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民心，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一党专政，同时保证掌权以后不搞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在一九三○、四十年代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不信任共产党，担心是否会走希特勒、斯大林、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政治之路。

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的陈独秀在「七大」之前的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我的根本意见》中揭露希特勒的野蛮黑暗的办法，使「全世界只许有它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将使人类窒息。他指出「美英民主国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在那里，在野党、工会、罢工之存在，是现货而非支票，除了纳粹第五纵队的爪牙，是不能用任何诡辩来否认的，我们更未曾听到美国用纳粹对待犹太人的办法来对待孤立派。希特勒的纳粹党徒，则企图以其统治德国的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许有它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任何异己之存在，并不容被它征服的国家中土著纳粹及各种各色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党徒之胜利，将使全人类窒息，将使全人类有思想脑筋有自由意志的人，变为无思想脑筋无自由意志的牛马器械。所以全世界各国中（德国也当然在内）有良心的进步分子，在此次大战一开始以及现在人们都应该以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为各民族共同进攻之总目标。其他一切斗争，只有对于这一总目标有正的作用而非负的作用，才有进步意义。因为希特勒的纳粹一胜利，什么社会主义，什么民主主义，什么民族解放，一切无从谈起。陈独秀还富有远见地指出，没有民主主义、民主制，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党的独裁、领袖独裁。他认为：「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绝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胡明编选，《陈独秀选集》，一九九○年六月第一版，第266─267页）

　　开明人士早对中共民主怀疑

胡绩伟说，当时也有一些开明人士在内心中，已经对共产党发出怀疑，他希望认真查找资料。的确是这样，如储安平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客观》周刊第四期上公开提出了不少人对「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心怀疑虑的问题。「近日中国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此实为大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覆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们，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们之有无思想言论之自由，又为一个国家或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左右其意见。假如人们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如何能实行民主？」

「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因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转引自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一版，第25─26页）

储安平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撰文《中国的政局》，仍然期望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能推行社会改革和提倡民主。但是，储安平担心，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多」「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统治下，这个自由就变成了「有」「无」的问题了。他认为「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困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出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同时，要实行民主政治，必得有一种公道的精神。所谓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说他好，不好的说他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对于共产党不批评斯大林或苏联、毛泽东或延安，储安平问道：「难道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圣中之圣，竟无可以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采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在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它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它获得成功的速度。」（储安平：《中国的政局》，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原载《观察周刊》第四卷，第九期；转引自蔡尚思主编，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一版，第34─35页。）

　　毛泽东背弃民主承诺

毛泽东为了解除人们的疑虑和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公开批评，回答社会上确实存在和以后可能发生的疑虑，他公开承诺，共产党掌权以后，不学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这样，才有利于从思想上、政治上建立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政治制度的统一战线，继续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以争取全国民心，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好感与支持。所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作出庄严承诺，他说：「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覆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2页）

正是由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当年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承诺将始终坚持高举民主、自由大旗，坚持新民主主义制度，不走俄国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的制度，这样就孤立了坚持「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大陆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可惜，一九五三年毛泽东背弃了自己的庄严承诺，使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成为废纸，他倒退为斯大林、蒋介石式的独裁者，重新在中国恢复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制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