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多位省部级官员接连落马，中纪委的权势再受瞩目，加上中纪委近日下令资助县级纪委扩权扩编，令地方纪委官员欢呼“春天来了”，一扫三年前被降级的颓风。但是，中纪委反贪背后的权斗性质、凌驾于司法的体制、罔顾司法人权的办案手法，实在无法赢得掌声，反而令人担心中国法治的冬天还要延续下去。苹果日报
扩权扩编 满足权斗需要
司法腐败是内地民怨载道的主因之一，也导致每年数十万人涌入北京“告御状”。司法不独立、党大于法，是司法腐败的根源，但中共当局本末倒置，让原本只应执行党纪党规的纪委变成最高执法部门，享有超过司法机构的执法权，犹如明朝的东厂、西厂，结果纪委官员滥权滥法，湖南省郴州市前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曾锦春被称为“第一贪纪委书记”，只是揭开纪检系统腐败冰山之一角。
内地在 2006、 2007年的地方党委换届选举中厉行“减副”，即减少党委副书记的人数，其中，纪委书记一般不再兼任党委副书记，变相将纪委降级，这也被视为中央加强约束滥权滥法的纪委的一个举措。
但不到三年，纪委的权势再度膨胀，中纪委近日连发九号、十号文件，下令加强县级纪委的地位和装备，包括增加人员编制、纪委书记在党委常委中排位在前，新配备的汽车、电脑、摄录机、相机和录音笔等，由中央财政补助 50%至 80%，其余由省级财政负担。地方纪委官员更进一步要求恢复纪委书记兼任党委副书记，改变近年纪委被“虚化”的状况。
中纪委将深圳市长许宗衡拉下马，外界相信主因不是许宗衡涉贪，而是在利益分配问题上得罪了权贵，“深圳的小科长后面都可能有北京的大后台”。纪委此时扩权扩编，与其说是反贪的需要，不如说是中共十八大之前权斗的需要。纪委无论如何强大，都解决不了无官不贪的问题，反而令中国司法独立、以法治国的目标更加飘渺。
**************
中共近二十年来不断以“反腐”来对付政治对手，并将其成为权斗的重要工具。近期中纪委落重手整治“广东帮”，引发广东官场大地震。有港媒报导称，这场由中国首富黄光裕案引发的肃贪行动，是中纪委内斗升级的表现。报导又指，中纪委近日下令资助地方纪委扩权扩编，是与其说是反贪的需要，不如说是中共十八大之前权斗的需要。
中共每次党大会召开前，都会主抓一件大案、要案，2002年“十六大”前是厦门远华集团赖昌星案，2007年“十七大”前是上海陈良宇案。这次黄光裕案牵连甚广，有可能发展为2012年“十八大”前的中共高层派系权力角逐的一出主剧。
不过，香港苹果日报称，广东帮早已式微，在中央高层也无代表人物，显然成不了指向中共十八大的权斗重点。但有海外媒体称，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与副书记何勇之间内斗加剧，黄光裕案是何勇布局掌控金融系统、架空贺国强的杰作。而贺国强一直被外界视为江派人物。
据报导，何勇为掌控金融系统，让亲信严查黄光裕与金融界的关系，先是将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行长牛忠光拉下马。由于郑少东插手保护黄光裕，何勇大为恼火，于是将郑少东及陈绍基、王华元等相关人士一并查处，许宗衡落马也可能只是查处黄光裕案的意外收获。
中纪委将深圳市长许宗衡拉下马，外界相信主因不是许宗衡涉贪，而是在利益分配问题上得罪了权贵，“深圳的小科长后面都可能有北京的大后台”。地方纪委此时扩权扩编，与其说是反贪的需要，不如说是中共十八大之前权斗的需要。
据大陆媒体报导，近日中纪委下发了9号、10号文件对县级纪委扩权、扩编。有报导指，从中纪委反贪背后的权斗性质、凌驾于司法的体制、罔顾司法人权的办案手法看，纪委扩权扩编是满足高层权斗需要。
过去二十年，中共官场先后出现北京上海大地震，而且都与政治斗争有关。今次的广东官场大地震，相信也是中共高层以整治“广东帮”进行权力角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整肃当时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帮”，开创了近二十年来高层不断以“反腐”来对付政治对手的先例。三年前胡锦涛为整治“上海帮”从上海“社保基金案”入手，将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要角、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拉下马。
有港媒分析称，这两宗“反腐”大案，都是针对其市委书记的政治整肃，有明确的打击对象，且涉及中共最高层，因此在陈希同及陈良宇落台后，事情也就告一段落了。而这次广东官场大地震，波及的省级官员人数更多，先后有陈绍基、王华元、深圳的许宗衡及闫小培、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刘友君、广东省高级法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还有公安部前部长助理郑少东、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等，这些显然并非胡锦涛要对付的首要目标。
外界分析称，中纪委这次把“反腐”利剑指向广东，令近十名“广东帮”要员落马。但是胡锦涛今次要对付的目标人物是谁，或政治目的是什么，至少在目前来看犹如雾里看花。
在反贪成为中共权斗的重要工具后，中纪委在反贪旗号下可为所欲为，一批年轻纪委官员为求上位，办案亦不择手段，加上各为其主，令打击面扩大，相信还会有高官卷入黄光裕案，还会有涉及金融高官的大案陆续曝光。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