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自中国于2007年以来,至少有17名年龄在50至65岁间的日本患者，在中国大陆大约停留20天，应院方的要求用中国人的名字住院，在广州市的医院接受肾脏、肝脏移植手术。　

中共媒体报道称:"卫生部"已经责成相关部门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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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社新闻原稿:

中国颁布禁令以来仍有17名日本人在华接受脏器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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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叫停‘器官移植旅游’”─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又一力证

2007年7月19日，《南方周末》头版以“中国叫停‘器官移植旅游’”为题，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中国卫生部发文严格限制国内医院为外国人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消息。而自2006年3月中共于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的黑幕被曝光以来，器官移植的深入报道一直是中共讳莫如深的禁区，这次一反常态的通过在中国主流媒体中有较大影响的《南方周末》大篇幅报道，除了表明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外，也可看作是对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简称“CIPFG”或“调查团”） 要求中共必须在2007年8月8日前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停止活摘器官牟取移植暴利的反人类罪行以及其他严重的违反人权的行为，否则将结合全球正义力量，共同抵制中共举办2008年奥运会这一事件的回应。

而《南方周末》自2001年被中共铁腕整肃以来，也不复当初在中共体制下，还有着“半吊子自由”，一度“敢言”的中共愚民外衣，此时突然站出来大肆谈论器官移植这个敏感的话题，既显得不伦不类——中共不敢对调查团于2007年5月30日正式发出的“奥运会和反人类罪行不能在中国同时進行”的多团体联合声明進行公开回应，又漏出马脚——反而成为中共活摘器官的又一力证。

暴利黑金催生的中国器官移植业

“中国叫停‘器官移植旅游’”一文报道中（以下称报道中）引述器官移植业务突飞猛進，“器官移植旅游”是重要的助推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务副主任朱志军回忆“最初是一些港台的病人慕名而来，接着外国人也开始多起来了。”到后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国外患者所占比例甚至已超过国内患者。报道中援引《朝鲜日报》报道，2004年，该院進行的507例肝脏移植手术中，韩国人占37％左右，其他外国人占16％左右，国外患者比例超过53％。从2002年开始，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收治韩国患者已超过500人。援引的《华尔街日报》报道，每年以色列30例心脏移植手术中，有10例是在中国進行的；在过去五年间，至少有200名以色列人在中国接受了肾脏移植。

为什么国外患者在中国器官移植手术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增高呢？朱志军一语道破，是因为实施内外有别的“价格双轨制”。2004年初，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脏移植手术费用为3.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左右，到2006年，已攀升至人民币40万元。但对于国内病人，肝移植手术费用仍维持在20万元左右。而这种差异，朱志军堂而皇之的解释为，“外国人占用了中国人的器官资源，当然要付出更多代价。”

暴利黑金，是中国器官移植业“兴旺发达”根源所在，报道中引述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话说，“全国一共有600多家医院、1700名医生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太多了！”而相比之下，在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只有约100家医院，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香港特区能够从事肝、肾和心移植手术的医院仅各一家而已。这样的对比数据实在让人怵目心惊，那么也由此引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需要多少活体器官供体才能支撑中国这数量庞大的器官移植手术，而如此多的活体器官供体又从哪里来呢？

活体器官供体从哪里来？

《南方周末》以头版整版推出的这篇报道，很是煞费苦心，却在文章最后注明，“应受访者要求，报道所涉患者均为化名”。如果是正常的、非私密的器官移植，患者的姓名有什么害怕公开的呢？那么是子虚乌有的造假，还是怕调查团籍此展开调查？

虽然如此，报道中对器官移植背景的介绍以及对不得不公开姓名的人员的采访，还是透露出了大量的证据。比如一名阿曼患者的父亲哈迪德在接受采访中称，“到中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互联网上的广告承诺说，到中国肝移植等待时间为一个月，而且有充足的肝源供体。’”另一名沙特肝癌患者阿里·纳伊米则告诉记者，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等待肝移植手术的病人有25个来自沙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病人大概有65个。”从曾经的网络承诺一个月提供供体，变成遥遥无期的“除了等待，我们什么也干不了。”则是因为2007年7月3日发布的《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境外人员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人体器官移植应优先满足中国公民需要，“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为以旅游名义到我国的外国公民实施人体器官移植。”

果真如此吗？令人费解的是，报道中引述2006年广州举行的人体器官移植峰会声明中所称的，“中国的人体器官十分短缺，中国每年约有15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但仅有约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原则和国际惯例，器官移植优先满足本国公民需要，禁止以旅游名义为外国人進行器官移植，仅特殊情况例外。”既然这是一个早已熟知的原则和国际惯例，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这么多国外患者滞留中国等待器官移植呢？

朱志军说，“这些外国患者都是去年联系注册入院的。”那么这至少表明中国直到2006年还在为国外患者進行大量的器官移植手术。报道中随后引述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自1998年沈中阳创办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学部以来，肝移植业务即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仅1999年就完成肝脏移植24例，2000年达到78例，2003年完成356例。在2004年，他们共完成肝脏移植507例，打破美国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保持的世界肝移植例数最多的纪录。算上肾移植的368例，已更名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移植学部成为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在2005年和2006年，肝移植的数量更是超过了600例。这也表明至少在2006年底，中国还存在着一个可随时提供活体移植器官的庞大供体库。

转自《南方周末》图片，截至2004年器官移植总数

而既然从2007年开始，人体器官移植已经转向优先满足中国公民的需要了，既然中国人每年都有约15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那么为什么朱志军却称从2007春节后到现在，近半年过去，这家号称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总共才做了15例肝移植手术呢？这与2006年完成的600例数量相比，巨大的反差又说明了什么？那个庞大的活体器官供体库突然间怎么就消失了呢？

如果说，活体器官的供体来源真的是报道中引述的那样，2005年7月，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首次表示，目前中国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并称摘取死刑犯器官是在征得死刑犯及其家属同意的前提下，并遵循普遍性的伦理学原则進行的。那么请问，是中国因为犯罪率突然降低而在2007年处死的死刑犯大量减少了呢？还是死刑犯及其家属突然间都集体转了性，拒绝提供处决死刑犯的活体器官？

参照《加拿大独立调查报告》中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所做的证据与反证的指证，2007年7月19日《南方周末》刊发的“中国叫停‘器官移植旅游’”一文所分析出的证据都指向了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共正在或者已经把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在器官活体摘取后毁尸灭迹！

中共无法躲避国际国内对活摘器官真相的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从这篇报道中透露出的证据来看，如果是有人精心安排的，那么这也算是中国的媒体第一次用这样白纸黑字的方式把一些原本清楚的事实進行了确认，并以此对中共犯下的活摘暴行進行了反证。而《南方周末》关于这篇报道的网页内容，笔者也已经立此存照，并将相关内容转呈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存档，而因此文发表后可能引发的中共对《南方周末》的整肃以及对相关证据的销毁，更能清楚的佐证中共在这一事件上的做贼心虚与歇斯底里。

而有意思的是，“中国叫停‘器官移植旅游’”一文的作者署名为成功，确已“成功”的冲破中共的重重封锁，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发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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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周刊》第35期【西方看中国】栏目

德国媒体报导
中国器官交易与迫害法轮功黑幕

作者：袁文、文靖编译

转载自《新纪元周刊》第35期【西方看中国】栏目

德国《世界日报》三月卅日用将近整版的篇幅，报导了加拿大外交部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和著名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讲述中国器官交易与迫害法轮功的黑幕。报导全文如下：

两个加拿大人──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乔高身材高瘦，爱笑，深蓝色的眼睛透着幽默。麦塔斯个头瘦小，说话轻声细语，镶金边眼镜后面的目光严肃。这两个不同的人，他们有个共同的家乡──温尼派格城（Winnipeg）。在那里，他俩开始了无数次的交集。同样是专业中的佼佼者；同样亲切有礼、举止得体。他们同样对“强大”的中国，可能造成威胁。

加拿大外交部前亚太司司长乔高。   (法新社)

著名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法新社)

二○○六年五月廿六日之后，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因为在他们的信箱里，躺着一封令人震惊的指控信等待着他们的调查。在这封信中，中国被指控大量盗取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甚至高价出售卖到国外。全球追查迫害法轮功联盟，一个在华盛顿注册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在信中请求乔高和麦塔斯，进一步调查这项传言。后来，他俩找到了很多调查线索，让中共无法反驳这项严厉的指控。于是，他们把调查结果详细、具体地写入二○○六年七月份发表的调查报告中。

从此之后，这两人不辞辛苦，奔波往返于世界各国之间，把他们知道的情况告诉更多的人。他们在不同国家的议会发表讲话，与内阁政客交谈，尤其在联合国，他们做了许多工作。

在国际指责声浪的压力下，二○○六年七月一日，一条全面禁止器官交易的法律在中国生效。器官移植必须得到官方书面批准后，才可以对捐赠器官人士的肾脏，胰腺或眼角膜进行摘取。

暴利的器官交易持续进行

乔高和麦塔斯肯定的认为，这条法律不可能禁止实际发生的器官交易。在中国，制定法律和具体执行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曾在担任亚太司司长时多次到中国旅行的乔高这样说：“利润丰厚的器官交易继续进行，没有受到任何障碍。”

二○○六年十一月底，比利时议员帕特里克·万科鲁克斯文（Patrik Vankrukelsven）给北京的两家医院打电话，称自己是一名等待换肾的病人。两家医院都马上为他提供器官，报价折算欧元五万元。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二○○六年十一月公开承认，大部份在中国移植的器官来自死刑罪犯。黄还当着中国南方大都市──广州的医生们说，这种交易应该被禁止。然而黄说的“这种交易”，按新颁法律在二○○六年七月份就应该被全面禁止了。

在中国 器官惊人地被浪费

按他们的调查，为给一个出手大方的顾客找到合适的器官来源，可能导致多名囚犯被杀害。乔高曾遇到一个二○○三年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得到了八个肾脏供应的先生。因他的血液成份和抗体与捐器官者的不符，所以移植手术多次失败。当他移植最后一个器官时，手术的医生说，这个器官是从死刑犯那里来的。

从数量巨大的调查线索和其间的连带关系，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他们得出结论，这项指控是真实的。被摘除器官的活人在手术中或手术后随即死亡，说白了就是利用摘取器官的方式杀人。“很多次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们的调查结果，并为之感到震惊，不愿继续下去。”乔高说。曾为许多在二战时期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打过官司的麦塔斯，联想起了被屠杀的几百万犹太人，他表示：“从那以后，就没有什么残忍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了。”

人们认识不到事件的残酷

令人吃惊地，在中国，人们几乎认识不到这件事情的残酷性。到七月份为止，中国医院在他们的网页上公开宣传，器官移植等待时间非常短。一所中国国际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上写着：我们只需要一周就能找到一位合适的肾脏捐献者，最长的等待时间是一个月。而西方国家的病人等待一个合适的肾脏捐献者，通常需要等待许多年。

尽管如此，许多医生在电话里毫不保留地告知你实情。“我们会挑选年轻、健康的肾脏。”广州军区医院一位朱博士二○○六年四月在电话里这样说：“几个法轮功学员的肾脏正在‘运输途中’。”

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

麦塔斯和乔高说，虽然所有被处以死刑的人基本上都可能被摘取器官，但是法轮功学员的确是一群被中共当局特别污辱虐待，受尽凌辱的一个群体。

“在一个充满仇恨的大气候下，法轮功学员非常容易成为暴力的受害者。”麦塔斯说。而且法轮功学员是人体器官“完美的供应者”，乔高和麦塔斯在他们的报告中这样写着。他们大多数人体质健康年轻化，他们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主要证人安妮是一位在辽宁苏家屯医院摘除了两千位法轮功学员眼角膜医生的前妻。采访了安妮的乔高认为，她的证词细节准确，是真实的。他强调说，她和法轮功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们认为最有说服力的是，一九九九年法轮功被中国禁止后，器官移植的总数量在跳跃式的增长。按官方统计，从一九九四到一九九八年，共有一万八千五百个器官移植案例，而在二○○○到二○○五年内，器官移植的总数是六万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