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10日，星期六。下午一点多钟，二十来个身穿纳粹制服的白种人出现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校园周边的街道上，他们举着纳粹旗帜，用扩音喇叭高喊“站起来，白人”、“密苏里州是白人的”、“反对犹太人”等口号，边游行边行纳粹礼。如果不是当地报纸事先有报道，我还以为是在拍电影呢！

这样的情景，我以前只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中见过。事实上，在二战之后，纳粹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在美国等许多国家都不承认纳粹主义者的政治权利，不准他们游行集会，一旦出现即予镇压。然而，以强调白人优越、保持种族纯粹为宗旨的新纳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在西方国家依然存在。尤其在1978年的史密斯诉柯林案中，美国最高法院首次认定纳粹主义者有游行集会的自由，一些国会议员也趁机大肆鼓吹“纳粹主义者也应该享有美国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不该限制其人权”。此后，新纳粹组织在美国从地下转为地上，在德国不合法的新纳粹组织逐渐转移到美国“避风”，并借助互联网，使其活动国际化。来自德国方面的消息说，新纳粹在德国有近４００家网站，目前其中的７０％已转移到了美国。因此，近年来，新纳粹组织在美国呈上升势头，并且不断通过网络传播纳粹思想，通过游行集会等机会宣扬极端种族主义的主张。据报道，2004年美国极端种族主义和新纳粹组织的数量是762个，2005年则增加到了803个。

尽管当地绝大多数市民不欢迎这个总部设在明尼苏达州的新纳粹组织――“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但是警方事先还是批准了这次游行。针对市民们的反对意见，警方在报纸上说明了批准纳粹游行的理由：法律保障言论自由，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主张。因为在美国，言论自由与言论的内容无关，与言论正确与否无关，与真理和谬误无关。

由于美国新纳粹分子鼓吹“白人至上”，致力于“建立一个由白人组成的美国”，所以他们每到一处，总是招致抗议，甚至引发骚乱。据美联社报道，２００５年10月15日，这伙人在俄亥俄州北部城市托莱多游行时，受到了黑人的强烈抗议，愤怒的人们捣毁商店、掀翻汽车，至少65人因此被警方逮捕。托莱多市一度进入紧急状态。

密苏里大学所在地哥伦比亚市政当局担心，这次新纳粹组织的游行可能诱发社会动荡，特地拨出专款加强对警察的武装。当地的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也紧急商讨对策，如何让这个小城市保持平静。在新纳粹分子到来的前一个星期，报纸上就公布了游行线路，并天天报道社会各界人士对游行的看法。多数人主张，抵制新纳粹游行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围观，不理他们，让他们自讨没趣，这样也可以避免发生正面冲突。由于这次新纳粹组织申请游行的理由是“密苏里大学思想过于自由，鼓励同性恋和移民，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密大校长为此在学校网页上发表声明说，“虽然我尊重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但我也注意到这一组织与我们学校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尤其是尊重与责任。我们希望学校所有人对这一事件视而不见，校方将与其他社区领导者一道保证不出任何意外。”我还接到了密大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群发邮件，提醒说新纳粹分子仇视有色人种（包括我们黄种人），希望中国人届时远离游行线路，以免发生不测。但我作为一名记者，明知有危险，也必须亲临现场，记录历史。

警方批准的游行时间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当天一大早，就有一批善良的宗教人士来到市政大楼的广场前举行仪式，共同为和平祈祷。在游行的同一时间段，当地宗教团体和社区组织在远离游行现场的黑人社区公园举办了题为“这里没有仇恨”的大型联欢活动，并提供免费食物和纪念品，吸引了大批黑人前往参加。人们穿着免费领取的印有“不要仇恨”的T恤，在那儿祈祷、唱歌、跳街舞、打篮球，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

直升飞机在低空盘旋，警车和骑马的警察在来回巡逻，预定游行的街道周围气氛异常紧张。守候在这里的，除了手持盾牌、头戴钢盔、穿不同制服的警察，还有数十名拿相机、摄像机的记者、学生，以及上百名抗议游行的当地市民。抗议者举着“停止仇恨”、“对纳粹说不”、“你们来错了地方”、“为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美国而自豪”等标语牌站在街道两侧，沿街的商店都被贴上了反纳粹的传单，游行必经的Hitt 街当天也被改名为“宽容街”。密苏里大学的犹太学生则扛着一个画有钟表的牌子，呼吁大家以计时的方式为慈善组织捐款――纳粹分子多游行一分钟，我们就多捐一份钱。一位叫凯西的中年妇女对记者说，“这些纳粹分子脑子出了毛病，竟到这里来破坏我们和谐的种族关系。我为美国有这种人感到羞耻！”另一位叫罗伯特的男子说，我今天来这里不是来闹事，而是要让这些混蛋知道他们是不受欢迎的。

当从外地来的新纳粹分子如期出现时，反游行的人们高呼“滚回去”、“新纳粹是希特勒的走狗”等口号，有些人伸出手指对着游行队伍骂粗话，甚至向他们投掷饮料瓶。双方短兵相接，警方一度使用辣椒粉试图驱散人群。我看到有３个年轻的白人企图袭击新纳粹游行队伍，被警方当场按在地上捆绑起来押上警车带走。据说美国警方抓人的理由是，双方都有表达观点的自由，但没有动粗的自由。

通过刺激性语言，激怒抗议者动手，从而引发骚扰，是纳粹分子所期待的效果。然而，在警察的层层包围下，在当地市民的有效阻拦下，新纳粹游行队伍难以顺利行进。大约半个小时后，他们不得不提前收场，灰溜溜地驾车离开了哥伦比亚。

这座种族和谐的小城终于避免了一场可能爆发的种族骚乱。事后我一直在思考着美国人危机处理的特别之处。像新纳粹组织这种极端种族主义者在美国是极少数的，也是不得人心的，但法律同样保障少数人发表不同观点的自由，所以警方不得不批准新纳粹组织的游行申请。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游行将激化种族冲突，为了不出现在其他城市发生过的骚乱事件，一方面当地政府加强了警力，另一方面民间团体通过组织宗教和娱乐活动，把市民尤其是黑人大量吸引过去，使大规模的黑人和新纳粹队伍没有发生正面冲突的机会。新纳粹分子企图挑起事端，引发骚乱事件，以扩大其影响力的梦想在这里宣告破产。

试想，要是类似这种群体性事件在中国出现，结果会是怎么样？首先，对于可能惹事的游行，警方的做法是一律“不批准”，以避免危机的发生；其次，在危机可能发生时，一些地方当局多半采取控制人的简单手段，而不是通过组织其他活动来疏导人。

在美国人看来，集会和请愿自由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如何处理好集会和请愿的自由与维持公共交通和公共秩序的正常。正如一位美国朋友事后和我解释的那样，作为公民，权利都是对等的，“你有说和不说的权利，我也有听和不听的权利。我不能要求你说的都对，都有道理，都负责任；你也不能要求我都听，都同意，都接受，甚至不能要求我都回应。而且，当他们的这个权利受到损害时，我们还应该出来帮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