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影视圈里，虽然是美女如云，但如果让你一下说出十位当红的艺人，你肯定能想到她——范冰冰。然而，不知是否因为名字叫“冰冰”的缘故，没和她接触的时候，远远地看着她，感觉到的都是她的冷艳、她的高傲、她的与众不同……待与她熟络了才发现，这真的是一个错误。其实，范冰冰是那种外冷内热的人。

　　记得第一次和她见面是在现代城的一家咖啡厅里。我们两个人是先到的，坐在靠近窗户的一张大沙发上，边看杂志边等她。这家咖啡厅分上下两层，总共有五六百平米。下午的时候，人不是很多。已经偏斜的阳光打在玻璃茶几上，折射出柔和的光影。空气里飘着一股浓香的咖啡味。

　　到了约定的时间，门开了，范冰冰穿着一身浅色的职业装，手里夹着一个文件夹推门走了进来。看上去她更像是一个在外企工作的白领。和荧屏上相比，眼前的范冰冰显得更高更瘦。

　　范冰冰说话的语调不像山东人，倒像是南方人——柔声细气而且字正腔圆。她的表情始终是笑笑的，有些时候还会大声地笑出声来。我注意到，窗外不断有路人走着道，忽然发现了玻璃里的范冰冰。他们大多会一下愣住几秒，然后再继续走路。也有一些小姑娘，走过去了又走回来，指指点点地看她。

　　这一家咖啡厅，据说是著名演员刘威开的，所以服务员个个见多识广。我们这边响动稍大的时候，他们只是会意地往这边看上一眼，没有人过来要求签名，打断我们的谈话。应该说，范冰冰不是那种自来熟的人。我们相谈甚欢，她那天说了好多话。到后半段的时候，大家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

　　在聊天中，有一个细节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她的助理小燕儿来给她送一包行李。冰冰一抬头，无意间往窗外看了一眼，忽然像一头小鹿，惊了似的跳开了，蹦到沙发侧面蹲下身藏了起来。她的助理也学着她的样子，跳到了咖啡厅的立柱后面。弄得仍坐在沙发上的我们非常莫名其妙。我顺着冰冰的目光向窗外望去，看到了一位中年人领着个三四岁的小孩远去的背影。过了一会儿，冰冰才回到座位上，她吐着舌头向我解释说：“刚才是我爸爸带着宝宝在散步，我这次是从剧组跑回来的，过一会儿还要去找一位导演，没时间回家了。如果让爸爸看到肯定又要向妈妈汇报了……”到这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眼前的这个姑娘其实不过只有二十一岁而已啊。

　　对于那次谈话，我的印象很深。虽然后来我们和冰冰进行过无数次谈话，但是，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悠然。大多数情况只是见缝插针地聊上几句。她就又匆匆忙忙地走了。她太忙了。

　　冰冰的妈妈曾对我说：“我们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冰冰几次。想闺女的时候，只能到剧组去看她。不看则已，这一看更揪心了。因为剧组的生活太累了。冰冰惟一的乐趣就是她的那个手机，空闲的时候，给朋友打个电话聊聊天儿。别说她现在没男朋友，就是有，也没有谈恋爱的时间。我现在特别担心她的身体，长此以往怎么受得了呢？前两天拍《手机》的时候感冒了，中间休息的两个小时她就赶紧跑到医院去打两瓶吊针。如果换了别的剧组也许她就忍忍不去了，但是《手机》是同期声录音，发了烧嗓子就会哑了没法拍戏的。做演员这行的，吃多了就会发胖，吃少了又没营养，我和她爸心里真实非常矛盾——既怕她吃胖了，又心疼她吃得少。不过，冰冰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叫苦，她不会在你面前说我怎么苦怎么累。你什么时候问她情况，她什么时候都说，挺好、还行。”

　　眼看着答应出版社的交稿日期越来越近，可要长时间地采访范冰冰谈何容易。她当时刚从西班牙拍写真集回来，又一头进入了《四号女监》剧组。而《四号女监》后面的戏约，也已经签定了。而且还是在云南和上海拍摄。好在《四号女监》的摄制地是在京郊团河女子模范监狱。为了抢时间，我们只好到“女监”去采访她。

　　那时候好像已经到了秋天，我们上午的时候，把车开到她家楼下，接上她去郊区的监狱。然后，在路上进行采访。拍戏的时候，冰冰的戏又多又重，连说上一句话都不容易。只好等到回来的路上再进行下面的访问。这样过了几天，我们的时间也特别紧，上午没时间送她了。就每天和她通电话，估计他们那边快收工了，赶紧奔过去接她，然后在车上接着采访。有的时候，已经到了她家门口，而谈到的内容还没说完，我们就把车停在路边，聊上一会儿她再上楼。就这样才完成了这本书的采访工作。

　　在接触范冰冰的初期，对于她，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疑惑。比如，第一次和她见面时，她提到的“宝宝”，我们不知道是她的什么人；比如，第一次去她家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位头发染得黄黄的中年人，我们同样不知道是冰冰的什么人；再比如，曾在报纸上看到过冰冰的种种绯闻，我不知道有那些是真实的……后来，随着我们越来越了解她，一个一个的疑惑纷纷释然了。不过，按照惯例，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先从小时候开始讲起——

　　那一年秋天，正是青岛最美的季节。范家的小妮子在全家人的期盼下出生了。冰冰降生时的摸样又白又漂亮，双眼皮、大眼睛特别讨人喜欢。连接生她的医生都说，她接生了三十多年孩子，很少见生下来就这么漂亮的小孩。

　　妈妈出院的时候，爷爷、奶奶和爸爸一起，到医院里来接他们母女。因为是部队医院，医护人员对冰冰的爷爷都很熟悉。那一天，老爷子显得特别兴奋。他对当班的护士讲：“你们别告诉我谁是我孙女，我自己进去认，保准认不错。”

　　爷爷当下就走进婴儿室。当时婴儿室里有二十多个小孩，冰冰的爷爷走了一个来回，然后来到第七个孩子床前，对老伴说：“这就是咱们孩子。”等护士把小孩抱出来，对照着床号一看，这个小女孩果然是范家的后代。爷爷骄傲地对护士说：“这孩子眼睛这么大，肯定是我们家的娃。”

　　冰冰这个名字，则是奶奶给起的。按照当地的习惯，家里的小孩新降生，都是要老人给起名字。而在范家，奶奶是最有权威的。于是，给小孩起名字的任务就落到了奶奶身上。奶奶出身于书香门第，读过不少书，她的毛笔字写得尤其漂亮。接受了这个任务，奶奶就天天捧着字典瞧。

　　有一天，她对儿子儿媳说：“这孩子天生丽质，应该起冷一点的名字。她又是海军的后代，名字里应该有水，我的意思叫‘冰冰’，你们觉得行吗？”夫妻俩听了连连点头。

　　在那个风景如画的海滨城市，范冰冰长到了四岁，才回到烟台父母的身边。

　　冰冰小时候，性格特别好。她从来没有像有些女孩那样有小脾气。有的小孩很愿意跟爸爸妈妈耍脾气，一不高兴了就一天不理你，冰冰从来没有这个现象。她的心思都用在了学儿歌上面。幼时的耳濡目染让范冰冰有特别旺盛的表现欲。在幼儿园里，她见天唱啊跳啊的。那时候，爸爸每天送她去幼儿园，就在路上教她一个儿歌。等下午去接她时，冰冰还闹着要再学一个。

　　每逢“六一”儿童节，幼儿园搞小型演出。范冰冰总被叫到前面表演节目。有一次表演完了，她还不肯下台。嫩声嫩气地对老师说：“老师我还没演够，我想再朗诵一个节目。”

　　老师说：“那你就来一段短的吧。”

　　于是，范冰冰又高高兴兴地背诵起了“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这一段背完了，她还站着不走，说：“老师，我还想再朗诵一段。”

　　结果老师就蹬蹬蹬跑上台，一把将她拎了下来。可怜的冰冰，在半空中还在企求老师：“让我再演一个就行了……”

　　冰冰两三岁的时候，社会上特别流行那首朱明瑛演唱的《回娘家》。从北京到青岛，从城市到乡村，街上的大喇叭里，播放的都是这首歌。不管在任何一个场合，只要听到《回娘家》的曲调。小冰冰马上会说：“妈，你给我块手绢。”拿到手绢，冰冰就将它系在头上，左转右摇地表演起了《回娘家》。她特别愿意唱其中“唰拉拉拉拉”那几句，而且唱得特别有韵味。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冰冰回家对妈妈说：“妈妈，你猜小朋友给我起一个什么外号？”妈妈问：“什么外号？”冰冰得意地说：“叫我范导啊”。三年级的时候，她曾经给班上的同学自编了一个舞蹈。演出的时候，好几个女孩跟着她一起甩甩腰、扭扭屁股，还真像那么回事。她后来说：“自己是和电视上东一点西一点学来的。”

　　在舞台上，范冰冰属于那种“人来疯”的类型，台下人越多她越高兴；台下越鼓掌，她水平发挥得越稳定，从来都不怯场。后来她红了以后，有一次一个地方邀请她去参加一台现场演出。从来没有在好几万人面前演唱过的范冰冰被安排了两首歌曲。那天，陪她一同去的妈妈心里特别担心。反复问她：“冰冰，你行不行啊！”范冰冰说：“没问题。”当她走上舞台的时候，妈妈都不敢往台上看。没想到，冰冰不但唱的挺好，还和观众们聊天、交流。她经常是这样，平时有八分的水平，别人一鼓掌，她能发挥出十分来。

　　正如范冰冰她自己所说，她从小就是个特别有主见的孩子。您想，后来仅仅十四岁的她竟然可以毅然决然地背井离乡，去上海求学。这可不是一般的小姑娘能够做到的。我们经常会称赞一个人刻苦，这种刻苦有时候是天生的、有时候是后天培养的。它不是某个人生理上的特性，而是心理上的韧劲儿使然。几乎所有成功的人都具备这种韧劲儿，而且往往从小你就能看出来。冰冰学习音乐之所以能坚持不懈，靠的正是这股韧劲儿。对于自己的未来，冰冰从精神层面上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态势。

　　在冰冰上初一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放学回家，她来到正在看报的妈妈面前。用低低的声音说：“妈妈我想要二十块钱。”妈妈一愣，因为冰冰是个从不乱花钱的姑娘。难道她在外面惹了什么事吗？妈妈没言语，冰冰接着说：“明天我们学校进行文艺汇演，我排了一个舞蹈，想用钱去借一套专业的舞蹈服装。”

　　妈妈问：“没听说你会舞蹈啊，是谁给你编排的舞蹈呢？”

　　冰冰说：“我要说了您可别生气，我前几天下午的自习课没上，自己到烟台艺校找老师学了一个独舞。对此事一无所知的妈妈特别惊讶，问她去了几天。冰冰说，我只去了三天，不会影响功课的。”

　　妈妈问她：“你为什么不提前和我说呢？”

　　“提前说您肯定不让我去，怕我耽误功课。”

　　妈妈又问：“给你二十块钱够用吗？”

　　冰冰胸有成竹地答道：“够用。白天我已经和我们学校管服装器材的老师谈好价了。我跟老师说，我妈还不一定同意我来借，能不能便宜一点？老师说行啊，借给外单位都是三十块钱，你算是我们学校自己的学生，给二十块钱就行了。

　　妈妈心想，这孩子的主意真够大的。她问冰冰：“那你的舞蹈到底怎么样啊？晚上让我和你爸欣赏欣赏吧。”到了晚上，小冰冰把家里的地毯都卷了起来放到一边。把家里的客厅布置成了一个小小的舞台。自己在家里练得满头大汗，爸爸妈妈一看还挺像样的。

　　第二天，爸爸妈妈带着摄象机来到了学校。当冰冰穿着漂亮的舞蹈服，来到舞台中央，完成了一连串优美的动作过后。整个演出的现场达到了高潮。当然，最后冰冰的节目得了全校的最高奖。舞蹈演员出身的妈妈这样评论自己女儿当时的舞艺：“冰冰的独舞能练到这份上，对一个没有接触过舞蹈的学生来讲非常不容易。我们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练的。从基本功上一看，冰冰确实是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但是她那个舞蹈动作的感觉特别到位。说基本功不行，那是肯定的，快转的时候，转着转着就收不住了，得多转一两圈才能停住。但舞蹈的意境，她却可以无师自通。”

　　一个十多岁的孩子，能够给自己确定下近期甚至远期的目标，并且能够不懈地为之努力，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如今，曾经和范冰冰有过接触的人，都会在不经意间忘记，眼前这个说话沉着的女孩子竟然只有二十一岁。是啊，冰冰在十几岁时的思想境界，其实已经颇为成熟了。她做什么事都要往最好的地方努力，不见成效就不回头。

　　小树叶呀飘呀飘，

　　飘到天空像飞鸟；

　　小树叶呀飘呀飘，

　　飘到地上睡大觉。

　　爸爸妈妈看了特別兴奋。冰冰的父母都是烟台港务局的文艺骨干，妈妈张传美是舞蹈演员，而爸爸则是歌手。父亲看到眼前婀娜多姿的女儿，欣慰地说：“看来冰冰真的天生是演员的材料，咱要下大工夫培养培养女儿。”妈妈说，小时候是这样，长大说不定怎么着呢。爸爸就说：“你又说外行话了不是，我是说要好好培养，并没有妄想着她非得成龙成凤啊。”

　　冰冰妈上学时是在烟台二中就读的。学校里有一位副校长姓张，叫张春铅，他也是个文艺爱好者。张校长是1968年留校任教的。当时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里成立了宣传队，张老师就利用这个机会培养了不少喜爱文艺的学生，成为了专业或业余的文艺工作者。范冰冰的妈妈就是他的学生。后来毕业以后，大家也就没什么联系了。

　　有一天早晨，张传美骑车去单位上班的路上，又碰到了这位老师。老师问她：“你们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今后有什么打算啊？”冰冰妈说：“想凑足了钱买一套好房子。”老师听了就摇头说：“你们家的小冰冰条件挺好的，我看过她的演出。你们应该在孩子身上多下些工夫。”

　　冰冰妈一听，这话说到了自己的心里，确实是有道理。回家后，她对老公说：“今天我遇到了我过去的老师，他的想法和你一样，就是要想方设法把咱们的孩子培养成为艺术人才。”

　　　每到周末，家长领着孩子前往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的情景已经成了都市一景。可是，真正能够学有所成的孩子却微乎其微。范妈妈说：“我的最大体会是，学琴的孩子要想成功，想不半途而废，考验的并不是孩子的毅力，而是家长的毅力。因为贪玩是孩子的天性，能够持之以恒全凭家长的耐心。”

　　在小学一年级的后半学期，像许多孩子一样，范冰冰也报名上了一个家庭式授课的钢琴家教班。每个星期，妈妈都要带着冰冰去老师家上课。教钢琴的赵晓丽老师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她家的面积不大，所以每次只能让两三个孩子来上课。赵老师是山东师范大学钢琴系的高才生，她讲课的时候，通常是琴童在房间前面听课，几位家长便在后面陪读。如果哪个孩子贪玩了，这周没有好好练琴，就会遭到老师的严厉批评。有时候甚至连家长也被呵斥一番。

　　有一回，小冰冰弹奏一支乐曲老是掌握不好音调的节奏。赵老师非常生气，足足骂了她二十多分钟，还让她伸出小手，用尺子打了好几下。七八岁的范冰冰竟然也不哭，任老师怎么说就是不抬头，默默地盯着地面。

　　可是，坐在后面的妈妈却哭了。尽管她想控制住自己，可眼泪却一个劲儿地往下落。她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她自己的女儿舍得打，可看到别人打却不舍得。同时，她又特别恨孩子，为什么不好好练琴，让妈妈在众人面前这么难堪。她还抱怨这个老师，我的女儿弹得不好，也有您老师的责任啊。当着家长的面，您差不多就行了，何苦这么厉害，非得又打又弄的……有好几次，妈妈都想忽地站起来，拉着孩子说我们不学了。可她又想，老师不也是为了孩子学好琴，所谓严师出高徒啊。

　　另一方面，冰冰妈也挺理解那位老师的。老师一天中可能会安排了四拨十几个孩子上课，到了最后就有点烦了。年轻的老师二十三四岁，她也想出去玩儿，但是到了固定的时间，又必须来上课。这拨没教到位，下边还有学生在等她。生活中又有养家糊口的任务，大家都不容易啊。正因为这么想，所以尽管妈妈打了好几次退堂鼓，但还是没有提出退学。有一阵子没有信心了，她就让爸爸带冰冰去上课。

　　有时候，冰冰不想去了，妈妈就反复给她讲道理；偶尔有一两次，妈妈对冰冰说：“孩子，你要不想上，咱就不去了吧。”没想到，小冰冰却说：“不，我要坚持下去。”等到冰冰会弹几首乐曲了，她的兴趣更大了。就这样，学琴之路坎坎坷坷地走了下来。

　　一九八七年的时候，一般职工的工资是四五十元左右。那会儿学钢琴一堂课却是五十块钱，一个星期一次课。三四年的工夫，父母的全部工资都为冰冰学琴交了学费。同时，他们还要攒钱为冰冰买了一架七千多元的钢琴，家里的经济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为了孩子，夫妻俩决定双双辞去烟台港务局的固定工作，做起了服装生意。

　　到冰冰八岁的時候，已能够弹奏许多曲目了，每当有人夸赞冰冰的時候，她爸爸就向妈妈邀功道：“怎么样，要不是我当年见识高，冰冰非让你给耽误了不可。”妈妈乐着说：“你別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要不是张校长的点拨，要不是我整天风里雨里地往钢琴班来回接送冰冰，就凭你空口白牙说呀，冰冰恐怕连钢琴有几个鍵都不知道呢！ ”

　　冰冰到了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强烈的表演欲早已被老师看在了眼里。老师家访的时候，对冰冰的父母说：“对于这种特别爱展示自己的孩子，你们光让她在家里学钢琴，满足不了她。钢琴不能随便搬动，学校有什么活动她就没法表演。你们看能不能再让她练一种轻便的乐器啊？”冰冰的父母说：“您说的倒是有道理，她能学什么呢？”那位老师说：“我觉得长笛不错，她可以试试学学。”

　　冰冰学了几年钢琴后，从此就改学长笛了。练长笛的时候，许多同学同时起步，她就暗下决心，一定要练到学校第一。冰冰在吹长笛的时候，嘴上起了泡，妈妈特别心疼她，不想让她吹了。可妈妈非常了解自己这个孩子，别管有多累，她要是喜欢了，怎么讲都说不住。冰冰的学校里有一个八十多人的学生乐团，冰冰是团长兼指挥，自己还可以表演笛子独奏。每年都要在学校汇演中，拿到好几项奖。

　　由于冰冰会弹钢琴，懂乐谱，长笛长进速度特別快。三年后，其技艺已经超过了她弹奏钢琴的水平，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各种声乐比赛，荣获过许多奖项。这时有朋友建议冰冰父母，让冰冰到北京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她的爸爸妈妈也觉得，冰冰如果一直在烟台发展，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前途。

　　于是，在冰冰十三岁那年，由妈妈陪着她来到了北京。通过朋友介紹，冰冰拜中央音乐学院的朱同德教授为师，強化长笛训练，以便参加学院的招生考试。大约和朱教授学习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朱教授找到家长说：“经过我与冰冰一个多月时间的相处和观察，我发现冰冰这孩子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发展前途特別广阔。让她学习长笛，作为一门艺术修养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作为一种专业培养她，会无形制约了她其他特长的发挥。”

　　朱教授建议说：“作为发展基础，文化修养十分重要，但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有些知识可以在书本中学，有些知识可以到社会到生活中去学，有些知识则完全靠个人觉悟和积累。她说冰冰浑身充满了艺术细胞，只有把握住机遇，必有很好的前途。”

　　范冰冰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自由自在地骑一辆单车自己去上学，想在什么地方停停看看都可以。但是每天一出了学校大门，老爸的车就在那里等着，冰冰一看那辆车就头大。其实在一些同学的眼里，冰冰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同学们老是羡慕地表示，你爸天天来开车接你，多好啊。

　　有一天父亲要出差了。临走前他嘱咐妈妈，这一段我出去两天，你一定要打车去接送冰冰上学。妈妈满口答应，可她终于抵不住冰冰的软磨硬泡，答应冰冰可以自己骑车去上学。第一天放学的时间，冰冰按时回到了家里。可到了第二天，一直到了晚上11点了，冰冰还没回来。这下可把妈妈吓坏了。

　　那是一个寒冬季节，烟台的屋里屋外都挺冷的。妈妈一直在门口等着女儿，终于在接近十二点的时候，冰冰才回来。一问才知道，是她上完晚自习特别开心地去骑那辆单车时，却泄气地发现那辆车子的车带没气了。

　　这时有个男孩走过来问：“你的车怎么了？我送你回家吧！”冰冰暗自怀疑：“是不是他把我的车气给放了。”当时她特别不开心。但冰冰也没办法，只好任由那个男孩推着车，把她从学校送回家。一路上，冰冰和那个男孩聊起了天。从他那儿，她听说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新鲜事。随着心情的好转，回家的路程好像也变短了，没多大会儿工夫就到家了。那个男孩说：“明天我再来送你吧。”冰冰问：“你真的没别的事做吗？”

　　第三天晚上，爸爸回来了，当那个男孩再次送冰冰到了家门口。冰冰说：“爸爸就在门口看着我俩，两只眼瞪得特别凶。好像我们做错了什么天大的错事一样，其实根本什么都没有。”眼看自己骑车上学的梦想就被人打碎了，冰冰好不苦恼。她抱怨说，我简直是被父母罩在了玻璃罩子里了。

　　我帮冰冰做了两年经纪人，那两年我跟她爸爸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主要精力都在她身上。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她和华谊公司签了约。冰冰觉得和一家公司签约比较正规一点，我则觉得各有利弊。我来做她的经纪人，自己家人可以随便一点，也更严厉一些。比如，在外面拍戏或者演出，需要很早就起床。而头一天的应酬也许到很晚了，一两点钟了还没有睡。我去叫她，她懒得起床，我就会和她翻脸——不行，你今天还有任务呢！我拉也要把她拉起来。如果换了她签约公司的人就不行了。她毕竟是明星嘛，人家不好意思。说你一句你不听，人家就只能等着你。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开始的时候，我对她签公司不太同意。有一次，我们谈心。冰冰对我说，我不能没有社会、没有朋友。我如果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圈子里朋友会很少。现在我有个自己的签约公司，他们会安排各种活动。我可以多结识一些各种各样的朋友充实自己，这样不好吗？”

　　我听了她的话，也觉得很有道理。的确，自己的孩子老放在自己的手里。那样的话，对她自己的发展没有好处。感觉有点像家族性的东西。况且她的经纪人也是她的好朋友，后来我们对她的选择也认可了。不过，好多事情能帮她做的我还是愿意帮她做，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嘛。

　　冰冰签约公司这几年，总的来说，心情还挺愉快的。对于我们来说，这就行了。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其他的了，也不想非要她打入国际市场，或者非要成为中国的顶尖的演艺人物。她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她能心情愉快地把工作认真地去做了就挺好的，我也没想给她多大的压力，没什么意义。我还会反思，小的时候为什么对她那么厉害，只是想让她拥有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今天她得到了喜欢的工作，作为家长我们也就满足了。

　　范冰冰的父母从小到大对她特别关心，她是在极度呵护的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最近，她在北京买了房子，与父母住在一起。冰冰平时拍戏，都是在无锡、横店等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回北京的时间特别少。2000年的时候，她一年只和父母见过三面。

　　只要一有机会回家，父母就希望冰冰能跟他们多待一些时候。但有时候冰冰想，自己再买一套房，能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她说：“我可以独自在里面工作、看书、学习，还可以天马行空做做白日梦。”可冰冰妈却非常反对，妈妈说：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有自己的房间，干吗非要再买一个房子？”

　　范冰冰现在虽然已是当红影星，可在母亲眼里她还是小姑娘。冰冰说：“在这个圈里我基本上也能处理一些身边的事情了，他们相对来说放心了一点。但要他们对我完全放手肯定是不可能的。我晚上出去玩，一般十一点就得回家了。他们并没有死要求，但是我看他们的脸色就知道了。过了十一点，他们即使不打电话，我也玩得不踏实，特别坐立不安。朋友们会说，再玩一会吧！我就说再坐十分钟吧！可还是不安，最后终于说：算了，我还是回去吧！因为自己老有一种心理压力。”虽然有时候冰冰会不在家，但是每天一个电话的习惯，她保持了很久。

　　冰冰母亲评论自己的女儿时说——

　　现在冰冰可以处理一些个人的问题了，我们就不再过多地管她了。但她却经常征求我和她爸的意见。比如，有一回同时有两个戏请她去扮演女主演，一部是张卫健任男主演的《聚宝盆》，另一部是黄海冰做男主演的《萍踪侠影》。冰冰拿不定主意到底去哪一家。我就给她分析，《聚宝盆》主要说的是历史人物沈万三的命运，是部男人戏，女主角的戏不容易出彩儿。而《萍踪侠影》则是梁羽生先生的名著，其中女主角的戏份又重又丰富，按说应该上这部戏。但是如果从拍摄的条件来说，《聚宝盆》在上海拍，条件比较优越；而《萍踪侠影》在涿州拍，大冬天的肯定特别寒冷，报酬也比前一部戏低，还是你自己选择吧。

　　冰冰认真的听完了，最后决定上了《萍踪侠影》。我觉得冰冰在这点上挺让人服的，她不是考虑我怎样拍得舒服，我怎样能多赚钱，她就是想拍一部好作品。冰冰的思想比较向上，应该说在这个圈里头，有些很小的女孩子，戏没演几部呢，抽烟、喝酒全学会了。冰冰这些歪毛病根本没有，她上酒吧去玩一会儿，也是约朋友谈事才去的。有人在喝酒，她只是拿一瓶矿泉水一直到最后。

　　如果如今说对冰冰还有什么担心，那就是她太累了。前两天，我去拍摄现场看她，真是觉得孩子挺遭罪的。经常是半夜三四点钟睡觉，白天也没什么好吃的。片场的盒饭不是炒白菜叶，就是红烧茄子。端到现场一边吃一边拍，很少看到她能坐着踏踏实实吃一顿饭。

　　这场车祸可以说改变了范冰冰的人生轨迹。当时已经念完高二的范冰冰，不能再按照即定的流程，投入预备高考的复习中了。当时如果没有别的选择，住了一段医院的范冰冰只能重读一年高二，第二年再升入高三冲刺高考。其实，在范冰冰心里，这种安排不是她所希望的。紧接着，另外一件小事的发生，彻底改变了范冰冰的命运。

　　关于在艺校读书以及其后的一段生活，范冰冰是这样叙述的——

　　刚刚从医院回家没几天，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爸给我拿了一张报纸，他说：“哎，冰冰你看，这个上海的影视学校，有咱们两个烟台人居然考中了。” 我夺过报纸就看起来，连饭也不吃了。报纸的内容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有两个烟台人，一个叫袁世龙一个叫刘军，说他们考上了上海谢晋恒通影视学校。暑假的时候，他们回来度假，当地的记者就采访了他们。

　　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兴奋，看了简单的介绍，心想这个学校正是我要寻找的地方。因为音乐对于我只能是一种爱好，我不可能在乐器演奏方面有什么突破。我在内心深处，一直对表演情有独衷。那天晚上，我拿着那张报纸看了好几遍。第二天白天，我就对妈妈说：“我不想接着上学去高考了，我想去上海读影视学校。我觉得再学一年太耽误时间了，干吗大家非要都走高考这一条路，我觉得没意义。

　　我妈一听，当即表示坚决不同意。她说：“你一天也没学过表演，什么都不会，你根本考不上，我觉得肯定没戏。因为人家大城市的考试必定严格，再说全国藏龙卧虎多得是能人，你一个小丫头哪儿能考上啊？也许是我思想保守，我还是觉得应该上一所有学历的学校，将来好慢慢地考大学。”

　　那天晚上，我的情绪特别不好，该练琴也不想练了，该吹笛也不吹了。后来索性一个人把自己蒙到了被子里，悄悄地哭泣。妈妈问我怎么了，我说：“妈妈，如果按照您的想法，大学毕业了才去干表演，我岁数就太大了。”

　　尽管挨了一盆凉水，当时我一点也没有动摇。还是坚持劝我妈说： “您就让我去试一试，如果不行，我二话不说，回家好好复习，该考大学考大学。如果我考上了，您必须让我去上。要不我会埋怨您一辈子的……”。

　　我妈和我爸商量了好几天，最后终于同意带我去上海应试了。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想让我撞了南墙再回头。到上海是我妈陪我去的。我们已经在上海的一家宾馆里住下了，妈妈还在不停地和我探讨，要是这次考不上，你准备将来报考哪所大学、什么专业啊？

　　在考试现场，比我们想象的人要多多了，比当年的电影学院报名的人还多，差不多有四五千人。我去报名那天遇到了一桩特别巧的事情，在报名处我遇到了学校的创办人谢晋老师。他看了我几眼，然后对负责招生的老师讲，这个小女孩不用参加初试和复试了，可以直接进入三试。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

　　一个人要想成功，除了自己的努力外，机遇是非常重要的。试想，如果我高二的时候，没有遭遇车祸；或者我爸爸没有给我看那份关于谢晋影视学校的报纸；又或者在报名的时候，没有谢晋伯伯这位贵人相助。我的命运可能和现在完全不同了。

　　直接进入三试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自信。在三试的时候，我发挥得非常出色，唱歌跳舞样样精彩。在随后进行的才艺演示阶段，我又吹了一段长笛。当时监考的老师，没想到我有这么好的外在条件的同时，还擅长歌舞和乐器。不用说，我很快就被录取了。

　　入学那天，正好是我十五岁生日。

　　和所有艺术院校一样，我们的表演启蒙课也是从“解放天性”这一课开始的。老师告诉我们，宇宙浩荡、个人渺小。所以表演的时候要抛掉自我，放松表现。我们做的第一个练习是“动物模拟”训练，就是每个同学模仿一种动物，在教室里面表现它的特点。我记着那天的课程特别有意思，对于从来没有经过表演培训的我们来说，都觉得特别新奇。有的同学学猩猩，有的同学学猴子，有的同学学母猪，还有的同学学大象。真是千奇百怪，好像到了动物园。我当时模仿的动物是孔雀，因为我曾经学过杨丽萍的孔雀舞，所以模仿起孔雀喝水、开屏这些动作，都特别有美感。以至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有一些叫不上我名字的同学，就用“孔雀”称呼我。

　　艺校里没有文化课，开设的全是针对性特别强的专业课。我学起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那时侯我的各科成绩都很突出，像电影欣赏、歌舞、表演等科目经常会得到5+的分数。我的学习方法和别人也不一样。比如要拍一个小品，让我演一个神经病人。我不会成天在排练房里排练很久。我有一段时间是躺在宿舍里，在想这个人物。想她的来龙去脉，想她的腔调与做派，想每一句台词的潜在意义……我会给我演的人物安排一个生活背景。她为什么会疯，是生活所迫还是别的什么；她到底是哪一种疾病，是幻想症还是抑郁症等等。待到在我脑子里有一个基本的轮廓以后，我才会去排练场和别人搭戏。

　　从表面上看，别人排练了四五天，我只是去了最后一天，而我的表演还很到位。实际上，我是把工夫用在了人后。在实际演出的时候，我还喜欢有一些即兴的表演。在扮演精神病人的时候，我在演出前一个小时设计了一个场景：就是这个病人趁医生不在的时候，穿上了大夫的白大褂，给别的病人看病。结果她胡言乱语的话，那些病人倒觉得说得特别对，闹出不少了笑话。现在想想，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即兴的人，不喜欢把所有的东西一成不变地排好，一就做一，二就做二。我觉得在表演的过程中可能我准备了一，却可以发挥到十。在学校里，我扮演过医生、也扮演过三陪女。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来讲，我的社会经验肯定是非常少的，主要是靠看电视来了解。

　　表演的小品多了，我们几个同学就自己编剧情，然后由我担任导演。我对此乐此不疲，特别敬业。成晚成晚地在纸上画舞台位置图、写道具清单。在排练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解我的意图。还一个赶仨地给他们说位置，告诉人家什么时候出场，走到哪里该说什么台词……简直就感觉自己真的是一个专业导演了。

　　在谢晋恒通艺校的一年时间里，我几乎学到了关于表演的所有知识。这对于我日后的演员生涯，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更需要解决的是自我开发的问题。今天你演了一个医生，明天你还要去研究一个老师的状态应该是怎么样的，后天要再去琢磨一农民的心理。至于表演的基础知识，也许学一年也就够用了，不见得非要上四年大学。当然，表演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需要在各方面不断充实自己，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当时在我们学校上学的同学，好多人日后都成了人所共知的明星。

　　我一边广泛地学习关于表演的各种知识，一边一直在等待着第一次上镜的机会。当时经常有一些剧组到我们学校来挑选演员，好多学哥学姐都是从这里走入的影视圈。从我考上艺校的经历来看，我已经懂得了机遇的重要，所以每当有剧组来学校的时候，我都争取有机会表现自己。眼睛永远是亮亮的，姿态永远是挺拔的。因为你不表现，人家可能永远也发现不了你。

　　终于，在入学半年的时候，有一部戏的导演看中了我。请我去电视剧《女强人》中客串一个“第三者”的角色。那个戏的主演是邵兵和刘雪华，我一共拍了三天。很奇怪，第一次和大牌明星一起演戏，我一点也不紧张。只觉得自己不卑不亢就好了。看我的性格挺乖的，而且戏又不错，台湾演员刘雪华便特别喜欢我。她主动对我说，你能不能把你的照片给我一些，如果有机会，我会给你推荐一些戏演。临离开剧组的那天，我带了自己的两三张照片，后面写上了我的BP机号码和身高、体重等基本情况，交给了她。我没有想到，这两张照片有一天会转到琼瑶手里，让我从此走红荧屏。

　　我回到了学校，上了没两天课。陈冲的《天浴》剧组就找我去试戏。我记得那一天陈冲亲自在宾馆的房间里看我试戏，她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对一段台词。陈冲对我的表演非常满意，临走的时候，她表示基本可以定我演女一号了。但是她又说，这个戏里有裸露和被强暴的镜头，咱们需要签一个合同。

　　我当然早就认识陈冲，我也非常喜欢《天浴》这个剧本。但是一说到有裸露的镜头，我就没了主意。对这些问题，我们学校的老师似乎特别看重，他们对我说：“你绝不能拍这种戏，你是个新人，拍了以后被动了。”

　　我按照程序去《天浴》试了戏，剧组也认为我行。就是卡在我们学校老师那儿了。其实，我知道我自己的老师一定是为了我好。但是，如果当时马上接下那部戏，也真的没什么问题。

　　就在我左右摇摆，犹豫不决的时候。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到杭州来招生了。这个消息像台风一样在校园里游走，我很快感觉到了“震感”。同其他同学一样，我准备去参加中戏的考试。当时我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即使考不上，这边还有一部电影在等着我。

　　恒通艺校的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总共六十多个同学，搭伴坐车来到了杭州应试。一路上虽然是有说有笑的，可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忐忑不安的。谁也不知道，后来的结果是：只有赵微等两三个人可以笑着回来。

　　中戏的竞争和想象的一样惨烈，四百多名考生经过“一试”才剩下二十七个人了。在这二十七个人中，只有我们学校的两个人：我和李解。李解原来是南京市舞蹈团的专业歌舞演员，后来辞职了。他比我早一年进入了恒通艺校，是我的师哥。后来学校的领导看中了他的专业舞蹈功底，让他留校做了形体老师。我们班的形体课，正是由他教授的，所以他还是我的老师——虽然我们差不了几岁。

　　等待“二试”那几天，杭州城一直在下雨。我和李解一拨一拨地把我们的同学送上了回上海的火车，心里觉得特别不舒服。目送着那些同学的背影，也不知道该安慰他们些什么，我能做的只有陪着他们落泪。由于心情不好，回到旅社我才发现，自己的钱包在火车站的时候被人偷去了。我只好向李解借了几十块钱买东西吃。那时候，和李解在一起，真正体会到了相依为命的感觉。那一天里，我们一下子从师生变成了朋友。

　　“二试”结果出来的时候，杭州的雨还是没停。 “一试”时好几张大大的榜单，如今只是用了一张纸。我和李解远远地看到榜单前站了好多人，三一群俩一伙打着伞，默默地朝墙上看。这个场景就像一个长镜头，过了很久仍然可以在我的记忆力中重现。我不敢过去看结果，让李解先去看。他好像说了一句：“咱俩差不多吧？”就慢慢地朝榜单走了过去。我看到他冒着雨在人群中看榜，然后又忽然扭转身往我这边跑……看他跑，我就已经知道结果了。“二试”过后，二十七个人中刷去十三个，只剩下七男七女。而我和李解又双双通过了。

　　最后“三试”的内容是才华展示，李解跳了一段醉鼓，我吹了一曲长笛，我们发挥得都很好。考试结束的时候，中戏一位叫姓麻的老师把我们专门叫到驻地的房间里，对我们说：“我很喜欢你俩，你们一定要来参加文化课考试。”我想，她看我俩老在一起，肯定把我们当成恋人了。

　　我说：“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的年龄不够。我身份证上是十五岁，怕你们不让我考试，我自己在招考单上写成了十八岁。”麻老师一怔，上下看了我几眼。虽然我当时还不到十六岁，但是我的身高已经超过了一米六五。麻老师说，我想想办法，你先回去复习文化课吧。我和李解就高高兴兴回到了学校。没想到，一场不大不小的挫折正在等待着我。

　　回到学校，我第二天赶紧跑到《天浴》驻扎的宾馆，可他们却告诉我说：“我们本来是定你的，但前一段去找你，人家说你去杭州参加考试了。我们就临时换了你们学校另外一个女孩儿。”我马上问：“是不是已经定了？”剧组的人说：“定了，已经做了服装，连去国外拍戏的签证都办好了。”我当时真的晕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出的宾馆，回到的学校。到了房间，我再也控制不住悲伤的感情，哇哇大哭起来。好多同学都来看我，说了很多话。我也不知道都谁来过，说了些什么。反正心里就是觉得委屈，天大的委屈。似乎全世界都对不起我。我心想：你们既然觉得我成，为什么不能多等我几天呢。

　　其实，一个剧组定了某个演员，然后又换了人，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是我本人在那之前，几乎没遇到过什么坎坷。我那时候的自我感觉特别良好，永远都是大家目光的焦点。我老是认为，自己性格特别合群，心地又善良，只要是我努力想得到的结果，就一定可以得到。

　　后来我才知道，《天浴》后来换的演员是当时比我大一岁的北京女孩儿李小璐，她凭借着这部电影，夺得了台湾天马奖影后的桂冠。如果我去会怎么样呢，我不知道。我只是体会到，机会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不可能所有的好事都给你，也不可能所有的坏事都让你赶上，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的心态都应该是平和的。

　　我要去拍戏，就意味着我不能完成学校的毕业大戏了，也不能再复习功课去考中戏了。但这次我一点也没犹豫，第二天我们就签了合同。《爱之旅》是我主演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当时我得到的片酬是每集一千元人民币，另外每月还要向学校交一千元的管理费。除了自己的花销，所得其实是很少的。但毕竟我走出了自己演艺道路的第一步。签合同的第三天，我告别了朝夕相处九个月的师生，去剧组报到了。

　　临走的时候，李解来为我送行。他到最后还在问我，真的愿意放弃高考的机会，去演戏吗？我说合同都签了。那一年，李解也没能如愿考上中戏。他在第二年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2001年毕业的时候，李解由于出演了中央电视台的大戏《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从此声名鹊起。后来我们竟然又和同一家经纪公司签了约，这全是后话。

　　《爱之旅》是写旅游方面的事情，剧组要到许多旅游名胜景区去拍戏。因为是中央台的戏，所以剧组的食宿条件都很不错，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接待。我利用拍戏的机会，保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先后到过西安、云南、桂林、杭州和上海，最后一站是北京。那一段时间心情感觉特别爽。

　　到了夏天的时候，戏拍完了。我需要再次面临人生的抉择。当时一种选择是回烟台老家等待机会，另一种选择是回上海谢晋艺校，还有一种选择是留在北京徐图发展。

　　与父母离开了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他们希望我先回家待一段；我们艺校的老师知道我这边的戏拍完了，就让我赶紧回去领毕业证书。我想了几天，决定哪儿也不去了，就留在北京加入“北漂”一族。

　　回想起来挺有意思的，我这二十多年，一张毕业证也没有。小学的时候没发毕业证；初二的时候我跳了班，直接升入了本校的高中，也没有初中毕业证；高中没上完，我就去了上海的谢晋恒通艺术学校，最后连艺校的毕业证也没去拿。我觉得真是特别可笑。

　　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个男孩。他是《爱之旅》的摄影师，叫甘露。在剧组的时候，因为都是年轻人，所以我们一起玩儿得特别开心。戏拍完了，剧组解散了，家住北京的甘露就动员我留下来。其实我心里也很清楚，想搞影视这一行，在中国没有哪个城市比北京更有发展的机会。

　　我在北京只有甘露这一个朋友，他对我非常好。他对我说：“我在这儿有房子，你要没地方住可以先住我那里，我也可以帮你去找一套比较便宜的房子来租。”过了一个星期，他真的在西城区长安商场附近，替我找到了一套单元房。那是在铁路职工宿舍的一个小区里的一套老房子，大约有五六十平方米的样子。外面的环境破破烂烂的，房间里面倒还整洁。记得那天是个星期天，甘露和我一起把房子收拾得特别干净，玻璃窗和水泥地都擦得特别亮。在你困难的时候有人帮助过你，你永远都会记得。

　　加上拍戏给的片酬，当时我手里总共有一万多块钱。房子的租金是每月七百，要预付半年的钱。剩下五六千块钱，我就买了一个吃饭的圆桌和一个衣柜，我没买床，就买了个席梦斯垫子扔在了地上。然后又给厨房添了些基本的厨具。就在北京住下了。

　　那段时光真是非常令人怀念的，虽然没什么钱，但是过得挺快乐了。有时候甘露会过来和我一起做饭吃，我一个人的时候，就吃方便面。我是个特别奇怪的人，特别能吃方便面。好多人连着吃几天方便面就受不了了，可我吃多长时间也不腻。我经常是从旁边的长安商场里买整箱的方便面放到家里，中午冲一包，晚上再冲一包，连口味都不带换的。我有时候也会改善一下伙食，那就是跑到楼下的小店里，花三块五买一碗刀削面、麻将面或者牛肉面，再买一个茶叶蛋，一个人慢慢地吃。或者在路边的小摊上买羊肉串就着薯片吃，然后再买点水果，以备晚上充饥。

　　我逐渐也认识了一些圈里的人，他们有时候会让我到一些北京的剧组去帮忙。不过都是三五天就完事了。有时候事情不多，甘露就把我拉到郊区去拍一些艺术照片。后来我妈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北京住，她到北京来陪我，我买了地毯铺在地上，又买了电饭锅、电冰箱等家用电器，让妈妈给我做饭吃。

　　我挺留恋那套房子的，因为感觉它特别有生活气息。夏天的时候，临要睡觉了，我静静地躺在床上，会听到楼下两位北京大妈的聊天声。那声音轻快而又抑扬顿挫，比任何电视剧里的台词都富有磁性。随着那声音的渐渐飘渺，我很快会进入梦乡。

　　就这么着，过了两三个月，眼看就要到1996年年底了，我手里的钱花得也差不多了。刚有一点着急，忽然有一天，我的汉显寻呼机收到了一条信息——有一部琼瑶的戏，想找你来试试，请速回电话。

　　 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留给刘雪华的那两张照片起了作用。刘雪华把我的照片推荐给了琼瑶。

　　和剧组的人通过电话后，我第二天如约来到了北影附近小西天大街的一家宾馆见导演。当时屋里做了好多人，我找了个旮旯坐了下来。当时赵薇也在，虽然我们曾在一个学校上过课，但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她。我只是觉得这个女孩儿的眼睛好大、好亮，挺漂亮的。我不知道剧组想从这些人中，挑选日后的小燕子、紫薇和金琐。

　　先是剧组里的一位女士和我谈话，她说：“你就是范冰冰啊，看上去比照片还要漂亮呢。我们要拍一部叫《还珠格格》的电视剧，想请你演其中的一个格格，叫紫薇。”我后来才知道，和我说话的这个人，是琼瑶的儿媳妇，叫何秀琼。她是代表制片方和我谈话的。我说我愿意，就又见了孙树培导演，他对我的印象似乎也不错。

　　来来往往谈了几次，差不多马上就要签合同了。忽然有一天，何秀琼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客气地说：“不好意思冰冰，也许不能让你演紫薇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已经定了让赵薇演小燕子，如果再让你演紫薇，两个格格都是新人，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人认识，恐怕会影响到收视效果。所以我们准备让台湾的一个叫林心如的演员来演紫薇。”

　　我当时没听说过林心如的名字，她当时也是刚在台湾演过几部二三号的角色。我听了她的一番话，半天没说话。何秀琼停了一下又说：“要不这样吧，你来帮我们演一个叫金琐的角色好不好？”我说：“要不就算了吧。”我不演是因为我当时觉得很气愤，心想你们公司说话怎么不算数啊。我虽然岁数小，但自尊心挺强的。

　　过了两三个星期，我觉得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忽然有一天，剧组又呼我。我打的过去，还是何秀琼找我，她说：“我们又接触了很多人，还是觉得你演金琐最合适。冰冰啊，要不就算你帮我一个忙，你考验考验我们，我们也考验考验你。大家合作一回，如果真的感觉好，咱们可以签合约。”我说：“咱们可以签和约，但我不演这个戏。”

　　他们一直说服我，我到底和琼瑶的公司签了和约，并且出演了金琐一角。我们的和约从1996年开始，有效期定为七年。我当时想，能和琼瑶的公司签约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却怎么也想不出这份“和约”日后带给我的诸多麻烦。同时，我也不知道当时决定演金琐做的对不对。从今天的角度看，如果不演金锁，我可能也会红，但或许没有这么快，没有这么大影响，或者是其它的情形，这谁也说不准。

　　经过紧张的筹备，《还珠格格》的第一场戏终于被北影开拍了。北京一年有上千部戏在这里开机，有的戏开机了，也许没到关机就散伙了；还有的戏虽然也顺利关了机，但观众永远也等不到它的播出。由于“还珠”里面没有什么名人，当时的赵薇、张铁林、周杰和我，都没有任何名气，所以没有引起任何媒体的关注。甚至在拍摄现场，连一个影迷都没有。谁也没想到它日后的巨大成功。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第一场戏是在御花园里拍摄大场面的戏，我们几个女孩子穿得花枝招展的，在太阳底下待了一整天，只是拍了一两个镜头。不过我们一点也没有厌烦的心情，因为每个人都非常满意自己的服装；我们也不怎么紧张，因为是群戏，主演和群众演员的戏都差不多。戏里的演员都不知道，这部戏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我们这一拨人里，当时最有名的就是苏友朋和陈志鹏。林心如刚在台湾演过一两个单元剧，属于刚露头角的演员。我和赵薇则几乎完全是新人，虽然我们都曾主演过一些影视剧，但影响力却比较小。朝夕相处下来，我们三个女孩的关系处得非常好。不过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女孩子之间的叽叽咕咕的小忌妒总还是有的。特别是在演戏的时候，谁也不想输给谁。

　　赵薇、林心如和我，都是第一次做主演。相互攀比的心情肯定是有的。那时侯，我们仨的表演技巧都不是太成熟。靠的全是一股生猛劲儿。导演让哭就使劲地哭，导演让笑就使劲地笑。生怕达不到要求导演会不高兴。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是因为我们当时都不太会演戏，所有的情感都是真实的，都上一直接给观众，技巧的成分比较少。

　　很多戏都是我们从早晨六点开工就一直哭，哭到晚上，经常感觉已经哭晕了、哭傻了。几乎每个人的眼睛都是肿肿的，心情都不怎么好。记得有一天，大冬天的晚上一两点钟了，在北影的一条仿古街上，我们三个穿着特别薄的衣服拍哭戏。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导演说还要哭几场。我们真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实在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开拍的时候，我们怎么也哭不出来了。

　　导演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好象火气特别大，他当着所有的人大骂我们三个：“你们算什么专业演员，连起码的哭都哭不出来。你看你们这样还想吃演员这碗饭，怎么可能呢……”

　　我们当然不能当场和导演辩驳，说我们已经哭了一天了啊。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感觉特别委屈、特别难过。因为在新人中，我们已经算是很努力的了。经导演这么一刺激，我们又重新调整了情绪，接着大哭起来。拍戏的时候简直可以说是抱头痛哭，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心里本来就难过嘛。最后感觉这场戏拍出来的效果特别好。

　　圈内人都知道，摄制组就是一个小社会。谁的腕大，谁的角色重，谁的背景硬，在组里的地位就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三个都没有什么名气，故而剧组的那些工作人员对我们也不是很好。比如说，拍早戏的时候，剧组六点钟就要出发。我们每个人要化一个小时的妆，所以我们三个人最早的凌晨三点就要起来化妆了，然后第二个是四点起床，第三个是五点起床。我们三个人今天你三点起，明天我三点起，后天是她三点起，轮换着早起。化妆的人就老嫌我们仨占时间，化妆的时候老觉得人家有点应付。说欺负也不是欺负，就是挺别扭的。比如哪天我自己觉得睫毛没有粘好，希望他们给再粘一下。他们也不搭腔，或者简单地说一句“蛮好的” 就过去了。

　　戏份太多，我们真的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有时候听见闹钟响了，一迷糊，就又睡了会儿。如果化妆的时候迟到了，这一天都会受到影响。当时剧组里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从台湾来的，遇到我们化妆迟到，他们就会向导演告状。导演当面即使不说我们，但他的表情一严肃，我们心里就特别有压力。老觉得很“堵”的样子。

　　后来到了拍摄《还珠格格》第二部的时候，我们已经红了，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所有的人都对我们特别尊敬，还是原来那些化妆，好像比原来敬业多了。不过，我们也不太记仇，大家还是有说有笑的。

　　记得我们在北影厂拍“还珠二”的时候，“还珠一”已经火得一塌糊涂了。经常有一两千人聚集在北影厂门口，找我们去签字。从冬天一直到夏天，剧组的拍摄圈外边，永远围着好几圈人。我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范冰冰、范冰冰……”。上厕所的时候，都有五六名工作人员保护着。

　　那些影迷，不但认识赵薇、林心如、张铁林和我这几位主要演员，就连剧中的皇后、容嬷嬷，甚至小桌子、小凳子、明月、彩霞这些太监宫女，影迷们全都非常熟悉。开始的时候，剧组里的演员都不太适应。后来大家就有点沾沾自喜了，头都抬得三尺高。大伙儿觉得整个集体拥有一个特别大的荣誉。

　　到后来，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还珠格格”的热潮，冬天报摊的封面上，全是我们几个人的艺术像；夏天用的扇子上，也印有我们的头像。甚至连中学生的步鞋上，小学生的书包、铅笔盒、橡皮泥上，全都有我们的照片。那个时候采访我的记者呜央呜央的，简直应接不暇。

　　我这个人的脸型比较好认，不像有的演员，画上妆和卸了妆的差别很大。我即使带上帽子，带上眼睛，再加个口罩，别人也能一下认出我。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去逛商场了。拍完戏，就赶紧回到我那几十平米的小居室里，不再在楼下的小摊上吃羊肉串和刀削面了。我倒不是特别把自己当回事，只是怕被影迷们认出来以后，会给人家商场制造麻烦。

　　一个人坐在铁路宿舍的那套两居室里，我老是怀疑自己的命运真的就这么好吗？原本我留在北京只是想先有戏拍，能自食其力就可以了。没想到进入了《还珠》剧组，每集戏不仅比第一部戏多了一倍的片酬（每集2000元），播出后居然使我成了名人。我的父母当时还在烟台，他们通过新闻媒体也知道了我这边的情况。我妈妈对我说：“你不要太骄傲，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会红的，只是时间的问题。”我特别惊讶我妈妈能这么冷静，我说妈你是开玩笑吧。她说：“真的，我自己的女儿我清楚，我对你很有自信”。

　　“还珠”一火，我的戏约便接踵而来。拍“还珠二”时候，《马永真》剧组找到了我演女主角。我同时接了这两个戏，白天在城里拍“还珠”晚上到京郊怀柔去拍《马永真》，两边跑。从那以后，我几乎就没怎么休息过。

　　当“还珠”迸溅出的烟火释放出最绚丽的光彩之后，满天的星光各归其位。我也成为了台湾琼瑶影视公司旗下一名普通的演员，开始了我的漫漫演艺之路。

　　说实话，当初和琼瑶公司签定演艺合同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虽然那时侯我妈曾经提醒过我：“签七年约，时间是不是太长了。到满约的 2004年，你已经二十三岁了。你要好好考虑考虑。”我想到这么一个大公司，肯定会有很多戏拍，就没听我妈的，毅然和他们签了约。

　　当时签约的时候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其实现在看来，他们的条件挺苛刻的。比如条款规定，公司不给我开工资，而我经济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要归公司所有；还有就是我所有的戏都要公司安排，我自己不可以去找戏拍，不可以直接和影视制作单位联系等等……

　　我人在北京，而公司远在台湾，我老觉得和那边沟通一件事情好像特难。“还珠”后，大陆这边有好多影视公司找我去拍戏，我都让他们去找何秀琼洽谈。后来人家告诉我说：“你们公司的人给我们开了很高的价钱，我们实在接受不了。而且公司那边好象还很看不起人，交流起来很费劲。”。我就得赶紧和人家说好话，解释说公司不太了解这边的情况。有一些广告找到我，我赶紧和公司联系。结果让他们一谈，却派去了其他的演员。这种事，对于经纪公司来说，是很不道德的。我嘴上没说，可心里总是觉得不太舒服。不过我老是安慰自己，只要公司能给我找戏拍，也就行了。

　　过了一段时间，别人找我的戏都没有谈成。而公司又一直不给我找戏。我被公司晾在了那里，有整月的时间没事情干。我真有点急了，就反复和公司交涉。说你们拿我多高的佣金都可以，但是不能让我闲着啊。那时侯，他们在大陆没有任何分支机构，我们每天几乎都要在长途电话里商讨不已。那段时间，我一个月的手机费最多达到了八千多元。我逼得紧了，公司就给我联系了一部《达摩祖师》的单元剧，让我演其中五集的一个小单元。然后就又没有动静了。

　　那一段时间，我真是非常郁闷。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我提出解约，世人会不会说我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啊？毕竟我是通过琼瑶公司成名的。可是天地良心，难道我真的要这么坚持下去吗？那样的话我肯定要疯掉的。我要解约。

　　在持久的折磨过后，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和琼瑶公司解除演艺合同。事情的导火索是因为我直接接了贾云的一部戏。贾云是国内很有名气的一位影视制作人，我早期拍摄的《青春冲动》等电视剧，都是由他出品制作的。说是接了贾云的一部戏，其实只是客串了一个小角色。为了帮朋友的忙，我觉得这算不上违约。我在台湾的公司知道这件事以后，屡次来电话声讨此事。在一九九八年底，我委托我妈妈去法院递交了一纸诉讼书，要求解除合同。

　　平生第一次打官司，心里其实挺害怕的。我记得是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先让我们调解。对方提出让我按照合同中规定的支付违约金人民币一百万元。我妈妈当然是不同意，并代表我说明了理由。当时相持了好几个回合，我没有出场，都是我妈妈代我去的法庭。

　　到后来，我真的已经很烦了，就想赶紧了断这件事情。说来说去，说到了十五万元。我就跟我妈说，就这样吧，赶紧了解算了。当时我拍戏挣来的所有积蓄还没有十五万块钱，但我也愿意全拿出来。因为这件事弄的我太痛苦了。其实，当时有一位特别有名的律师曾经对我说，如果我能够坚持下去，他有把握让我一份钱不用出。他说：“第一，你签约的时候才只有十六七岁，按照大陆的法律，不到十八岁没有主体资格，而合同上又没有你监护人的签名，所以合同是不成立的。第二，他们是一家台湾的公司，在大陆没有办事机构，不可以直接在这里开展业务……我虽然认为有道理，但还是想快刀斩乱麻，不想再拖下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同是和琼瑶公司签了约的乐加彤、李玉等几个人，都是一份钱也没花就解了约的。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当初的决断，不管怎么讲，我争取到了时间。

　　我解约后，琼瑶公司的人声称要封杀我。我当然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台湾毕竟太小了，祖国大陆又是如此的幅员辽阔。我在影视圈的位置既已奠定，他们怎么可能阻止别人找我拍戏呢？

　　那一段时间，曾经有媒体的朋友找到我，问我要不要在报刊上发一个声明，澄清一下。我说不用。我说我还是特别感谢琼瑶阿姨，是她把我引进了影视的殿堂。我是厚积薄发也好，我是昙花一现也好，毕竟是《还珠格格》让海内外那么多观众认识了我。后来我和公司间的一些具体细节，她本人也未必知道。你想，她手里有那么多事情，真的不可能顾得过来那么多事。我想，如果将来琼瑶公司拍什么戏，需要我去帮忙的话，我肯定会义不容辞的。

　　说起来，我和琼瑶阿姨只有两三面之缘。有两次是她到剧组来探班。还有一次是“还珠”去台湾宣传，我到了她的家里。她拉着我的手，一直说让我好好演戏。琼瑶家里太漂亮了，好像一栋六七层的楼房都是他们家的。楼房里面富丽堂皇，其中有各种各样功能的房间，甚至有专业的影视剪接机房。琼瑶的老公特别爱她，昵称她为“宝贝”。在家里托着她的手走来走去，吃饭的时候总给她夹菜、喂饭。和我同去的林心如、赵薇全傻了，都说咱们这辈子不知道会不会摊上这么一个老公呢。有这样一个老公，即使不做什么事业，也会很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