。这些储备可以用来购买外国资产、进口、或防御货币攻击。但有一类问题，它解决不了，比如，在资产泡沫破灭后，银行坏账大量出现，不良投资到处都是。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相对于全球GDP，只有两个国家先前曾经累积过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他们是1929年的美国和1989年的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