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去了传统的国人，还配有文化劣根性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据说是一个民族反省的黄金时代。
先有台湾的柏杨、李傲……后有大陆的苏晓康，王鲁相……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人应该彻底砸烂落后腐朽的传统思维和生活方式（儒家传统），而从酱缸文化、黃土文明走向海洋文化、蓝色文明。。
这样的声音曾经在大陆的天空、在清算文化大革命旧债的同时甚嚣尘上。
可是，他们狭隘的视野从来没有关注到的事实是，毛泽东早于他们近二十年已经就实践了这种理论。撇开政治因素不去说它，单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毛其实是在继续“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第二次砸“孔家店”。而这次却是毁灭性的，深深触及民族灵魂。
毛泽 东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对中国文化中他认为是劣根性的部分进行了最彻底的清算。
破四旧、反官僚、反迷信、反儒教。打破传统，让从来习惯按部就班、井然有序的中国人开始多向思维、追求人权、民主、要求平等、反潮流、反权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开始了对传统的挑战，那么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时期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彻底实施了对传统的清算和抛弃。
可是，事与愿违，多少仁人志士近百年的努力，却造就了一个从灵魂到身体都放荡不堪的怪异民族。他们尽数失去传统，没有信仰，缺乏道德，公然质疑高尚。经过近百年文化磨难的中国人不仅丑陋如故，甚至比及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竟毫无廉恥的将这种丑陋归咎于古老的文化传统。
而始作俑的“肉食者”们，末法之时，百感交集，终于又回想起文化传统的伟大意义和道德力量对于集权统治的重要作用，于是他们说：要“八荣八恥”，要“以德 治国”，要创建“和 谐 社会”，从而形成今天国人怪异的复辟儒学的历史心态。
这本身就是一出无所不用其极的功利主义政治闹剧，它所表现出来的丑陋本质难道也来自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吗？
其实，今天国人的丑陋是无法再归罪于传统文化的劣根性的。今日之国人早已丧失“传统文化和道德基础”，又哪里还有什么“文化劣根性”？
高抬自己了！
今日之国人不再是传统的中国人，今日国人之丑陋也根本无法再推给传统的文化，丑陋只不过数典忘祖放荡形骸以后自身业造的“劣迹”，哪里还能归咎清高典雅之文化“劣根性”，这一点，无论是于丹还是“十博士”都必须清楚认识，善加区别。
有个美国历史学家说过，现在的罗马人不是古代的罗马人，现在的埃及人不是古代的埃及人……而现代的中国人却就是一脉相承的古代中国人。
在我看来，他的说法其实是不全面的。这里应该特指“人种”而非文化。如果一定要影射文化，那也至少应该加上个注脚说：文革以前的中国人就是古代的中国人，而文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人已经不再是古代的中国人。
历史学家们说，一个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彼此交流（比如通婚和侵略）频率决定这个文明的历史发展速度。我们看到独领风骚数百年的现代西方文明正是从被砸碎的古罗马废墟上快速发展起来。腐朽的罗马文明正是被西迁的阿瓦尔人、匈奴人……彻底砸碎，才有了全新文明融合和发展高速度的。这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什么放之中国而不准？中国人砸碎旧有传统以后难道就只能建立起失去廉恥的官商文化吗？
应该说八十年代的那些所谓学者们只是后知后觉者，也可能他们根本就是马后炮或两面派，他们在宣扬继续砸烂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却又滑稽的企盼着彻底否定毛泽东，殊不知，后者正是砸烂中国文化的实践先驱者，是替他们开路的老祖宗！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唯一缺乏的、也是迫切需要的正是一个建立在被他们一起砸的稀烂的传统文化基础上整合了整个人类文明成就和良知，宽容而理性的伦理道德秩序。
文人，尤其是中国近代的文人，其眼光和智慧，大抵如此！宁不可悲乎！
之二：漫谈政治权术的最高境界
中国是一个政治文明和政治传统高度发达的国家，在这块土地上，远在五至七千年前就有了最原始的政治文化。从仰韶文化到良储文化再到河母度文化，我们不断发现一些作为社会政治启蒙的标志性出土文物。这从河南濮阳出土的疑为“伏曦”陵寝的墓葬建制规格就可以略见一斑。那用远古象征富裕、财富的贝壳拼出的代表古代哲学、美学、政治和权利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北斗七星和二十八宿图案的严谨排列，昭示着一个相当文明的准帝国时代统治者的高度权威。
文化和文明是不同的。文化简而言之是人类一个时期的精神活动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的综合状况；文明则不同，文明有历史性标志，通常是指建立国家以后的一种文化存在，他有程度和形式的属性规定。
中国人通常被认为进入文明的时期是夏代，那时候中国开始有了正式的政治。从禹以来的四千多年中，围绕权利和国家安定的政治技术摸索从来就沒有中断过。从《洪范》到《孟子》、从《史记》到《资治通鉴》、《从曾文政公文集》到......；再从《司马南、何作休新浪聊天实录》到.....，中国人的政治经验已经形成一个无可比拟的理论体系。
我有时候在想，人类为什么需要文明？沒有了文明的世界自然就沒有了权术的存在和尔虞我诈的痛苦。
文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一个光怪陆离的欲望世界和因这欲望而生的一切越来越複雜的精神生活，比如哲学、玄学、科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环保学、计划生育学。
可以说政治学是人类文明的影子，当文明一诞生，这种政治权术也就出现了，政治权术用于正义的事件时是高尚睿智的，比如其中的精神驾驭术，驾驭百姓的精神情绪是政治权术中最高级的手段。
而这种手段最原始的、最低级的当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愚黔首”，这种低级手段随着文明从野蛮向理性的进步逐渐被教育、宣传、煽动所代替，但始皇式“以愚黔首”的笨办法在中国最近的半个世纪又死灰复燃，即便是信息化时代，也不忘将“宫刑”、“割舌”、“禁言”的古老刑法使用于网络BBS。
精神驾驭术用在正义的事业上被叫作宣传、教育。
比如武王伐纣前的演说《周誓》，当武王在众“常委”簇拥下早早的来到朝歌郊区的时候，他举起权杖和斧头，挥舞着大声对旷野中集结的军队说：“各位前来助战的友邦的首脑们、各位战士们、各位……”，然后历数商王朝的腐败堕落,比如“牝鸡司晨”、草菅人命之类，激发出战士无比的斗志,最终一举灭商。
这种宣传性政治演讲的格式三千多年都沒有改变。可以说周武王是人类历史上将宣传性演说成功应用于政治活动的第一人。
但是精神驾驭术用在邪惡的事业上就是煽动，此中高手当然不得不推一战以后二战时期的西特勒，此君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就将幕里黑的一个小小工人党壮大成一个強大而恐怖的法西斯主义执政党，也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就将数百万普通日耳曼人煽动成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
所以“煽动”乃是政治权术中最高级的手段。
煽动要分好几个层次的。
第一、点题。如果我们要实施一项政治行动，是不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人民的，尤其是那些有不可告人目的行动。必先得提出一个题目，把大家粘主，让大家知道我们要搞一个“文明办网”运动什么的试探一下。
第二、造势。要挑拨百姓的情绪，移花接木是最好的手段，当你要控制网络自由言论的时候，一定先要从揭露黄、赌、毒……“恶搞革命样板戏”的丑恶开始，因为如果一开始你就直接反对“言论自由”，那是会作茧自缚的。
第三、操作。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引蛇出洞，然后派出比如“□□部”出身的学者权威給予反对意见以迎头痛击，开始给百姓指出正确的观点。
第四、不失时机的出台“邓2小3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八荣八恥、江2泽2民文选”之类的提纲挈领的主流思想，以排江倒海之势占领百姓灵魂的制高点，以夺取本次煽惑的最后胜利。
这里有几个要点也很关键：
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让和我频率一致的声音说话，扼杀一切不和谐的声音在整个煽动中至关重要，尤其是当我们的主张有可能恰恰是对付百姓自己的利益时候。
二、挑动群众斗群众。既然是百姓，就有一百个性格和见识，其中不乏聪明者，但也不乏糊涂透顶的自命不凡者。在群众斗争中拉偏架，打冷拳，让还算聪明的明白人被打倒在地，再采上一万只臭脚，那么就算再恶毒的政治主张都可以获得強大的愚蠢民意的支持。
所以，自从出现文明，就影子般产生政治，有了政治就开始出现政治权术，而政治权术中最高明的手段就是“煽动”。
得心应手的使用“煽动”手段，是现代政治权术的最高境界！
之三：中国学界确无大师级人才
浅论“废‘伪’”辩论双方共同的误区
中国是一个这样的国度，真理的天平从来是由官方掌握。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国家高层对认识领域尤其是科学领域内一些极端思潮和观点的清算，“反伪科学”扩大化的情况开始扭转。但这种对真理的理性回归因为不是自然而是人为的，所以此消彼长，无法归于平静。那些正沉浸于反“反伪科学”斗争胜利中的斗士们却由于存在和过去那些“反伪斗士”同样的认识局限性，矫枉过正，又荒谬的开始了反对《科普法》中有关“伪科学”提法的战争，大有欲将“反伪斗士”赶尽杀绝之势。
凤凰台也推波助澜，还不失时机的于零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邀请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宋正海先生和著名反伪斗士司马南、何作休等在“一虎一席谈”节目中就是否应该废除《科普法》有关“伪科学”提法的内容进行了公开电视辩论。
这场辩论的起因源自两件事：
其一、是有个叫张功耀的人牵头在网上万人签名要求废除中医“伪科学”；
其二、是因“其一”而引发的一百五十位学者联合签名要求废除《科普法》中关于“伪科学”的提法。
真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一时间中国学界上空乌云弥漫，飞沙走石，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其实，这是中国学界的悲哀，也是中国知识界的丑闻。
在精通逻辑和认识论的人看来，有关“伪科学”提法是否应该废除的问题好比“两小儿辩日”一样初级。如此舍本逐末，说明中国学界无人，更沒有大师！这是中国认识领域的悲哀！
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我们来仔细剖析一下这个事件的实质。
“废‘伪’”辩论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误区，他们无一例外的、本能的、想当然地在潜意识中预设了“科学无限正确”这样一个荒谬前提。
因此，“废‘伪’”派认为科学因为是无法定义的，所以“伪科学”并不存在。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缺乏逻辑常识的判断。他们不假思索的认为科学是无限扩展的、无界限的认识范畴，是人类认识体系的全部，因此是不可能有对立面的。但事实上科学根本不是一个无限范畴，他只是人类整个认知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或一个子系统，他被他的对立面所约束。正因为这个原因，科学才是有缺陷的认识方法论。
有人说，科学是沒有固定定义的，但事实上，科学作为一种存在，他的定义并不是由个别人或组织所能规定的，我们应该可以从他所使用的工具、思维基础等表象中发现并归纳总结出他的一般性定义，这是最合理的逻辑方法。
并不能因为迄今还沒有人做这样一个定义科学或已经最接近本质的定义科学的工作，就否认科学这个范畴的有限性。
我就可以尝试性的来定义一下科学：科学是在实证主义世界观指导下，以逻辑归纳、推演等方法作为工具来认识自然的一种认知系统。因为其所用工具的缺陷使得科学的结论通常都具有偶然性和相对性的特征。
科学和宗教、玄学……甚至艺术、美学……等体系一起构成人类认识自然、了解真理的认知体系。他们的区别在于世界观和所使用工具方法的不同。
因此，我们发现从逻辑上来看，科学不是个无限概念，它一定存在对立面，伪科学的存在毫无疑问。
那么什么是伪科学呢？
伪科学就是打着科学的幌子，不用或错用科学的方法得出一个强称为科学的结论的行为。
反伪斗士们的科学打假无可厚非，只是科学既不能完全代表真理，打击不符合科学原则的“伪科学”的意义就不能和打击“伪真理”等同了，基本上只能说这些花精力搞反伪科学扩大化的人是错把科学当“真理”而陶醉于自欺欺人之“真理斗士”幻觉中的愚蠢人群。
所以《科普法》中关于伪科学的有关规定相对于科学本身而言是无可厚非的，各位仁人志士之所以要反对这种提法，其实质就在于他们同样错误的认为科学是个无限范畴，是万能的，无限正确的，他们错误地认为反对“伪科学”的提法，就是解放科学探索的束缚，解放人类自由认识自然的能力，今天科学界的情况不好，是因为其含义还沒有最终扩展到需要的范围。这种看法大错特错了。
产生这种错觉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中国人从百年前的五四开始就崇尚科学和民主两样来自西方进步的东西，中国人有个不好的毛病，总喜欢走极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就局限于对西方科学的普及。尤其是理工科学生，他们从思维到实践都被彻底用科学的方法论装备并束缚起来，从而成为一切其他认识方法的敌人。
但同时，我们却忽略了一个国外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理工科学生还有攻读哲学学位的习惯，因为他们认为哲学可以为他们的认识实践（注意不一定是科学实践）提供合理的指导工具。
但在西方科学逐渐成为人类认知自然的主流工具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理工科的人理所当然的被彻底灌输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国外不同的是，他们还被统一灌输了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存在深刻局限性的哲学观作为唯一的思想依据。
当在实践中最终发现科学原有的实用性其实是有深刻局限必须予以突破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这种局限是由科学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所造成的，反而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正是现有科学有待发展的原因。因为在他们不假思索的知识系统中，科学就是真理，是人类认知自然的整个体系全部，是一个无限概念。
他们从来不去怀疑科学是否是有规定性、历史性、偶然性、相对性的范畴，也从不觉悟他们所要实施的探索突破正是要对现有科学方法论实施否定。科学一旦完成自我否定就升华了，也就不再是科学了，这和当初它告别“新哲学”而成为“科学”是一个道理。
牛顿在用科学的方法为人类认识作出了重大贡献以后，突然之间改弦易辙去研究神学，有人说他堕落了，其实说这种话的人本身就是思维被束缚在单一的科学思维中的人。对人类认知自然来讲，科学、神学、玄学、宗教……都是并列的认知系统，只是今天的世界中，科学的方式对人类的认识实践提供更多的帮助而已。
科学只是人类认知自然的众多子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如果扩展了，这个范畴也就在自我否定中消失在和众多认知体系的融合中，那时候的人类认知体系已经不再仅仅是科学现有的内涵，它已经是一个经过无数否定和增容而诞生的更宽容、更有效的认知体系。
那些糊涂的“反伪派”人士，比如何作休、方舟子这样的人，所受教育完全来自那些其实束缚他们认识能力的、狭隘的、作为时代主流的所谓科学的书。尤其是何作休，他还不无自豪的宣称自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徒，殊不知，他比方舟子更多了一份科学以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约束。
科学显然是有缺陷的，辩证唯物主义更不是人类的终极世界观。所以他们读得书越多，就越执着，对其他认知工具就越排斥，他们的探索就离真理越远，真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读书越多越反动”的命题是正确的。而且还要加一句“读书越多越愚蠢”才可以精确描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种现象。
但是，“反伪派”固然非常狭隘，而“废‘伪’”派们也不见得就高明多少，他们应该明白，我们今天真正应该反对的不是“《科普法》中有关“伪科学”的条款”，而应该是因強化科学这种有缺陷的认识方法而压抑其他一切科学以外的认知体系存在或发展的新的错误思潮。
科学是个有限范畴，所以“伪科学”的存在理所当然；科学因为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它并不是人类认知自然唯一的和最终的手段。
在这里我要通俗的问“废伪派”们一各问题，“科普”是必要的吗？既然提倡“科普”，那么科学其隐义是不是就是个褒义的好东西？既然如此，“伪科学”作为贬义是否天经地义呢？所以废伪派的行动就连他们自己也是无法理清其中的逻辑的！
但是，无论是反对伪科学的还是反对“反对伪科学”的都不过坐井观天，他们大言不惭地各自以为处于人类整个认知体系的中心，从来没想到他们所共同坚持的科学只不过是认识天地之偏僻一隅，因此他们在徒劳的争夺针对“科学”的话语权的时候，却无一例外的不假思索的以为自己恰是在争夺有关人类整个认知体系的话语权也即对真理的话语权。
这种好笑的斗争居然还闹上了主流媒体，不得不说这是中国学界的恥辱和悲剧。所以我在前面说这是中国学界的丑闻！这种搞笑现象的出现，说明中国当代确无大师！笑过之后，由不得我不悲从中来！
科普法同样是建立在错误的“真理”前提下的时代产物，这个错误的前提就是“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认知体系的全部，是无限正确的”，既然有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前提，普及科学教育理所当然的要被当作一个正概念来看待，伪科学理所当然的就是贬义词。
因此，如果“废伪派”一定要废除什么的话，那就不是有关“伪科学”的提法，而应该是《科普法》本身！不要以为自己是梁山好汉，可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那一百五十几位义愤填膺的“废伪派”仁人志士，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错位的行为呢？其原因其实就是他们骨子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维定式，他们从来就不去设想，这种行为的直接后果是否应该会导致废除《科普法》，但是那些正不遗余力的和反伪斗士们争夺“科学”正朔的“废伪派”学者本身是不可能反对《科普法的》，因为一旦反对《科普法》，就直接反对到他们自己也同样坚持的科学信仰。这种内心矛盾滑稽的表现，就是导致这种必然毫无结果的“废伪”行动的夭折。
试问那一百五十多位著名学者们？你们真的敢废除《科普法》吗？倘真如此，那倒真是我中国之幸、人类之幸，中国也就真的出现了一百五十个大师级学者，破天荒了，那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福音。
中国学界当务之急，是合理定位科学在人类认知体系中的地位，合理评价科学对人类认知自然的功能，使科学从被误解了的至高无上的圣殿中走下来，站回他本应处于的有限范畴的位置，不再給予科学至高无上的肆意干涉打压人类其他认知行为的权利。
“科普”真的值得立法来强制吗？这才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
不可重现“科普”打压一切的现象，“科学”的功能是有限的，科普本身就不是绝对必要（需要但有限度）的，但这一点的说明又立即会使得科普法的存在合理性出现危机！这不应该成为砍柴者的过错！
总结一下：
科学固有的缺陷决定“科学的”不一定就是合乎真理的，因此所谓“伪科学”的也不一定就绝对的违背真理，任何由此得出的结论都是相对的和偶然的，以高超的智慧，从对人类认识领域的一切子系统内涵（无论是科学还是神学、玄学、宗教）的扬弃、融合中升华出更宽容、更有效的全新的人类认知体系，这才是中国学界芸芸众生在人类认识自然方面所应该采取的行动和必须具备的态度
之四：何祚庥、司马南迷失之地－浅谈东方思维与现代科技、现代哲学之关系。
一、从《司马南、何祚庥、刘华杰新浪聊天实录》说起
前些时候，司马南先生和何祚庥院士一起在新浪网和刘华杰教授进行了一次谬误百出的辩论——《东方思维对现代科技有指导作用吗？》。我在新华网及时给予了详细的点评，为了纠正国人被司马南先生和何祚庥院士长期搞乱的思维，我觉得有必要对“东方思维和现代科技（包括哲学）的关系”进行一个简单的论述，以正国人被误导之视听。
所谓东方思维是被司马南们故意模糊了的一个笼统的概念。他们因为大约也感觉到东方文明中蕴含的内容良莠不齐，欲攻其一端又怕捉襟见肘，所以创造这么一个含糊的词汇以备他们闪烁其间、强词狡辩之用。在司马南之流骨子里是将东方思维定义为阴阳五行、八卦算命、风水、迷信的，所以面对真正的东方思维时，突然觉得文不对题，莫衷一是！这就是这次辩论的最大可笑之处！
二、什么是真正意义的东方思维？
东方思维其实是指整个东亚包括印度、中国、日本、朝鲜……等区域的哲学思维指导下的认识自然的方法论。这中间虽然大部分地区其实是中国化的（比如儒教地区），但印度文明却自有其独到的地方并对东亚很多地方产生影响（比如佛教地区），佛教和儒教道教等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又是共存的，无法用简单的阴阳五行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思维还包括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科技思想、哲学思想等。因此所谓东方思维在司马南们口里说出来其实是已经失去了其本来的内涵，因故作高深而流于荒谬的。
三、司马南、何祚庥心目中真实的东方思维含义：
其实，他们真正之所指是东方哲学中的玄学部分。那就是黄老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基础上的辩证哲学的一个玄学分支。
何以见得呢？
因为他们总是以反对阴阳五行、算命、治病、风水、气功等的斗士的面目出现，并对浸透阴阳五行学说最深的中医理论大加质疑（比方说马上又准备禁食五十天的那个挑战司马南而司马南巧言回避的老中医），但是他们却丝毫不敢轻易撼动其它诸子百家以及《孙子兵法》、《齐民要术》、《九章算术》、《资治通鉴》……等等等充满中国古代智慧的伟大思想。那么他们所指的东方思维的含义就可想而知了！
四、东方思维中的黄老哲学是伪科学吗？
但是即便是黄老哲学他们的理解也是相当肤浅的，阴阳互根是最原始的辩证思维方法，这种方法西方一直到德国的黑格尔才被整理成系统辩证法的理论，后来在共产主义世界又被马克思发展为唯物辩证法。因此阴阳互根是矛盾论的鼻祖，是现代辩证法的祖先，其科学性是无庸置疑的。
黄老哲学基于阴阳五行对世界的是多方面的，这当然包括在玄学方面的应用，但是即便玄学是伪科学的，那也只是黄老哲学中相当局部的一部分甚至是异化的部分。
其实在这次辩论中的论题按照司马南们真正的理解应该是“中国古代玄学思维对今天中国科技的影响”而不能冠于“东方思维”的，这种提法本身就带有愚昧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潮的痕迹，逻辑上也是不科学的。
五、东方思维和现代西方科技殊途同归，有着不同基础方法论和相同的实践结果
东方思维和现代西方科技成果有着无数殊途同归的结论，只因为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基础方法论不同，尤其是西式基础方法逐渐占主导地位就彻底抛弃辉煌的东方思维，这其实是愚昧和至少短视的。
东方思维和现代西方思维的差别仅在于基础方法论的不同，西方思维指导下的现代科技讲究实证而流于狭隘；东方思维则放眼宏观、整体而趋于博大。这是一对矛盾，但有机的结合将为未来人类的科技发展和对大自然的认识带来无限的契机。
东方中国人用了另外一套基础理论推导出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各方面的结论。这和西方人的结论殊途同归，但他们形成的基础理论形式不一样。
比如西方医学和中医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诊断治疗方式，但却有一个同样的治疗结果，这说明什么呢？这建立在两种基础理论上的两种医学体系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对这个疾病进行了和治疗，结果从不同的角度达到了一样的结果。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中国的命理学和西方的占星术中，很难想象两种严格隔离的文明会在这种所谓迷信的理论上有惊人的相似，中国命理学里的五行相合、对冲、相刑……等等关系，在西方占星术上几乎一模一样。有兴趣但不迷信的人可以自己去比较一下，很有意思。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古代有着和西方文明截然不同而又可以殊途同归的基础理论体系！只是世界的方式和角度不同罢了！比如，西方人说12345，中国人除了12345还有甲乙丙丁戊……子丑寅卯晨一样；西方人习惯十进制制，而古代中国人还有五进制（算盘）、二进制（八卦）、六十进制（天干地支所组合成的纪年方法）虽然有些牵强道理却也是一样。
想象一下一个受英文教育的人如何看待中文的书本就知道啦，其实我们今天有了对照翻译可以很快用两种不同表达方式体现出来同样的意思，这就是沟通，同样我们有必要对古老理论进行“翻译”式的基础沟通,这就是文化考古。
在拿破轮来到埃及发现著名的那快罗 塞塔石碑以前，沉睡了四五千年的埃及文化因为当时西方人无法弄懂古埃及文字而令人充满神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古今两种文明采用不同的基础理论体系（符号排列规律和语法）建立了两种语言理论，因为年代久远，其中的一个基础理论（符号排列规律和语法规律）已经消失，我们面对这堆复杂的符号时当然会感到莫名的神秘和茫然。当商博良卓有成效的工作终于从对罗塞塔石碑的研究中获得突破时，那数千年前的文化辉煌就袒露在今人的面前啦。
这正是我们面对中国那些古老理论体系时的情形。
六、中国古老思维曾经是有完整体系的,在今天变成神秘文化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人古老的理论认知结论因为一种未知的原因（比如秦的焚书坑儒、汉的独尊儒道和大唐灭法、大明八股、大清文字狱什么的）走在了基础方法论的前面，使得理论和验证手段脱节，或者是曾经已经验证的理论侥幸存在，而那些被用以验证的基础方法论已经消失，就象三星堆的面具，才让后人感到神秘。
这样说不是我们要先入为主的肯定东方思维的科学性，而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这些精妙的理论曾经和仍然指导着我们的科学与实践，不应该因为无法重新找到论证他们的基础方法就否定它的合理性，我们考古三星堆以后是否在震惊之余也大胆设想一下，东方思维之所以神秘是因为他的理论或者结论被完好保留而那些复杂冗长的推演方法和其它基础方法论因为时间和历史的原因已经湮没了呢？这种大胆的设想不是迷信，而是看看这种理论是否能在现代科学中起指导作用而进行的反验证！
在中国古老的基础理论体系逐渐和其它文明相接触和所处社会的巨大变化的割裂过程中，使得今天的人已经无法理解那些曾经在过去的基础理论体系上非常正常的学说了，这样就开始使得那些被悬空的学术结论变成今天的神秘！
记得重要的中国古代科技－－冶金术吗？我们不止得到过一把古代的兵器，那些精确奇异的合金配比，含碳分量的控制使得秦国曾规模化的生产武器，这说明这种技术是已经成熟的科技，可是我们有看见相关的中国古代化学文献么？
中国古代至少秦代的兵器是制式生产的（也就是标准化成批生产），这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工艺标准，这说明中国古老的冶金科技的确存在一个指导性的理论体系，至于它以什么形式存在或因为什么而失传，这是又一个谜！
所以我们今天只看见剑，而看不见他的制造工艺，这和那些所有的所谓神秘的东方思维的情况是一样的 。
七、阴阳五行学说是更高级的辩证法思想体系
如果从神秘理解黄老哲学中的玄学的误区中走出来，大家很快就会发现所谓阴阳五行其实是对现代简单辩证法的深化，换句话说，现代辩证法看事物的方法被函盖在了阴阳五行学说之中。现代辩证法从矛盾－－即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来事物，而阴阳五行说不仅从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看到了统一（即太极、混沌）还向下继续将事物的对立统一互相依存的基本关系划分成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之间除了简单的阴阳（即矛盾）关系以外还有比简单的对立、统一更丰富多彩的相互关系，比如：生、克、合、刑、冲……等等，这使得我们对事物的辩证认识方法更精确的贴近了事物的状态。这是现代辩证法必须借鉴甚至发展的方向！
八、彻底否定东方思维对现代科技的指导意义的目的是要对科学探索野蛮扼杀
司马南、何祚庥开题“东方思维能否拯救现代科学”就是荒谬的、缺乏科学头脑的问题。他们习惯于能或不能这样简单的二分思维法，辩论的结果是让东方思维和现代科学越行越远，更加分道扬镳，因此，司马南们开此论题的目的就是别有用心的。
当波尔上世纪三十年代来中国讲学，感叹西方科学思维已经走入分子、原子、质子、中子……永无休止的旁枝末节而将眼光转向东方宏观思维的时候（还原论），中国人很为自己的传统骄傲了一回，但今天这数千年的辉煌沉淀被何、司二大师直接当成大便（文明的说就是糟粕）示众于国人之中的时候，我仿佛又看见了鲁迅描写日俄战争中国人麻木的观看日本人砍杀中国人头颅的片断，只是那时候国人的麻木是面对同胞的血肉之躯，而今天的国人面对这血淋淋的场面自然是不会再麻木的啦，可悲的是仍然还没有进化到对肆无忌惮的精神屠杀产生反应的层次，所以我伤悲！
另外司马南、何祚庥之流真正要毁灭的不是中国的东方思维，其实质是毁灭中国人对前沿科技探索的前途。
这些人对钱学森先生的诬蔑和诋毁，就是因为钱老有感于西方对超心理学、智能医学（在中国曾被称为第四医学）的研究早已经悄悄开始并已经富有成果，而中国人仍然躺在陈旧的世界观里浑浑噩噩而秉承完全科学的态度展开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并和今天仍然统治着中国人思维的陈旧世界观产生碰撞的结果。
钱老是真正的科学家，科学的态度是不带偏见的去研究自然，就象牛顿之研究神学！
但钱老又是可悲的，可悲的是他以火箭之父的科学地位居然无法抵挡这些三角猫学者的无聊攻击！
有一位山东大学的教授，很久以前听说他从传统科学中总结出“生物全息论”，后来他死了，死了就死了吧，但是那些新主观唯心主义分子并不放过，说：“当心有人借张颖清之死为伪科学喊冤”，大有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臭脚之势。
好，我们不再去关注张教授的死活，不如让我来向各位介绍一下祖国医学在全息方面的认识，中医从来讲究望闻问切，从某一个局部的变化来判断整体的状况。这是全息论的最早印证。穴位经络说更是这种理论的成功运用。现代遗传学告诉我们仅仅是那几对有限的减基对决定了生物个体的全部信息，我们因此有了确定人类基因图谱的伟大工程，在将来的世界上，人们将可以根据基因所告诉我们的信息而查知人体一生的病痛和状况，这就是东方思维和现代科学研究结果的吻合之处！
全息论还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世界的结构和运行规律中，我想会有专家专门来论述这些客观的事实，而我只希望通过简单的陈述稍解诸位之疑惑。
司马南、何祚庥诋毁的“不科学”的东方阴阳五行学说认为：有时候人如果耳鸣恐怕就涉及到肾；眼发黄恐怕病在肝；舌尖发红恐怕就有心疾了，而西医从来就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如果说还有些牵涉认知的话最多到解剖学可以企及的血管和神经，而中医理论还有经络和穴位的更深刻的认识（美国卫生部已经批准针灸在美国的治疗应用）这种人体的用阴阳五行相互关联的认识和划分还被中国人用在天下九州的地理分野上。可以说所谓东方思维指导着中国人走过曾经辉煌的五千多年，而今天这些理论却因为历史的原因被主流的西方思维所掩没，一些肤浅的所谓学者就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腐朽的毫无价值的东西，这是可悲的。
九、司马南、何祚庥其实已经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沼
东方思维其实和西方思维在一个系统的一定范围内实际上更象现代科学思潮中的两个流派，比如经济学中的货币经济学流派和预期经济学流派，都从不同的侧面，用不同的方法论的东西来阐述了同样的东西，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出来的能量不同而已。任何厚此薄彼的说法都是没有道理的。
司马南,何祚庥这对蹩脚搭档曲解东方思维和现代科技的关系是有其深刻的认识原因的，这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所坚信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一切宇宙现象的唯一准绳。
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因为走极端，早已经背离唯物主义而去，深深的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沼；同时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同唯心主义一样已经逐渐显现出深刻的局限性而必将为新的认识理论所覆盖。
在知识爆炸、开始讨论进化论、牛顿力学、相对论……是否符合绝对真理的今天，何先生这样的所谓科学大师们还在辛苦的为“物质”和“意识”的座次问题争名分，这是中国科学界或哲学界的悲哀，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之五：中国学界确无大师之“于丹、十博士”篇（一）
（一）、试试看，反响好就续
最近因为忙于生计，很少关注时下学界的PK。偶尔翻一下网页，竟满目滚动着一个名字－于丹，后面紧跟着的一串却又是一个“十博士”。
不知怎的，砍柴的在浏览“十博士”的显赫头衔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想起汉末深宫中以太监不全之身而终乱“强汉”万世天下的“十常侍”。
昨天，接到白小牙先生的通知说“一虎一席谈准备举办于丹讨论会”，有意邀请砍柴的作为嘉宾参加。这时候才猛然发觉，原来自己是如此地怠慢了“于丹”女士，如此怠慢了那些自诩代表当今传统文化“专业人才阶层”的“十博士”们。砍柴的的确丝毫没有去关注他们，包括有关他们的文章标题以外的任何东西，甚至想去了解的欲望居然也丝毫没有过。
砍柴的大言不惭，以前就说过，中国今天的学界是缺乏大师的，但绝不缺乏专家。就好像前一阵中科院围绕是否应该从科普法中“驱逐”“伪科学”一词的PK闹剧一样，中国学界总有一群“专家”在PK一些低级的问题，却从来不见大师的见解。
当一些专家级狭隘的学者要来谈论并PK大师级的话题的时候，闹剧就这样开始了。
我不知道于丹女士为什么会在今天的政治历史时期突然断章取义的拿出孔子的言论来开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或“君子固穷”；更不知道在贫富差距大大超过学术警戒线的今天，于女士要求我们继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不改其乐”的真实理由。
于女士无疑不是“十博士”们所诅咒的“一个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的“影视学博士”，他对論語的讲解除了断章取义、政治附庸倾向明显以外还是比较专业的。但是在GDP高速增长，GNH（幸福指数）急剧下降的今天，弱势群体是否真的应该和于女士转述的孔子的只言片语那样安于现状，“乐以忘忧”？在腐败横行，官商勾结，专制弄人的时代，我们再做子贡的強國选择题－“足兵，足食，民信之矣”时，是否还要“克己复礼”的“去兵”、“去食”而独自保留对国家象征－政权的盲目的“信”任。
儒家伦理道德体系诞生在一个混乱的人类历史时期，它其实描述的是在那以前数百年或那以后数百年“治平盛世”的社会伦理秩序。这种秩序与其说是一种理想，勿宁说是那种社会的一种客观要求。孔子之所以殚精竭虑去揭示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的伦理要求并教化大众，是因为他憧憬那样一个理想的社会，（比如传说中曾经相对公平、稳定、繁荣的周初盛世）希望建立那样一个理想社会，在这个前提下所构思的伦理体系，显然是和现实本末倒置的。孔子最终心灰意冷的要“泛舟江海”，正是因为这种只和理想社会相匹配的伦理秩序和当时现实的严重不相称所造成的一种觉悟后的失落。
于丹女士说，儒家提倡“神于天，圣于地”，是说理想必须和现实相结合，根据这种标准，孔子本身也只不过是个理想和现实相背离的俗人而已。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经济、政治、各阶层各区域利益发展严重失去平衡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已经不是儒家的仁、爱和“忠恕”所能简单解决的，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个严重失去平衡的时代需要的正是儒家以外的另外一种更现实的伦理秩序。所以齐桓公“宫中女市”，富国强兵，终成霸业；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法强国，卒有天下。形成強烈对比的却正是孔子以“仁、义……”游说于列国之间而終老于无功于当世之孤独之中的现实。
有人会问，那楚汉相争，北逐匈奴，天下太平以后的西汉王朝，却为什么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道”呢？难道汉人比秦人更聪明吗？不是的，砍柴的来告诉你，那是因为一个新的太平时期已经到来，这样一个治平时期正是儒家伦理秩序生存的最佳土壤。
儒家理论是治平时期很好的稳定纲领；在动荡时期，不是形同虚设的道德幌子就是政治家、野心家们公然愚弄百姓的道德工具。
我不知道“十博士”们抨击于丹女士的真正原因，但从那封肤浅的公开信来看，他们有些嫉妒“于丹”女士“勾结”“无良媒体”而“牟取”的名誉和经济上的“暴利”，并“深刻”的抨击说于丹是“一个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的“影视学博士”，言下之意还是要和于丹争一下中国儒学的“正朔”，但可悲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他们从于丹的言行中“嗅到死尸的臭气”的同时，他们自己其实也一样的腐朽而狭隘到要誓死捍卫孔子“尸体”的愚昧地步。
今天的中国社会处处充斥着不公平、处处潜伏着社会危机。如果我们不从科学的角度来顺应客观规律，疏通发展道路上的政治和经济障碍，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而一味的寄希望于古老儒教对人们心灵的约束、懞蔽，寄希望于那些肤浅或龌龊的文人来帮凶般继续愚弄百姓，以催眠国人的良知和勇气，那么，这个民族没落的时候就快要到来啦！这种没落将会比古罗马的毀滅来得更加猛烈，那将是坍塌式的。
无论于丹还是“十常侍”（SORRY，是十博士），他们都无法跨越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对今天社会的作用，无论他们怎样的殊死搏斗，都只不过是“两小儿辩日”一般的浅薄、狭隘。饱食终日者，无所事事，遂不过如此尔！
中国学界仍然没有大师级人才
中国学界确无大师之“于丹、十博士”篇（二）
砍柴的只不过一冷眼旁观者。
于丹对論語的讲解的确精彩，可悲之处在于于丹女士只津津乐道于孔子的“安于现状”，“乐意忘忧”式的愚民教条，却回避了儒家提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难道儒家学说可以如此断章取义地去迎合和谐社会政治的需要吗？
儒家有六经、五经之说，“六经”之说始于孔子之《礼·经解》，他们分别是《易》、《书》、《诗》、《礼》、《乐》、《春秋》。
其后嬴秦焚书,《乐经》散失,仅存《乐记》一篇,乃并入《礼记》中,遂有五经之名。这些都是儒家推崇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典范性著作，但他们没有一部是孔子的作品。
这说明即便是《論語》这样伟大的著作也不过是纪录孔子对以上古代经典著作身体力行地钻研以后的心得。推《论语》，而不究《易》、《书》、《诗》、《礼》、《乐》、《春秋》之本义可见是舍本逐末的，在这一点上“十博士”们鄙视于丹的企图通过“吃快餐”的方式弄懂入学的肤浅是有道理的。
换句话说，孔子虽然孜孜不倦的试图将他所汲自“中国传统文化”六经的营养尽数传授给他的三千弟子，而《論語》却还是远远不够的，后人通过对《論語》的咬文嚼字和鑽牛角尖就很容易造成对儒家要义的断章取义。
儒家是后人划分的，在孔子从来就没有给自己设定过任何束缚自己思想的藩篱。一些政治投机者曾说孔子是宿命論者，继而用今天的术语来套他说孔子是个唯心主义者。
而其实孔子在学术上的宽容也是今天中国学界的那些所谓专家学者们所望尘莫及的，比如对暂时无法理解的特异现象，何作休院士们就坚决地从自己狭隘的唯物主义信仰的角度出发认为，凡是今天的实证方法无法证实的现象就是伪科学的，而孔子却睿智而宽容的说：敬鬼神而远之！
这就是大师和专家的区别。
今天的中国人还保留了多少文化传统，已经失去了文化传统的中国人还配有“文化劣根性”吗？
于丹、十博士们的PK是在一个很低的层次里的PK，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尽观看起来“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而其实他们还是拥有一个共同点的，这就是无论是于丹还是十博士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儒学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值得捍卫的。而他们却同样无一例外的不知道应该在怎样的情况下或如何去捍卫才是睿智的。
如果在他们脑门上洒点凉水，让他们清醒一点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儒学其实是经历过无数的磨难而传承到今天的。
首先在孔子身体力行的那个时代，儒学就遭受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挫折。儒家的政治主张在当时政治活跃的列国屡屡遭受冷遇以后，在推崇法家的秦国统一天下以后还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这是历史事实，不需辩驳的。
但孔子和当时希腊的柏拉图却是世界上两个最早开办大学的人物，正因为这种学术“运作”方式，使得这个世界千百年来保留了东西方两大学术系统。柏拉图保留的是哲学和政治学；孔子保留的是政治学和伦理学。
当十六世纪中国儒家的继承者朱熹把儒家伦理的体系扩大到自然的“天理”的时候，理学就诞生了，而理学对西方世界的传播，最终导致柏拉图的徒子徒孙们受到启迪而产生科学。
有人说砍柴的是在胡说，这无妨，有心者可以去瑞士、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大学看看，是否有专门的朱熹理学研究部门，甚至美国的哈佛大學也有朱熹理学博士研究院。
这是讲儒学到底有多博大，和于丹、十博士们的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是不是有些不一样呢？呵呵
那么为什么说今天的中国人其实已经没有了传统文化呢？
这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起，那时候在华人世界有很多所谓的“天下皆醉唯我独醒”的“聪颖达者”经过深刻的反思以后，好像大彻大悟了，他们终于发现中国人无法继续獨佔世界文明鰲頭反而倍受欺凌的根源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也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传统。
对孔家店，在五四的时候就已经砸过一回了，因为那时候的文化精英们认为德先生、赛先生才是最先进的文化表现，鲁迅就说要“痛打落水狗”。但他们哪里知道德先生（民主）也就罢了，至于赛先生却还有着深刻的儒学渊源，这就是陈朱理学。可见中国近代社会无论是在什么样的辉煌时代都没有出过真正的大师。
中国学界确无大师之“于丹、十博士”篇（三）
三、无论于丹还是十博士都无法明白的道理：儒家学说体系虽然有其深刻的局限性，但和现代西方民主思想却有着至关重要的互补作用。
西方的民主制度无疑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政治制度，但这种僵化的代议选举制度有很多西方文化无法克服的弊端，这就是全部的政治过程受制于不加掩饰的利益，公民之间是这样，对外政策也是这样，所以这导致这个可怕的只按规则刻板运行机器失去灵魂，它有可能给国家和世界带来灾难。
比如说美国近十几年所发动的几次战争，拒绝通过避免地球温室效应加剧的《京都議定書》，还有废除《反导弹条约》、公然将太空军事化等等，哪一项决策不是在国会山表决通过的？也就是说没有一项国家决策不是代表美国人民的极端利益的。
西方人从柏拉图开始就认为人之初性本惡，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则是应该多于亲情的。所以西方注重法治的传统由来已久，愿赌服输式的生存习惯，使得西方人更注重彼此利益的公平，久而久之利益便成为他们衡量事物价值的绝对主要的标准。
在美国社会，夫妻、父子的财产是截然分开的；子女超过抚养期还住在父母家里，按习惯是要收费的。当然国家也不例外，公民视为他交稅和誓死保卫他的安全为天经地义的义务，而国家则无微不至的为所有公民提供福利和生存的保障。
在这井然有序的规则面前，是无法参杂规则以外的任何道德因素的。比如在萨达母的死刑问题上，哪怕作为个人的美国前司法部长再有良知也无法左右美国政府既定的处死前伊拉克总统的政府计划。
而儒家学说却从一个相反的基础“人之初性本善”的认识上来主张以仁来管理社会，它认为人心的基础都是向善的，各种原因导致了他们的犯错误，因为他们内心的初善，使得他们都是可以被原谅和挽救的。因此在儒家社会中利益是被放在道义之后的，在中国商人从来就被放在下就流的地位。
这种理念也导致了启蒙时期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郑和七下西洋，航程几乎越过好望角而到达欧洲，但他给世界个民族带去的是和善和礼物；而哥伦布的大航海却给沿途人民带来长达数世纪的殖民压迫和灾难；西班牙人毁灭了辉煌的蚂雅文化；八国联军还烧毁了人间仙境－中国的圆明园。
这就是儒教社会和基督教西方社会的区别。
儒学的“性善论”导致中国人比较注重改造和教化，这就是人治。
美国人通过代议制所通过的那些措施对美国的短期繁荣和利益毫无疑问是有好处的，但长期的灾难和危险却可能带给全人类的。因为追求极端利己主义的利益的短期意识，使得这个国家就向盲人瞎马一样有可能机械的走向深渊。
所以美国式的民主体制和利己主义文化导致这个国家机器无法具备睿智的灵魂，从而保证这架庞大的机器不会恐怖的走向不明前途的方向。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完全靠儒家道德的力量来管理社会显然也是荒谬的，但儒学注重道德伦理的认识体系却正好可以和民主体制下注重法律的特征相结合，使得人内心中理智的一面可以开始在国家决策方面发挥灵魂的左右，使得这个社会的管理能够充满良知和睿智，这就是今天儒学“仁义、道德”信念的作用。
其实，西方推崇儒学还有一个理由，这就是陈朱理学对西方早期科学的影响，理学在十五世紀被介绍到西方，使得欧洲诞生了被陪根称为“新哲学”的科学，因为理学认为除了人于人之间相处是有规律的，人于自然和自然之中同样存在“天理”。东西方哲学的碰撞终于诞生了影响深远的科学体系，它在一百年前的五四时期有被稀里糊涂的请回了祖国，这就是“赛”先生！
如果说历史上儒学曾经已经改造过一次西方哲学，并为死气沉沉的西方哲学带来过“科学”的光明，那么今天儒学再一次影响问题多多的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并和他们一起创建一种全新的人类社会制度的时刻就已经来临啦。
儒学和现代民主制度的结合已经创造了一个辉煌的现代亚洲，为什么不能再为全人类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睿智、仁爱的大同世界呢？我期待着！
之六：被清算的“五四”精神和国人失去的信仰
07年是一个儒学复辟的相当激烈的一年，中国人似乎又突发奇想，萌生了一种打算清算“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罪孽”的奇怪冲动。
这种冲动其实并非07年才开始萌芽，它应该始于物质资料开始丰富，精神资料空前匮乏的九十年代末期。曾经诞生于“五四”，甚至主流于“五四”，坚决反传统的***人奇怪地开始倡导“以德治国”、“八荣八耻”的儒家信仰。而于丹、十博士……这样的一班政治文人为争儒学正朔而发生内讧的推波助澜，则使得这种冲动在07年的中国达到顶峰。
其实，经历了五四运动和半个世纪以后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人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就从此失去了信仰。为什么这么说呢？
五四以前的中国人是什么都信的，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夏人信神、商人信鬼、周人信命，而自那以后的数千年发展中，中国文化逐渐宽容而厚实，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神鬼、圣人、耶稣、佛祖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信仰。这个世界的历史上也只有儒教背景下的中国人才可以做到这种儒釋道相安于一起而无事的文化宽容。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是抱着彻底和旧文化决裂的信念开始对孔孟之道的猛烈战争的，他们狭隘地认为，正是这种墨守成规的传统文化使得当时的中国落后于世界其他民族的发展。
那时候，一切旧有的封建思想都被拉出来进行批判示众。代替国人信仰的除了基督以外就是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不管当时的人们对赛先生曾经拥有过的中国血统（陈朱理学曾于十五世纪被西方传教士介绍到了欧洲而成为科学诞生的催化剂）是多么的茫然不知，但当时的中国人在告别一切“愚昧”的传统之后，毕竟还是保留了一个科学的信仰。按照于丹女士转述孔子“民无信不立”的教导，中国看来还是有希望的；
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比五四运动对中国人灵魂的清洗要彻底的多。无论孔孟之道还是基督活佛，甚至“赛”先生都一骨脑被打翻在地。这也许是因为赛先生的儒家血统终于被查出，也可能还牵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这次科学也没有幸免于难。
而“德”先生莫名其妙地却被贴上无产阶级民主的标签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造反活动中改头换面好好疯狂了一回。那时候的中国人尽管彻底砸碎了传统文化的坛坛罐罐，但他们仍然还有一个信仰，这就是战无不胜的毛 泽 东 思想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理想。所以同样根据“民无信不立”的原则，这时候的中国仍然也还是有希望的；
当中国人终于进入七十年代末期，通过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深刻反思以后的执政党终于决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全盘西化开始了，从此，中国人的心灵中除了金钱和性爱，从此一无所有。
这种状况的中国社会其实已经闯进孔子“民无信不立”的警戒线，在高速发展的经济和高速激化的社会矛盾中，困惑的精英们不得不反思起对传统的革命是否合理，于是他们开始不断尝试着文化回归的可能性，尝试各种利用重建儒家道德秩序从而逆转社会规律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以德治国”。
很少有人去深思过“以德治国”后面隐含的意思，不知道“以德治国”其实是对专制政权和獨裁者的道德要求，他应该是不适合于中国今天的民主和法治制度的，否则就只能说明中国今天的社会体制本质上其实仍然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的。
法制社会中的道德是无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道德只用于约束公民的法律以外的行为，对治国毫无重要可言。克林頓的婚姻道德问题并不影响他为他的国家带来繁荣和发展；布什的口没遮拦同样不影响他作为美国总统在美国法律的要求下去管理这个世界上最強大的国家。
应该说在法制社会的公务员是没有机会或不敢不以“德”治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年的那些无知政客提出“以德治国”的主张其实是多么的自欺欺人和多么的荒谬绝伦。
在这种圣人体制下必须建立一种领导者高风亮节、被治理者人人自省、人人自我约束的“和谐社会”，在激烈的矛盾面前自觉拥有“乐以忘忧”、逆来顺受的圣人修养。
于是曾经被无数近代民族精英们无数次打翻在地的儒家信仰重新被奉若神明地请回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信仰的中国社会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可以说于丹和十博士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宠儿，这和他们曾经的牛鬼蛇神的身份形成強烈的对照，而他们今天的趾高气扬也同样和从前的战战兢兢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是专家级学者或称知识分子的命运。
做大师则不同，他们要象萨特，死后百万人送葬，而共和国总统也不得不慨叹说：哲人的魅力是不可阻挡的
之七：可以寻找嬴政后裔，恢复大秦正朔吗？
千秋万代，江山可以被无产特权阶级世袭吗?
何作休老院士有句名言：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郑州规划局的逯军副局长更有名言中的名言：你到底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
作为中国人本来是很荣幸的，不幸的是作为今天的中国人却不得不经常为时下国人频出的无耻埋单。
何老的名言虽然于他不过是慌不摘言，无意道破天机；而逯军副局长的名言中的名言却正如郑州规划局门口门卫所说是因为“军人出身的耿直”脱口而出的实话啦。
生在今天的中国即便不幸，砍柴的也绝不会因此就看轻这个国家。诸位明白国家和国家政权以及政治团体之间的区别么？
就法理而言，国家是人类的文明单位，它拥有军队、法庭、警察……等上层建筑，国家通过政府机构来行驶对领土、领海和领空的控制权。国家为公民提供生存和安全的保障，公民对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为公民，爱国是他们的义务。但是爱国不等于爱统治者。国家和皇帝及政党是几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当法国人在大革命中将他们的君王毫不犹豫地送上断头台的时候，他们却在高呼“法兰西万岁”。
在封建社会，王、国是不分的，所以瓦格那才呼吁德国人应该象热爱国家一样去热爱他们的德意志君主；
在专制集权社会是党、国不分的，所以西特勒才要全体国民要象爱国一样的热爱纳粹；
但是，在民主社会，国家就是国家，党就是党，国家是属于国民的。党是国民组织起来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团体。所以民主社会的爱国主义就是热爱体现全体国民最大利益并为全体公民提供生存保障的国家本身，而不是具体的什么人或什么政党！
有人说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官场没有什么区别，罗斯福的仕途轨迹和中国官僚们仕途轨迹的对比并不说明什么。可是砍柴的要说这两种制度下的官场存在本质的不同。什么样的制度产生什么样的国家公务人员，在民主社会罗斯福这种官僚只需宪法约束即可，而专制社会的官僚们却还需要“八2荣2八2恥”这种高于法律的道德来约束（相比之下，法律退居次要的地位）。民主社会的官僚的权利是要受到法律的约束的，专制社会的官僚却无所不能。
又有人说，专制社会不也努力在反腐败，创建和谐社会吗？大量惩处高官就是例证。
可是砍柴的要说，惩处高官而采用如此巨大差距的量刑标准，不正说明这个政权所拥有的无法无天的可怖权利吗？同样的犯罪，也同为高官，有的枪毙，有的注射死刑，有的不过坐牢而已，有的直接逍遙法外……国家药品监督局前局长临刑前的怨言难道没有道理吗？他竟愕然而问曰：我坦白了怎么还不从宽？
还有人辩解说，中国人的生活不是越来越好吗？这难道不是专制政权的功劳？他们不明白的是，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积淀的国家，中国人和全世界人民一样又同是这个星球上人类历史的主人，他们生来平等、自由，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应该越来越好，之所以今天才达到这样的水平根本不是谁给他们的恩赐，而相反应该质问的是：是谁阻滞了他们幸福的尽快到来？
不错，就民族的历史的角度来说，作为政治团体的中国***在中国历史上毫无疑问是有大功于民族和国家的。但这样的历史功勋绝不应该成为強迫中国人世世代代必须去臣服于它的权利的依据。
无数革命先烈都是打着为人民打江山的旗帜跟着***去闹革命的，革命成功以后，近半个世纪来的中国人——革命者、反革命者直至不革命也不反革命只为保命而活着的平头百姓）——有没有质疑过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大好江山的主人到底是谁？社会主义的民主江山可以由“无产特权阶级”千秋万代世袭下去吗？
倘真必须如此，那秦始皇不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人吗？他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终于结束分裂状态而使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四海之内莫非王臣，如此伟大的功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有谁能企及？中国人是否也应该依据同样的道理寻找赢正的后人而去承认并恢复大秦的正朔呢？
国家本来就是全体国民的国家，不是个别政治团体的国家，人民的幸福本来就应该归功于人民的不懈努力和创造，谁奴役了人民，谁因为自己的利益阻挠人民对历史的创造和对幸福的追求，都是历史的罪人而不是要被感恩戴德的功臣。
如果有人愿意象罗斯福一样做这个社会的精英而爬上这个国家权利的颠峰，那么他就必须首先具备苦力和扦夫的品质，人类的精英本就只应该是人民的奴仆，他们必须为领导人民获得更大的人民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而前赴后继。
其实就时下标准的德性来说， 逯军当无可厚非，他只不过“耿直”地说出了一个旁人敢做不敢说的事实而已，这就是：
江山是可以世袭的，它起码今天还不属于人民。
之八：国家发展和强大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从邓XP先生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开始，中国人就一直着魔般被“发展和强大”的旗帜驱动着奋勇向前。
可是，当中国的GDP终于突破三万亿美元，国家财政税收高达五万一千亿人民币（政府实际可支配资产约十六万亿人民币），而财政投入民生建设（教育、医疗、福利保障等……）的费用仅仅人均461元人民币（同期美国人均五千美元）的时候；当经济发展创造的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外汇储备被政府一掷千金的投入美国金融债券市场巨亏三四千亿人民币而在国殇时煽动工资微薄的国民勒紧裤腰带为灾区捐款捐物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到底是为了什么？
国家的发展和强大仅仅是为造就一个穷凶极恶的贪官污吏阶层和一个脑满肠肥、新贫乍富、傲视世界的中国新贵阶级吗？仅仅是为了靠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盲目追求三十年不变的高速GDP增长荣誉吗？是为了可以使特权阶级能享受叱咤风云于国际金融市场、挥洒国民血汗的快感而不顾国家金融安全盲目拥有全世界第一的一万四千亿美金外汇巨额储备吗？
中国人的发展所创造的财富，似乎并不是用来改善国民福利状况的。
前面说过，中国人2007年用于民生（教育、医疗、就业……等）的财政支出是人均461元人民币，而美国则是人均5000美元。中国人的个人养老保险却是参照所谓人均工资来计算缴纳额度的，这个人均工资是从占社会极少数、可统计的国家公务员以及收入相差悬殊的国企职工的工资平均中计算得出，他远高于绝大多数国民的工资标准。比如南昌市2008年公布的在岗人员的人均工资就高达1914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从2002年到现在短短六年就增长了两倍以上，个人社保缴纳者必须按照下面这个公式来计算应缴社保费用：1914*80%*20%。
......。这种社保政策是明显站在公务员国企职工等少数特权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他所侵犯的是绝大多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利益。用本来就由社会不公平造成的两极分化中少数富人人可以达到的标准来要求绝大多数穷人的超负荷付出，......!!
常有人说中国百分之八十的社会财富被掌握在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的手上，用按照这样的二八率统计出来的平均工资来强迫绝大部分低收入者为高收入者买单，
......
有谁敢凭着良心说中国今天发展目的不仅仅是守财奴式的追求金钱而是在追求最广大人民的最充分的福利利益？
可是，良知是不可能被强权永远蒙蔽的，稍微有点独立思维能力的中国人，就可以非常轻易的摆脱那些煽动宣传的浅薄束缚而直面真相。
比如，国际金融界几乎众所周知，中国政府至少在同美国的货币较量中是失败的，而且损失惨重。今年两会结束时WJB忧心忡忡的“我忧虑的是美元贬值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见底”的哀叹就是证据。
货币贬值本来是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很正常的经济现象，它是经济萎缩时市场机制的正常反应，适度的通货膨胀可以刺激经济繁荣，尤其对出口贸易影响巨大。
记得二十年前的《广场协议》吗？当日本的半导体出口几乎覆盖整个美国和欧洲的时候，美国纠集西方数国和日本签订強迫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使得经济高速增长中的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
历史总有惊人相似的地方，美国因为次贷危机的影响，经济几年来一直处于危险的危机状态之中。
当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持续保持上升势头将近二十年时，美国政府从对本国利益负责的角度出发，故伎重演，开始胁迫人民币升值。这从美国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举措，对卖国政府来说是无可厚非的。
以前，中国人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上也曾经的确不乏绝顶聪明之举，其中之一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捆绑汇率。任你美元涨跌起伏，人民币都采取针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如蛆附骨，我自巍然不动。起初中国经济规模不大，对美国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当中美贸易顺差逐渐升高到一千多亿美金的时候，美国人就如坐针毡了。
《广场协议》是前车之鉴，任何后来明智的政府都不可能束手就擒，中国政府当然就更是伟光正了，财政部、央行就不止一次信誓旦旦的告诉中国公民说：人民币绝对不会对美元升值。
可是央行行长的话，言犹在耳，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却轰然而至。
2005年7月21日，中国中央银行突然宣布改变以往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当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自汇改前的8.2765一举上调至8.11，一次性上调2.1％。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政府对人民的背信弃义？
更令人费解的是，当美国人乘胜追击，陆续贬值美元，英国、日本聪明的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的时候，中国人却从2005年底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从3100亿美元一年之内迅速上升之4200亿左右。而当美元继续贬值，英国人、日本人大量继续减持美国国债的时候，中国人却为了美国国债市场的稳定和增加美国政客对中国政府坚挺美国经济的信心，直到今天也才减持不到五百亿美元。虽然如此，中国政府却又大量购买了美国的市政债券和股票（约两千亿美金）
我们来就中国政府对美国国债投资自2005年以来的亏损算一下帐。中国对美国屈服、改变人民币固定汇率的2005年年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为3100亿美元，汇率是1：8.299，2008年上半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为3880亿美元左右（2006年最高达4200亿美元），汇率1：6.99。这里不去计算期间减持不分的损失和区区百分之五的国债收益，就可以得出一个将近四千亿人民币的巨额数字。
截止五月十九日，汶川大地震来自民间和企业的捐款据说已经突破一百亿日民币。一百亿和四千亿相比难道不是九牛一毛吗？
这四千亿哪怕不用来改善国民低下的社会福利保障状况，不用来抗震救灾，而象沙特阿拉伯一样投资海外实业也不至于血本无归。
显然，中国政府也已经从头破血流的玩火自焚的惨痛损失中意识到并承认自己在外汇储备投资管理方面的严重缺乏知识和无能。他们很快就正式宣布成立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划拨了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注册资本金来管理中国庞大外汇资本的投资运作，新一轮的赌博开始了，赌资就是中国人全部的外汇储备。
......
《广场协议》胁迫下的日元升值虽然给日本出口贸易带来了巨大影响，但日本人民的福利却从中获得了巨大好处。那个时候的日本游客是世界上最阔绰的人，他们因为日元升值而高人一等。
但，今天人民币的升值却似乎并没有给百姓带来任何看得見的福利方面的改善。相反，在人民币节节升值的同时，物价却在以比人民币升值更快的速度飙升。这是一个及其怪异的经济现象，不知以后的经济学家又会从中总结出一个怎样的新的经济规律出来。
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发展，但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真的不得而知。
注：本文所列一些经济数据仅为凭记忆录出之粗略近似数字，不足作专业研究参考，特此说明，谢谢！
之十一：被侵略的痛苦和快感
这个标题很危险，会招来獅子座的流星雨。
中国人最近的一百五十几年是在被侵略的痛苦中度过的，自从鸦片战争西方进步民族的炮舰打开落后中国的国门以来，这种痛苦就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
被侵略的民族是痛苦的，为民族的解放不惜牺牲生命的奋斗又是崇高的，可是，又有谁知道，被侵略的民族有时候却又是幸运的。
有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说过：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速度以及这个民族文化的是否先进性取决于它是否能最有效的和其他民族文化接触并最有效地吸收别的民族的文化营养。而这种接触在近代乃至古代以前的蛮荒时代多是通过侵略和被侵略的战争来实现的。
从历史地利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会有很清晰的发现：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主流自古以来就集中在便于交流的欧亚大陆，而由于地中海、青臧高原以及中亚沙漠的阻隔使得欧亚大陆的人类文明在相似中又被分成各具特色的几块：欧洲文明、西亚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这些文明在两万多年漫长的交融中迅速发展成今天的模式。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洲文明的再次崛起是因为腐朽的罗马帝国在溃败的匈奴人的铁蹄的践踏下从废墟中重新组装起来的结果；而十字军东征则将亚洲的文化带回了欧洲；中国汉唐以来对中亚的征服战争不仅获得了“胡服骑射”之类的西域经验也将先进的中国文化送到了西方。
也许没有人相信，中国人四千年前就使用三齿叉和勺、刀配套的骨质餐具，而两千年前就因为多功能筷子的发明而逐渐淘汰了刀叉的使用。当英国的伊麗莎白一世女王还在用三个手指抓取食物，并讨论一个上帝的信徒吸吮油腻手指或将油腻手指在衣服上擦拭是否会亵渎上帝的问题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干干净净地使用进食工具近七千年了。
这种情况说明，在欧亚大陆，文化的差异从来就不可能是永久的，因为在这块全世界最大的陆地上，无论是通过和平的商业还是野蛮的战争所带来的民族文化冲突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一个孤独的民族是缺乏进步动力的民族，同样一个非洲大陆，和欧亚大陆紧密接触的埃及就诞生过曾经先进的金字塔文明；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那些非洲民族却长期处于落后的食物采集和狩猎文化之中，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列強的扩张打破了南部非洲人落后的宁静，数百年奴役和被奴役的斗争以及世界先进文明对它的影响使得非洲人才有了今天獨立而现代的文明。
看到这里，也许会有人说，这个砍柴的是个受虐狂，在举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Ｎ多年的时刻居然肆无忌惮地宣扬被侵略的快感。
民族之间的侵略当然也不完全带来文明的进步，有的的确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毀滅。比如西班牙人对印加帝国的毀滅就是例子。其实如果没有近代欧洲文明的介入，印加帝国也许还可以在南美广袤的丛林中因循守旧的存在数千年，而正是它千百年来与全球其他文明的相对隔绝，才导致了印加文明和欧洲近代文明的巨大差距，这使得它在这种激烈的文化冲突中失去了和先进文明交融的的资格。
这种情况在以后的整个美洲的印地安人身上屡屡重现，当我们怀着敬慕的心情审视今天灿烂辉煌的美国文明的时候，还有谁会想起，这里曾经属于安于现状的印地安人？
但是，在人类文明逐渐走向全球化以前的世界中，征服和被征服、侵略和反侵略正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方式。
中国人和印地安人曾经有非常相似的历史状况，它们都创造过伟大的人类文明，也都在不同的时期与世隔绝。
幸运的是，由于地理历史因素的原因使得中国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周穆王西游中亚到高仙芝血洗西域各国再到成吉思汗饮马黑海，中国人直到明朝初年对外部文明的吸纳就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因此，英国人李约瑟在他著名的历史著作中崇敬的说：中国人在明朝以前，技术发展处于绝对领先世界的状况，它向世界传播的技术远远多于它向外部吸收的。
可是，自从郑合先进而強大的远洋舰队终于被禁止继续和外部世界接触以后，中国人就开始了有史以来最为黑暗而落后的发展时期。可能许多充满民族自尊的人会说：先进的文化也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可是我要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有客观规律的。
当西方人已经开始工业革命，用铁甲战舰押运着毒品来到大清国的国门前喝令中国人开门的时候，中国已经落后西方将近两百年，而这两百年，正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次闭关锁国的黑暗时期。
应该说中国的现代文明是在那以后一系列西方列強的侵略掠夺中顺带留下的外部文明的种子滋生发芽而建立起来的。
文明的融合从来就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也不例外，当中国人在一百多年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终于脱离苦难的亡国命运的时候，他们在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却照例忘记了这屈辱的、被征服和反抗征服的一百年，正是中华文明得以浴火重生的契机。
他是在吸收进步的外部文明的基础上重新站立起来的，这种外部文化的强行介入，使得中华民族终于逃脫了印加文明和马雅文明以及苏美尔文明最终被历史淘汰的宿命。
但是好景不长，中国文明的第二次危机，来自于朝鲜战争以后的自我封闭，尤其是中苏交恶以后的二十多年，那个时候的中国文化就象一潭没有源头的死水，眼看就要在和外部世界的巨大差异中自我枯竭了。这时候的中国一直渴望着和外部世界的交流。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一种主动开放国门的运动在神州大地上轰轰烈烈的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侵略不过是为了攫取利益，中国人深明此义，不需要战争就主动把利益拱手送到“列強”手中，以换取对他们发达文明吸纳的机会，这是一种睿智的选择，也许世界上还有其他民族拥有这种智慧，但中国人却将这种智慧发挥到极致。
经过近三十年“被经济和文化侵略”的历史，中国人终于从痛苦中体验到了被侵略的快感，他们以每一年超过百分之十的ＧＤＰ发展速度震撼着这个世界，并开始重现龙的辉煌。
可是，一路走来，当中国人开始重新找到民族自尊而正准备大踏步迈向世界文明的颠峰在今天仍然被告知：中国绝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要回归儒家传统，并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的时候，砍柴的在想，中国文明的第三次危机是否就要来临了呢？
记住砍柴的的话吧：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是否先进取决于这个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是否经常性碰撞和融合，一个孤独的民族是没有前途和生命力的。
之十三：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中国官场之生态研究
美国人是极具想象能力的，他们的想象因为总和他们的科学相携在一起，所以更能体现科幻的色彩。
从《星球大战》到《机器战警》；从《超人》到《终结者》……我曾冥想着这样一个情形，这些在现代逻辑延长綫上的故事也许下一站就会来到人类的眼前。
《异形》是说未来生物學极端发达的时候所诞生的一种由几种截然不同类的生物结合而成的怪异生命，这种异形生物嗜杀凶狠，恶心恐怖，极具社会破坏性……那是人类科学弊端造成的一个偶然的错误，也是必然的错误。
和冥想中其他的故事不同的是，“异形”在众多幻想中最先来到了我们的眼前而变成现实，这就是中国社会的：
商场和官场结合的怪胎。
两千年前就有人质疑：“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众所周知，在中国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官的，第一要根红苗正；第二要看你到底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
基本上大学一毕业从你第一次选择职业或选择信仰开始，就基本上注定了你这一生能否从政。
官员在中国是不可从平民和真正的民主分子中诞生的。当然近年来光屁股坐轿子式的公务员社会公开招聘也的确给普通人的仕途陡增了些许YY的幻想。
我一直很羡慕民主国家的公务员制度。
看《羅斯福传》知道美国历史上有两个羅斯福总统，他们是叔侄关系；小羅斯福因为羡慕老羅斯福万众仰戴的气魄而改学政治，并且以反对老羅斯福的政策开始铺垫自己的官场之路。当他最终从州议员、国会议员而至于合众国总统的时候，他可以毫无愧色的说：我的成就和地位属于我自己，那就是我为之进行的拼搏。
在从政的热情里不断塑造自己、丰富自己的知识，使得羅斯福率领美国人民、并指引西方世界顺利度过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他的有备而来的智慧还帮助世界人民逃脫了种族主义猖獗的二次大战的厄运。
喜欢羅斯福，是因为喜欢羅斯福从政的热情以及这种热情的纯洁性。羅斯福在官场的运作中沒有利用过总统叔叔老羅斯福的特权，相反他选择抨击老羅斯福的政策为从政的起点。
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的官场首先是昧心的，做官首先要替党说话，但你还必须让百姓感觉党就代表人民；其次中国官场又是黑暗而龌龊的，对这种黑暗和龌龊在当下的官场又是讳莫如深的，而官场淫威下国人的讳言官场、“莫谈国是”，又滋生着这种黑暗和龌龊。
从乡党委书记到公安部长；从胡长青到成克杰，从张辉到周森锋……
据说当年负责中组部工作的曾庆红在有一年的北戴河组织部长会议上就很困惑的指出：其实那些身居高位而失足的官员，通常在基层的时候就已经腐败了！
真实一语道破天机。
曾常委言下其实是承认贪官在中国政界是以一个系统甚至成建制的存在的，是一个庞大的网络。正因为如此，所以才盘根错节。不要相信品学兼优就能飞黄腾达，那只是局外人对神秘官场的美好揣测。老师和门生的关系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官场的陋习，可这种陋习却正成为今天现代中国做官者的金科玉律。
有人说“我就不信周森锋没有任何背景”，这种主观的断言在中国其实有很强的真理性。张辉刚出来时不也宣称无背景吗？
《红楼梦》里贾宝玉的爸爸贾政随便放个管家出去就可以做一方县令，江西省委某书记的车夫放下去不也做了个地委书记吗？
一个学“打铁”（铸造专业）出身的本科生，数年之内送光一个校办企业，强力跻身政坛，竟被以科技副县长的名义空降县市作官，从行贿者化蛹为蝶，一变而为受贿者。这走的又是中国官场十几年来的又一条新路：教育口。
听说买官在中国官场是明码标价的。
一个乡党委书记，大约一年收入数十万，可以花数万元买来也可以花数万元再卖掉。
县处级干部就更阔绰。江西丰城就曾有过一个从省里下到放县市做官，还沒有尝过荤腥的“京官”（市委书记），到任后的一个礼拜就收受礼金七十余万。因突如其来或官场政治素质不够深厚的原因，手足无措之下，遂干脆将贿赂悉数上交，同时请求调离。
此举引来轩然大波。百姓固然惊讶之余拍手称快，而组织却立陷进退维谷之窘境。高调褒奖其出淤泥而不染之高尚么？那我党我国庞大的干部队伍中究竟是泥多还是藕多？低调埋怨其不解官场风情的愚蠢么？这不是要如逯军一样将“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的本质问题公开化？
九十年代赴江苏出差，听说靖江出过一个乱子，市长围追堵截，追杀赴省城告状的纪委书记，事发被查，靖江市科级以上干部居然悉数涉案，一起双规，这倒还是奇特之一，更奇特的是双规中上面明确规定只许交待自己问题，不要牵扯他人。
这张官场之网真不可谓不密，株连之及真不可谓不广。
邓先生的猫论成为中国人付出资源和人权代价追求经济发展的根据。我们不必追问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到底是为什么？是为百姓的富裕平等和自由还是为无产特权阶级的江山永垂不朽？
改革开放中江苏的官场象个祭坛。据说党内评价说：江苏牺牲了一代干部，搞活了一省的经济。
比如连无锡的一个小妇人都可以和北京的副市长攀上关系，并从高位上不慎颠覆之，惊诧其人之骗术高超之余，也不免赞叹其游刃有余穿梭往还于铁板官场之豪气。
还有一件事，那可是江西人民耳熟能详的。
这也许本是件好事，可是一走官场程序可就复杂了。
省委、地委几套班子紧急动员，对主席将要经过的村庄、道路设计几套应急预案（奇怪的很，地震没有预案；冻灾没有预案，接待圣上却特别指定详细应急预案）。
他们公费为农民刷白房子、突击装上电话、猪圈里沒有猪的由政府借猪……更有甚者，挨家挨戶租借鸭子，五块钱一只。凑成鸭群，只为在主席车队经过时赶着从车前一过，以示我农村老区建设欣欣向荣、养殖业空前绝后之繁荣。
主席所到之处，耳目一新，自然踌躇满志，为自己领导下的老区人民居然也如此富足而倍感自豪，欣慰之余，不忘高瞻远瞩云：江西已经沒有贫困县，国家每年的大笔扶贫资金可以调往更困难的贵州了。钱调走，好干部自然不可埋没，去山东作个富裕巡抚吧！
于是江西百姓从那时候直到孟建柱驾临都一直悄悄的骂娘！
据说主席走后，当地政府去农民家里要收回电话、猪 罗时，农民们是坚决拒绝了的，几乎闹成“群体事件”。老区人民振振有词地说道：这是总书记送给我们的，谁敢动？
而那些借来的鸭子就更麻烦了，因为无论贵贱通统都是五块一只租来的，鸭子有胖瘦大小，而农民有小农意识天经地义，于是为此吵架斗殴经月不息！
胡哥即位之初，也想有所作为，左冲右突，上窜下跳。从非典时期的撤高官以明志到太平时期的八荣八恥，无不体现他对这种官场现状的担忧，八荣八恥与其说是对中国官员的规劝，无宁说是对当今官场的诅咒！但无论是他的高风亮节、奉公廉洁的操守还是嫉恶如仇、杀官灭贪的决心都改变不了中国官场的原罪：国家是百姓的还是特权阶级的？
最具讽刺意味的莫过于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开设的专为干部充电防腐的党校，恰恰正是今日中国官员腐败网络的搖籃。
前几年，许多私企老板就独具慧眼，踊跃申请中央党校的学习名额，以期能顺利实现唯利是图的商场网络和无所不能的官场网络之无缝对接。
国内各大媒体居然还就此事恬不知恥的炒作良久。
殊不知，中国官场蛀虫集团和商场经济腐败网络正象传说中的异形一样开始结合授精，暗结珠胎！
我苦难的中国！你的生化时代可能已经来临
之十五：“好色”和“善于照顾女性”
本来死者为大，不应该再拿过世的名人说事，可是要说清楚一种奇怪的中国新闻现象不得不说起陈逸飞，这种现象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陈逸飞先生是个大画家、大电影制片人、演艺圈艺术界的大名人。去世后，有媒体描述陈先生为“很善于照顾女性的人”。
名人生活浪漫、对女人朝秦暮楚、放荡不羁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並不奇怪，但奇怪的是，这些品质在常人则是好色，在名流则为“善于照顾女性”，这让我想起一段中学时代的往事。我有一个同学手脚不太干净，曾有偷同学饭票被发现的案底。中学毕业时班主任写鉴定颇费精神。直言其事，对他前途有影响；隐瞒不写又有失诚实，绞尽脑汁后，忽然落笔如神道：“该生学习成绩优秀，勤奋刻苦，但是“手脚较灵活”……”云云。
其实，按照媒体对陈的介绍，其实就是一好色之徒，媒体对名流的呵护可谓无微不至。
可是好色又不见得就是贬义，孟子还说“食色性也”呢，为什么媒体会有这种多次一举的掩饰呢？这其实是中国媒体一种对权势和所谓名流奴颜婢骨的通病。
砍柴者曰：中国社会的道德总在社会的顶端拉开缺口，却总是让社会底层的人民来捍卫这沉重的道德传统！道德只是名流、权势阶层豢养的京吧犬吗？
是不是只有豪绅显官、社会名流才可以享受肆无忌惮的放纵（抑或潇洒）或精神自由？是不是只有让絕大多數底层的人们弯下腰，才可以让这少數所谓高层的人挺起胸去趾高氣揚的生活？
這是社会道德与社会現實的矛盾，也是专制社会精神生活的不公平！
之十六：开发商可强买百姓的房子，百姓可强买开发商的房子吗？
去年，在祖国的西南重庆，出现了一对了不起的維权夫妇。有人说他们有一个老红军的爸爸，有人说那位五十一岁的男主人曾经是重庆十年前散打国际邀请赛的冠军。
但，无论如何，一个事实却以一座周围被不良房地产开发商挖空十几米而孑然屹立的孤零零小房子的存在而将载入史册。
在我们这个逐渐向法治化前进的社会和仍然封建专制思想严重笼罩着的官僚阶层的矛盾激化中，我们有问过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吗？开发商买不起老百姓的房子，可以“依法”强制执行；老百姓买不起开发商的房子，是否也可以强制执行呢？
在今天的中国，有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就是每当物业公司、房地产开发商和老百姓发生纠纷时，业主总是忍气吞聲而受到伤害的弱者！
今天官商勾结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开发商、物业公司往往穿着合法的外衣在官方机构渎职或干脆狼狈为奸的合谋下，借助类似黑恶势力的手段来对付弱势群体，一般业主估计不是对手，再加上奔波生计的原因，忍气吞声一下也就过去了。象杨 武这样了不起的百姓实在并不多见。
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即将告别封建专制而步入法治的轨道呢，还是又被封建势力反攻倒算而退入要靠“侠义之士”来维护正义的武俠时代，拳头大的就是哥哥么？法律公正的天平只有在弱势群体被逼量出拳头的时候才会偏向弱者的利益吗？
倘真如此，那么，那绝大多数没有足够的拳头，甚至没有足够勇气的人们的苦难是否就永远无法上达于天？他们的被欺凌是否应该永无被主流社会关注的机会？
可悲，我的中国！
这就是一个“钉 子 户”的杨 武和一个“散打冠军”的杨 武给众多被压在社会的地层而绝望无助的普通人的启示吗？
毫不夸张的讲，几乎所有的开发商和物业公司都已经首先搞定房管局等相关利益机构的关系，普通百姓沒事会去疏通这种关系么？
在业主和物业公司、开发商发生纠纷时，房管部门总是拉偏架站在业主的对立面，甚至助纣为虐，这种政府机关帮助业主争取利益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由于法律、监督和行政的无法根本独立，最后法院也不能幸免于这种脱离普通百姓的利益而倾向权利和金钱的灾难，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我们总是嘲笑台 湾民 主的混乱，有谁知道台北市的很多地方为什么很破旧吗？旧得都不如大陆任何一个新开发的城市街区。
一个台 湾朋友告诉我，台 湾的土地是私有的，当非国家利益需要征用时，必须征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否则法律会給予严格的财产保护。因此多年下来台北的土地已经是天价，没有強大财力的开发商根本就不可能获得土地开发权。
按照中华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台北市民的私有房屋如果要重新建新楼，国家将按规定只允许他建原有面积的一半，这样一来，很多居民就宁愿装修一下破旧的旧楼，也不愿意推倒重建，也因此造成台北地价的高不可攀。但如果你始终不愿意改建，也没有人敢强制你，非国家利益、非公众利益前提下的任何强制征用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台北才这么旧，知道台北最寛的大街是什么样吗？台北的旧也许是台湾法治社会的一个弊端，反过来，这却正是台湾法治社会的缩影！
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为了公众利益，有时候国家可以强征土地和个人财产，比如抗洪抢险、卫国战争等等。但商业性强征，从任何角度都是不合理的。
也就是说杨 武先生哪怕要价一亿也是合理的，充其量达不成协议而放弃开发。
中国正在建立“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和谐是要靠普通百姓的逆来顺受、君子固穷式的儒家修养来实现呢？还是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家教训来实现？
杨 武如果没有武功，他的小屋还能够被全世界关注吗？换句话说，百姓维权一定需要“虽千万人吾亦独往”的能力和勇气才行吗？
我始终无法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在今天房价飞涨，百姓房屋购买力急剧下降的时代，开发商可强买百姓的房子，百姓为什么就不可以强买开发商的房子！
什么世道？
之十八：屠夫不是唐吉歌德，网络调查应蔚然成风
有时候喜欢去天涯，尽管它一次删我四十余贴。猫眼则不然，它会直接封我的ID。所以，我在猫眼是不太敢说猫眼的事的，就比如挺着长矛正和风车作战、如今被猫眼很多人口诛笔伐着的屠夫，我看着，竟也爱莫能助。
所以，我只好就天涯以往的事情来说说方兴未艾的网络民主调查活动。
天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江湖气太重，但千万不要以为这种江湖气是一种复古的迂腐，在这万马齐喑的当代社会，它其实正是未来中国的希望。
人生在地上，思想却在云端，是说人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是严肃的现实，另一个是无拘无束的思想，这两个世界形成人遨游于这个世界的两只坚强的翅膀。
网络其实正是人类遨游思想的天空之一，但却有人总想将它拉到地上，试想，折翅的天使还能继续飞翔吗？当人们的思想太接近现实，生活就让人窒息，人性也就开始俗不可耐了。
那种总希望将自由的思想世界束缚在严酷的现实战车上的人有两种，一种就是那些精明而恶毒的政客，他们总想堂而皇之的将“文明办网”之类的东西写进法律，从而让限制网络言论合法化；
还有一种人就是那些俗不可耐的网络看客，他们在这琳琅满目的网络思想世界中，常常在一些高尚面前自惭形秽，但他们并不因此就打算一如既往的自惭形秽到自己也高尚起来，而是在妒忌中试图将那种美用现实的龌龊来揣度，从而达到一种平衡的快感。
天涯总有一种躁动，就是思想和现实的相互碰撞。当八分斋发起调查ＣＹ事件真相的现实活动的时候，这是天涯的网民们对网络思想的第一次现实道德检验。
而雁度千山之自发调查山西黑奴工事件，也正是这种炽热情感的现实冲动。
网民们将云端中美丽高尚的思想情操自由播撒在网络虚拟天空中的时候，不忘将理想放进现实的火炉中去检验，这是中国人必须习惯的未来的生活方式。
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
而由于中国社会体制的原因，中国人思想和现实的双翅之间始终被撐起竹竿，使得他们有时候只能单独面对要么是空想要么是行屍走肉般承受。当人的思想和现实这两个翅膀无法有力煽动的时候，中国人还算人吗？不过一具具痳木不仁的僵尸而已。
而八分斋和雁度千山的行为却正在挑战中国人现有的桎梏，当那些声嘶力竭的叫嚣“文明办网”、“网络实名注册”的政客们企图让虚拟的网络也变成严酷的现实世界，从而再次将国人的精神驱离现实而放逐之遥远的云端的时候，他们却主动从云端中走下来，要做新闻调查。
知道新闻调查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吗？我说的新闻调查绝不是官媒愚民的作秀，而是真正的体现民意的真相调查行动，这种行动的信誉来自它強烈的民意色彩，而非官方的所谓权威。
有谁在今天的中国看到过一次绝对真实而沒有被裸奔着的枪手新闻阉割过的新闻调查活动？没有掌握生存真相有效途径的中国人，能自豪的声称是世界伟大而幸福的人吗？
感谢你们，八分斋和雁度千山，还有猫眼的屠夫、边民。无论你们在现实中有多少的利己主义动机（谁都有，砍柴的也不例外），你们的行为都在为中国人创造一个未来的即将到来的充满民意和自由的、崇尚真实的生活方式。
中国的未来将远离假象，中国人思想和现实的翅膀也将更加强劲，它们会让中国人真正抵达伟大和幸福的彼岸：这就是公平、公正、自由、高尚的世界。
之十九：底层人你还交得起社保金吗？
2008年7月起社保个人自缴费基数不低于1532元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05日10:41 江南都市报
本报讯记者夏岚、实习生张如丹报道：根据省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明确南昌市为1914元/月。为此，南昌市劳动部门日前以此数据作为2008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工资调整审核和处理有关基本养老保险事项的依据。在今年7月1日至明年6月30日的缴费年度内，城镇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个人自费缴费的，最低缴费基数按不低于上年度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80%缴费(即1914元×80%=1532元)，其他人员按上年度平均工资为基数，缴费比例20%。
统计局出台的人均工资年年暴涨，收入增长牛步当车，底层人，你还交得起社保吗？社保不是国家财政必须支出的重要福利吗？国家发展和强大的意义不就是男女老幼要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吗？作为社会法人的公民和企业一分钱税都不少交，为什么还要对底层百姓如此巧取豪夺？
公务员的社保是国家支出吗？公务员是这个社会的贵族阶层吗？年薪六千万的富豪可以和月薪六百元的普通人可以放在一起来计算社会人均工资并作为缴纳社保费用的依据吗？在社会财富远大于二八分配的今天，按照这种所谓的人均工资来计算普通百姓应该缴纳的社保金额，难道不是劫贫济富，让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穷人来为财富上占绝大多数富人的未来买单吗？
国家发展和强大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再次在这个社会的无耻中迷失。
政府每年近十万亿的国家财政收入（光税收就五万一千亿），难道不是用于国民的基本民生建设？如此巨大的财政收入还要靠贪得无厌地大量盘剥底层百姓来建立脆弱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巨额财政盈余的意义就只是挥霍浪费和贪污腐败吗？
其实，政府说谎已成习惯。一个政府说一次谎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只说假话，不说真话。就拿南昌公布的人均工资来说吧，1914元到底有多少南昌人能够达到这个问题姑且不谈，只来看如下一个自扇耳光的事实就一目了然了：
2008年南昌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230元。也就是说如果南昌市的人均工资1914元，那么一个普通南昌人的工资就可以养活8.32各南昌人。倘真如此，那么南昌人就可以整天晒日光浴、泡茶馆、做俯卧撑……而不必整天为了生计而又是袭警又是请愿的疲以奔命了。
各位看官，大家也请在此申报一下各自所在省市社保局所参照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平均工资，看看当地到底有多少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
滑稽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滑天下之大稽时还能一脸无辜的望着任人宰割中颠沛流离的万民百姓，这使得他们的行为已经出离滑稽而成为一种赤裸裸的下流！
之二十：普通中国人还旅得起游吗？
记得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庐山的门票不过区区一两元钱一位，穷学生暑假也可以结伴畅游“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人间仙境。那时候的庐山，游人如织，人山人海，无论贫富贵贱，黄发垂髫，皆可嬉游于此，并怡然自乐。
如果不想花钱住宾馆，在庐山电影院看完著名影片《庐山恋》以后，只要租一张席子往庐山特有的巨大梧桐树下的草地上一躺，就可以非常惬意的度过一个山中美妙的夜晚。
九十年代开始，庐山门票从三十之五十，之前年的一百三十五，再之今年的两百元人民币，一路飞涨，而山中游人也从从前的比肩接踵，络绎不绝到今天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一落千丈。
自从国有资产改革以来，国内风景区逐渐开始产业化，很多著名景点不是私人承包经营就是政府垄断运作，把本来属于全体国民的旅游资源变成私人或政府牟利的工具。门票价格，水涨船高，自然资源破坏殆尽。很多本来原始未开发地带，也逐渐被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画地为牢，待价而沽。
2004年开车去神龙架探幽，那时候彼处天高人稀，山美水净，自然破坏不大，门票也相当低廉，只要有志探险之人，俱可轻松饱览广袤古老森林之原始风貌。但今天门票价格也涨之两百元左右，已非寻常工薪族所能负担得起。
今天，放眼天下山水，无论峨眉普陀、少林武当，还是漓江汉水、九寨张界……稍有姿色者即高强壁垒，层卡叠哨，非有钱人不可入也！
我不知道今天的底层国人，还有游览自然风情的权利没有。
比如南昌人的低保大约两百三十元左右，普通在职员工（不包括公务员教师及外企高管）工资不过区区千元左右，而所有风景区——就算本省资溪、三伦漂流的门票也已高达两百元左右，还得背负沉重的社保负担，想和有钱人一样游山玩水，那就几乎是一种“不想过了”以后的挥霍。
以前砍柴的只听说，中国人百分之八十的财富被掌握在百分之二十的富人手中；而今天，我却突然发现，原来在中国，百分之八十的自然风景、名山大川的大门也只为不到区区百分之二十的富人打开。
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为何有此云泥之差，天壤之别？
嗳！一念之此，不禁触目惊心！
之二十一：同一个梦想，不同的世界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天，美国总统肯尼迪和它的一众幕僚们在白宫饶有兴致地观看着一个伟大历史事件的进程：一个主张用宽容博爱和平的理性争取人类平等权利的伟大黑人马丁路德金正率领着数十万当时正处于美国种族底层的黑色美国人（也包括一些有良知的美国白人）浩浩荡荡地向华盛顿挺进。
据说，当时肯尼迪不无羡慕的笑着说：我真羡慕马丁路德金的个人感召力。
当这群和平的美国黑人与少数有良知的美国白人到达目的地时，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人权演说——《我有一个梦》。他说：
"一百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宣言》……就某种意义来说我们来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是为了要兑现一张支票。当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写下宪法和独立宣言上庄严的文句时（每个人生来平等），他们已经签置了每一个美国人都有权承继的支票簿。这份票据的应许是对所有人（是的，黑人和白人）的生命、自由以及寻求幸福的不可剥夺之权力的保证书。今天，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在她有色人种的公民中没有履行这份承诺……
我们必须永远在自重与自约的高尚境界中进行我们的奋斗……
今天我要告诉你，我的朋友们，尽管面对这个艰难与无望的时刻，我仍有一个梦。这个梦深深地源自美利坚之梦。
我有一个梦，那就是有一天这个国家会兴起将“我们拥有这不证自明的真理：人人被造而平等”之信念的本意彰显于世。
我有一个梦，那就是有一天在乔治亚州的红色丘陵上，奴隶的后代与奴隶主的后代将会环坐在兄弟相爱的桌前。
我有一个梦，有朝一日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如今仍在不公和压迫的酷热中的沙漠之州，会转化成自由与公义的绿洲。
我有一个梦，我的四个孩子有一天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不是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与性格来评判他们。
我有一个梦，就在今天！
我有一个梦，有朝一日在亚拉巴马州——尽管州长的喉舌们不久前还在对联邦法令出尔反尔，拒绝执行——将变成一个美好的所在，在那里黑人的孩子们与白人的孩子们会手牵手走在一起情同手足。
我有一个梦，就在今天！
我有一个梦，有一天“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引自以赛亚书四十章4-5节，另参路加福音三章5-6节）
这是我们的盼望……”
这位主张在“自重和自约”中为人权不懈奋斗的伟大美国黑人几天后被美国种族主义白人枪杀了，但他留给美国社会的宽容理性、自约尊重的和平精神，为多民族的美国社会的人们公平和睦的生活、共创人类最伟大国度的努力指引了方向。
从马丁路德金对整个美国喊出一个黑人的梦想到奥巴马以绝对优势胜选美国总统只用了四十多年；从非洲黑人被贩卖到美国到今天成为美国国家的元首也不过仅仅两百多年。这说明人类良知的发现和付诸现实的潮流是多么的不可阻挡。
马丁路德金是全人类人权运动的先驱，所有曾经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以及奥巴马这样曾经因肤色而受歧视的人类都是他不懈努力的受益者。
当一个曾经地位低下黑色民族的子孙终于走入这个世界最伟大国家权利的顶峰的时候，我们还要说“国家的发展权高于人权”的屁话吗？
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到底是为了什么？为昔日的奴隶主今日的世袭“贵族”还是为全体人类的公平利益？
千秋万代，江山可以世袭吗？
其实不独马丁路德金，我们都有一个梦……
之二十二：又一个象小姐一样被糟蹋的词汇：道德模范
什么叫“道德模范”？谁真的有资格感动中国？
早些日子看《东方之子》，知道有一个带母上大学的学生，也同时知道了一个新名词：道德模范。
突然回想起不知是哪个月，不经意间，从《江南都市报》上看到的一个热情洋溢的标题－《江西道德模范载誉归来》，不觉好奇心起，找来故纸仔细研读，发现竟然是中央三个重要部门联合举行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刚刚结束。
最近，汶川大地震的尘埃刚刚落定，以上百无聊赖的官方机构，就又迫不及待地伸出头来，象冬眠苏醒过来的乌龟。他们对广大的臣民挥挥手说：现在咱们来评选地震灾害中最让人感动的小英雄。
唉！中国人习惯人治的社会实在太久，以至于至今无法戒掉强加思想于人的变态心理。
老子说，道是自然的本源，先天地而生，是一切规律和物质的根本。但因为人类意识的局限性，我们对道总是“迎而不见其首，随而不见其尾”，又说（道）恍兮惚兮玄而又玄；德乃道之用，是道的属性在人的品质中的体现。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普通人是无法掌握道德的尺度的，人们需要道德的标本。古圣之人，对自然和社会有其独到的见解，他们将发现的自然之理用之于日常生活，便成之为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所以古人常以大德之人为楷模，这种人西方叫先知，而中国则叫圣人。
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专制独裁社会，对道德的解释权却从来不属于圣贤大哲，相反却一直被独夫民贼所窃取。
比如，强调忠君爱国的人却并不介意黄袍加身；主张民主、自由，还政于民的政党也毫不介意强行代表百姓的利益。
所以，中国人的道德自古以来就是权利的附属品，也正因为如此，从秦始皇开始，天下道德的模范就只是帝王本身。何以见得，有“朕字”爲证。
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释诂》说：“朕，身也。”。而戴震《考工记图·函人注》有“ 视其朕,欲其直也”之说，在这里我们知道朕其实是船板之间笔直的缝隙，后引申为标准。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嬴政统一天下后，规定：“天子自称曰朕。”从那以后，凡得天下者，无论什么鸡鸣狗盗之徒都必自称为“朕”以强为万民百姓之道德楷模而招搖過市之。
可见，从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开始，天下的道德模范就已经不是清心寡欲的大德贤哲，而一直为强权所有。
但后来觉醒以后的国人开始明白，道德和法制相比不过就是遮掩特殊阶级下流德行的遮羞布而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就是要警醒国人，道德的标准其实不在强权，而在于合乎天道的民主、自由、公平、公正。
于是我们知道所谓道德是无法带来公平、公正的理想社会的，只有法治才是这一切道德理想的保障。
虚伪的道德可以杀人于无形，而严格的法制却可以带来最大的自由和快乐。
这种清醒的认识在中国广袤沧桑的大地上已经匆匆过去了近百年，我不明白的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国人为什么不再去努力建立法治社会以满足国人公平、公正的要求，却还要大张旗鼓地用树立道德榜样的方式来弄民以愚，民主、自由、法治对中国人来说难道就只能和共产主义理想一样虚无缥缈，永远遙遙无期吗？
顺便告诉那些百无聊赖的政客们一句：512地震中所有和灾害抗争的孩子都是英雄，不要再用你们无耻的政治宣传去制造孩子们心灵中的另一个废墟。
之二十三：重读《史记》，西周盛世雷语考……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又是一个空前大盛世。而盛世之说最早莫过于文武、成康之治，为印证此说，砍柴的油然重读《史记》，感慨颇多。
比及今日之世，《史记》最雷人之处莫过于《卷四-周本纪第四》；最雷人之语莫过于“防民之口如防水”、“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共和”、“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
话说，纣王无道，武王替天伐之，一战而有天下。周人谦逊，自觉功不及五帝，遂贬居王而不敢称帝。天下历经文、武、成、康四世，休养生息、励精图治，于是天下承平，百姓安居乐业。
至于第五代领导人昭王，承平日久，不务正业，因南巡而被野人杀于汉水，周王室羞言于此，无颜，遂不报于诸侯。
第六代领导人是周穆王，那时候，王道其实已经衰弱，但此子不独穷兵黩武，还极尽奢华，使秦始皇之祖造父驾八骏之车，率数万人访问团，携奇珍厚礼，浩浩荡荡遍访西亚诸国，远之里海，宴西王母于瑶池，亲唱“京剧”以和美乐。
穆王虽好旅游，但他不近女色，宽和仁厚，这家伙五十岁即位，在位五十五年，活了一百零五岁。
此后，天下快速转进，经四王而至于厉王胡。厉王为人好利暴戾，和利益集团搞在一起，官商勾结，与民争利，举天下之资源（比如今日之石油、电信、教育、医药、电力……）而专有之，形成垄断国家资源的特权阶级集团。
为此大夫芮良夫对厉王做千古第一次反对特权阶级专享天下之利的慷慨陈辞。他说：“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
芮良夫的立意很清楚，他认为大自然带来的利益是天地为所有人民所生，理当人人平等享有；王室替天行道，应该藏富于民，而不可集天下之利以私特权。
厉王不听，任然一意孤行任用商人荣公，把国家当公司来经营，国富民穷。
其时也，天下哀鸿遍野，怨声载道。厉王不思改悔，反暴虐侈傲，变本加厉，开始控制舆论。他派人监视百姓的一举一动，有发怨言者诛之。百姓遂不敢言，厉王自欺欺人地对召公说：你看，我能消灭百姓的诽谤了，现在他们什么也不敢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面对厉王的残暴无知，召公又对厉王做千古第一次反独裁民主陈辞。他说：”……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脩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於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於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召公堪称提倡言论自由世界第一人之。此文的直接意义是导致两千六七百年前的一次空前浩大的平民民主运动。周国平民举行示威游行，王室处理不当，继而形成暴乱，国民袭击并赶走了厉王，成功实行周、召二相“共和”而治之共和体制，建立世上最早之“共和国”。那个时代，比五四还进步，有理论有实践，有声有色。
可惜，就像古罗马和古希腊一样，民主政治对那个时代来说，不过都是早产的婴儿。很快厉王死于髭国，那时共和国已经成功延续一十四年。
这时候，周公和召公决定复辟君主制，立厉王太子净为周王，是为宣王。按照周朝的祖制，天子是要亲耕务农的，但宣王骄奢淫逸，颐指气使，数典忘祖，从此脱离劳动人民，周朝王道益衰。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而崩，幽王即位。
屈指算来，周幽王应该是第十四代周朝领导人了，这时候礼崩乐坏，天下开始频发自然灾害。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故地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四川一带，按照西方还原论思维（何祚庥语）看来两千多年前印度板块就剧烈挤压过亚欧板块一次。只是那时候中国人文化发达，对地震的解释完全是用东方思维（何祚庥语）的阴阳整体理论来进行的：天人合一，政治（人的活动）可以关联自然（天）。他们认为是人之无道，导致天之变化。比如老子就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种世界观，即便时至今日也仍然发人深省。
大臣伯阳甫说：“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
这一年果然“三川竭，岐山崩”，就是黄河等河流干枯断流，岐山大面积塌方、泥石流。
不久，幽王烽火戏诸侯，褒姒一笑倾周国。戎狄犯周，杀幽王于骊山之下，虏褒姒以归，西周遂亡。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于今之世，天变不亦足畏乎？警之，此文！
之二十六：今天老师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
人类文明至今，愚昧尽除。很难想象，中国人却还有为职业的贵贱公然进行歧视性PK的闲情逸致。
比如说教师，再过十几天，就是中国人的教师节。有人说教师在所有职业中是唯一有“职称”的，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怎么也不会低于中级职称。所以为这个职业专门制定一个法定的节日以表尊重。这种行为似乎是在告诫人民“职业不分贵贱”的教条至少是虚伪的。这和父亲节、母亲节不一样，后者对所有人群都是平等的。
或有人说教师曾经是清贫的，是梅兰菊竹之类的苦寒君子，制节而敬之，正是提升这个职业地位的苦心之举，就象为感恩护士而制节纪念南丁格尔一样。
不错，如果知足于“授业、传道，解惑”的高尚职能，教师也的确算得上一个值得整个人类感恩的职业啦。
仅仅满足于“授业、传道，解惑”高尚情操的人，是非常注重自己的表率和楷模作用的，他们会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以清贫、寒微而又颇具傲骨的传统脉脉传承。
他们对人类灵魂的塑造不仅靠人类文化的历史积累，更靠自己睿智、高尚的个人品德的身体力行。
从前，每当一说起老师，我们就会想起以身作则、克己复礼，对万民百姓的教化孜孜不倦、有教无类的圣人孔子和不食嗟来之食的民族脊梁朱自清以及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特有的那些兢兢业业生活在贫困之中默默耕耘被称谓花朵园丁的民办教师们。
可是，俱往矣，中国人今天的教师还能称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
当我们面对一个彻底商业化而且几乎烂掉的中国教育系统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商机浓郁锱铢必较的中小学小小课堂的时候，当我们走进一群群走出那样的教室，极端自私自利而又无知无耻的被塑造者们的时候……最后当我们骤然邂逅“逃跑是我的权利”之北大毕业的范跑跑老师的时候，我有一个印象跃然眼前：
今天，教师当然仍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过他们已经不再是建设而是正摧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灵魂的魔鬼撒旦。
不打算歧视任何一个职业，所以只当今日中国之教育界正在经历一场旷世浩劫，而教师之称谓已不属于今日之教育从业者，它属于另外一群存在于未来，真正致力于“授业、传道，解惑”的人们，他们是高尚和睿智的化身，是人类先进文明的表率。
因为怀念自己的老师，所以不打算太过糟蹋老师的称谓。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澄清教师的称谓，并衷心祝福我所有的老师们健康长寿，节日快乐！
之二十七：性爱随想录
前年去参加一次校庆，回来就发现网上又多了一个女人－公布性爱录像的张钰。
凑巧，这次校庆来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没来。来的人都春风得意，挥金如土；没来的却甚少有粪土王侯的清高意味，倒是那一丝已经被时代強化的虚荣悄悄将友情替代。
生活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会敞开幸运的心扉的，倘非如此，只要给我们每个人一次中彩票大奖的机会，就足以实现夢寐以求的和谐社会，还需要把青春的胴体卖给臃肿禿发的龌龊老者乎？
我有时候想，性爱是造物主赐给人类最美好的享受之一，生命用它非常自然的实现繁衍生息的伟大使命。从性爱的本能开始，我们开始有了美与丑的反思和致死不渝的爱的心理，并因此发现那最原始、与生具来的性爱原来拥有如此珍贵的价值。
于是，围绕这美妙的价值，人类开始辗转反侧。
有的人守身如玉，忠贞不渝；有的人奇货可居，待价而沽；有的人穷奢极欲、荒淫无度；有的人欺男霸女；巧夺豪取！
性爱是和尊严、生命的权利连在一起的，社会曾经用婚姻的规范来确立性爱的地位。这使得性爱成为夫妻专有的“私有财产”（至少至今的人类道德这么认为）。
当社会发展到性开放的七十年代，人们还沒有觉察到当人们因为物质的富有、精神的空虚开始滥交式性解放时，其实是在挥霍人类性爱的珍贵价值。尽管如此，美国的性解放在终于结束以前都沒有改变“性爱”价值的私有性。也就是说无论美国人如何肆意的冲击传统的道德界限，他们都沒有将性爱在娼妓以外的领域变成商品！
中国的性解放据说最早始于五四的林道靜（一个小说人物），苏区的新婚姻法也让性压抑的革命者们好好浪漫了一把。
当美国人因反思而结束这种糜烂的生活方式数十年之后（因为这种生活态度和方式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在遥远的中国，对性的放纵却已死灰复燃。
在今天这个文明的世界，沒有人会怀疑性爱的美妙，也沒有人会妨碍其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对性爱实施自由的追求。因为这是造物主赐给多数幸运生物的珍贵礼物。
但是，中国人似乎永远都有无穷的创造力，一切西方的东西只要进来了就必然会以五花八门的甚至全然不同于原始的样式扩展开去。
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形是这样、資本主义建设的情形是这样，股票、房市、期货、代议制标志的人大的民主也是这样。最后“性解放”也创造性地来到现实。
我觉得，将性爱作为商品来交易，除了娼妓，在中国，演员是首创；我还觉得，将性爱作为商品贿赂来索取，除了官员，在中国，导演是首创。
在首创娼妓、嫖客以外的性交易方式者中，平心而论演员比导演的表现要好的多，因为导演比演员更显下作无耻。至今从博克事件到录像事件，我们已经看见至少两位女演员挺身揭露导演的丑行，我想许多当红影星们恐怕还有更多火爆资料因为既得利益而束之高阁吧。
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出事导演们不是手足无措，仓促间狼奔豸突、疲以奔命，就是利用更无耻的手段来支配舆论甚至支配这个国家烂的不能再烂的司法机器来强词狡辩负隅顽抗，并恶毒打击那些打算玉石俱焚之弱者的抗争。我想那些没出事或快出事（正四处灭火）的当红大导演们也许正使用更多的金钱和更多的权利在擦拭更多的即将裸露脏腚吧。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中国人还有一个最大的能耐，就是将整个演艺圈糜烂、龌龊、下流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够得上道德谴责，也够得上法律惩罚，比如重婚、强奸、性贿赂、聚众淫乱等）仅用一个平淡到连畜牲都会忽略的词－“潜规则”－就轻描淡写的模糊掉其无耻性和非法性！
这不知是中国普罗大众宽容传统源远流长之幸，还是中国特权阶级强势现状路人皆知且司空见惯的中国社会之不幸，困惑中！
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奉劝张钰们，性爱是上帝赐予人类最美好的享受之一，善自宝有它吧，不要当作商品贱卖给权利，如果更当作贿赂来糟蹋，那就是对它的玷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