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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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和远在杭州的萧武兄QQ聊天时，他告诉我他看了电视，里面讲贵州省织金县有些人因氟中毒身体严重畸变，腰都直不起。萧武显得很不平静，颇为激动，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和忧虑，还有对当地政府不能治理“污染”的愤慨。
老实说，尽管我是贵州土著，但萧武从电视里看到的这一消息说给我听时我还是感到“震惊”。当然我不是安南，没有资格使用这个作秀味道很浓的词语，不过我确实很吃惊，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我其实早就危机四伏的生活。我为自己的“身在佛中不知佛”而羞愧。我平时很少看电视，也很少听人说某地如何如何，更没有实地考查过，这个消息，的确非常意外。
但氟中毒导致的氟斑牙我其实已司空见惯。所以在萧武对我讲时，我甚至联想到了这一方面，并显得很麻木。我侥幸出生在湘西黔东交界地，与沈从文先生的故乡凤凰接壤，虽然贫穷落后，也算是没有污染。故而当我与许多出生在贵阳以西的贵州人接触时，常常为自己的一口白牙齿自鸣得意。我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牙齿都程度不同地变黄发黑，并似乎遭到腐蚀。当时我以为是水土方面的问题，是喝多了遭到煤污染的水的原因。众所周知，贵州是“江南煤海”，所蕴藏的煤比南方九省的总和还要多。而以位于贵州中部的贵阳分界，煤绝大部分都分布在贵州西部。这似乎是贵阳以东的人有一口白牙齿，而贵阳以西的大多数人的牙齿都变黄发黑的原因。
然而当我前几天看了中央电视台关于织金氟中毒的《新闻调查》（估计就是萧武讲的看的那个电视的内容）后，发现自己的判断基本上错了。的确氟中毒的罪魁祸首是含有氟的煤，但污染的途径却不是水土，而是敞开炉灶烧煤造成的。加上农民将一些吃的粮食直接放在炉灶上烘烤，氟便直接渗进了粮食里。贵州西部农村的燃料基本上是煤，由于贫穷，且只能烧一些含氟量较高的煤。加上买不起几百元一个的铁炉子（这在贵州中西部城里相当普遍，可以说已普及），也无力为自己的简易炉灶加上排煤烟的烟囱，煤烟里面的氟便直接“吸收” 进了人体。当然，他们也不知道这样烧煤是否对人体有害，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氟中毒的症状――氟骨病、氟斑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没有谁告诉过他们。
这也就是说，假如政府能够“有所作为”，假如他们的贫穷不仅仅是他们的事情，假如政府能够（或愿意）拿出足够的钱来真正实现对他们的炉灶的改造，让他们能和城里人一样用上正规的铁炉子，或至少能够加上烟囱，那么可以说，氟中毒即使不能根除，也将大大的减轻。如果真是这样，人们将有理由说，导致全身严重畸形，腰直不起、腿严重弯曲，毁掉健康，丧失劳动能力的氟骨病，发黄变黑的氟斑牙将只是昨天和现在的恶梦，在未来的岁月中，在下一代人的眼里，它将成为历史的遗迹。
也许指责政府没有重视不太公平。中央台的《新闻调查》里显示：政府曾经在织金县城关镇的某个村（原谅我已记不清楚）投入资金对农民的炉灶进行改造，重要的一顶措施就是加上了烟囱。不过当《新闻调查》的记者去采访时，它早就已成为历史的遗迹。我的确不能谴责这只是一种走过场的形式主义，不过我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它是否表现得很真诚，毕竟，“工程”一旦完成，此后便似乎再也无人过问。然而不管怎么样，氟中毒的巨大危害性，以及它的危害区域如此广阔，无论如何必须被提上议事日程。资料显示：贵州省氟中毒人数高达1900多万，而千万别忘了，贵州省只有3500万人口（2000年人口统计），也就是说，贵州省有一半多人口的健康受到威胁，有些人为此终身残疾，甚至丧失生命！调查还披露，贵州省西部地区还有10万人砷中毒，这种怪病更可怕，它能让人的肌肉慢慢地腐烂，和氟中毒一样，它也“无法根治”，无法从医学上加以解决！当摄影机“捕捉”到了几个砷中毒的村民那腐烂的身体时，那一刻我真不明白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叫“触目惊心”！
据贵州省卫生厅某官员（也许是其他人，不知我是否记错）披露，目前要实现氟中毒农村地区的炉灶改造至少需要3亿元人民币，这还仅仅是基本的改造预算，不包括维修，以及更进一步的根除污染的费用。而贵州省每年用于这方面的资金仅仅有区区50万，也就是说，即使改造完了就可以不管，要用这每年的区区50万（如果没有人贪污或挪作他用的话）改造完氟中毒地区的炉灶工程，至少需要600年！600年，那将是何等漫长的岁月！在这600年中，多少改造好了的炉灶会一次次地毁坏而需要重新改造！又将有多少人会在氟的肆虐中残疾，甚至在贫穷与凄凉中耻辱地死去！
2
似乎所有的坐视不管的问题，所有的弱者的痛苦，所有严峻的形势，所有生的哀鸣，死的悲惨，都可以用一句话来轻轻推开――“没有钱”。
是的，没有钱就办不成事，何况这是一个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时代。是的，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省份，穷――它以贫穷落后而天下闻名。这似乎是无奈，而不是――无能！
然而，另一方面，贵州的资源让人兴奋，整火车皮整火车皮地运往华东华北的煤，全国最大的铝工业基地，亚洲最大的磷矿山，还有丰富的水能资源，以及汞、猛、钾等稀有金属，这些，都够让人觉得在开发了那么多年后，声称“没有钱用来搞医疗卫生建设”背后的动机。而我所看到的贵州的穷分明只是穷人，特别是农民的贫穷。如果有哪位官儿款儿要在我面前诉苦，我会撕掉斯文的面具向他叫嚣：少来这一套！我分明看到这些人出入于高级酒店，看到他们用钱狠狠地羞辱那些为了吃上一口饭的人们，看到他们不断地将国有资产转移到自己的手里，看到他们疯狂地对工人农民敲骨吸髓！
也许这些只是感性的东西，是一个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当然它也算不上刻意去观察，而是像空气一样弥漫，你随时有可能碰到它。也许更因为极为“平常”而看出问题，尽管我无法透过这表象去洞悉背后的内幕。当然，它也许无法证明我的推断成立，也许这些吃喝的钱和掠夺的钱是不够干事情的。那么，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有权力动用资金的人是把钱用来干他因职责必须干的事呢，还是把钱挪作他处浪费，或不知去向，甚至是直接揣进自己腰包里。
来看一篇新闻报道。
“他，是一个‘勤政’的高官，曾经誓言让贵州人民尽快脱贫?他又是一个‘工作并吞噬’着的贪官，一次就可吞入500万。”（2003年07月10日08:51:06 新华网 ）
这位“曾经誓言让贵州人民尽快脱贫”的“高官”就是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你看，贵州省每年用于“氟中毒救治”中的炉灶改造的资金只有区区50万元，而他一次捞的人民的血汗钱就达这个资金的10倍，可以用来作为预算支付炉灶改造10年！
因此，“没有钱”怎么看怎么让人怀疑是一个谎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某些可以用来改善人民医疗卫生条件的钱，却大多都流进了这些“高官”的口袋！
注意，这500万不是刘方仁所捞的钱的总数，它仅仅是一个零头。现在民谣说县干部贪污受贿几十万不奇怪，厅级干部弄它个百把万不稀奇，而省级干部搞个上亿元也不再让人很吃惊。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不过仍然是先有事实才有民谣。但背后的黑幕我们还是无法知晓。我们只能猜测刘所捞的钱，够让贵州的许多人脱贫，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让许多仍然有可能氟中毒的可怜的人们从此摆脱病魔的威胁了！
而在刘方仁被揪出以前不久因经济罪案被捕的原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所涉嫌的钱就“高达数亿”（见《凤凰周刊》，记者刘擎）。我不知道这“数亿”是多少，但是，我有把握认为：如果将刘方仁、刘长贵，以及在此之前的阎建宏、卢万里、郭政民等一大批原贵州身要职的贪官所榨吸，或弄得不知去向的钱加起来，绝对大大的超过三亿，它不仅能全面实施贵州高达1900万人的氟中毒的治理工程，而且有足够的财力对炉灶进行维修，或改善氟中毒地区的经济状况，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3
贵州，一个让人伤心落泪的省份，一个在外省人眼中贫穷落后的象征。它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是世界的“非洲”，是“穷人”的“啸聚之地”。
在官方的宣传中这样描述贵州：贵州简称黔，位于中国的西南部，介于东经103°36′—109°35′、北纬24°37′—29°13′之间，靠近东南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属于浅内陆位置。北与四川、重庆相连，东连湖南，南接广西，西邻云南，是西南的交通枢纽和通向东南沿海最近的通道。是一个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富集的省份。
非常正确。这样的宣传介绍无懈可击。贵州确实也有骄傲的资本，我也希望能这样向别人介绍贵州，毕竟它是我的家乡，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我也干过许多次。不仅仅如此，贵州所拥有的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水能资源也算是上苍对它的另一种恩赐。它自称“公园省”，大抵上是正确的，尽管略嫌夸张，不过任何宣传都少不了夸张的成分。
贵州还是地质考察、地球物理考察、探险旅游、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的好地方，是人们搜集蝴蝶标本、观赏奇花异石、探古寻幽的好去处。贵州的喀斯特地形地貌，让人叹为观止。贵州的“生态漂流”，让“都市人” 大呼过瘾。贵州的众多民族的奇风异俗，让游人或研究者像看稀奇看古怪一样忘情。贵州的传统工艺品如蜡染、刺绣等等，巧夺天工，那种神秘的美感，几乎成为一门艺术。贵州，让人怦然心动，让人不忍离去，让人现出浓浓的乡愁，让人将它藏在心中，梦里。
但是，我更多的是宁愿看不到这些。我看到的是，在“公园省”里却居住着大量的“乞丐”――数量高达几百万还在温饱线上徘徊的农民――我的父老乡亲。在有钱人兴奋地旅游的旅游区周围，许多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农民在那些矮小的、又脏又黑的砖房、石头房、木房里出没，与那些衣服光鲜、油头粉面的旅游者构成鲜明的对比。我看到在城市高速发展时，农村却仍然贫穷落后，极个别地方的人仍然住在草房里。在许多人观赏、研究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时，这些必须受到帮助，而不是可耻的歧视的苦难深重的民族仍然挣扎在黑暗和苦难之中，许多地方温饱都成问题，只能维持最简单的农业再生产，更不用说发展。是的，贵州的确是许多学科研究的天然活标本，不过它也是 “人类学”研究的“标本”。我真的不知道，当贵州许多边远地区的农民――特别是灾难深重的少数民族――因其与贫穷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原始特征”而具有“人类学”研究的价值时，我不知道我是该哭还是该笑。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富裕程度”全国倒数第一，文盲数量极为庞大、教育水平极为落后、人民的体质在全国处于末位、贫困人口全国第一、80多个县中国家级贫困县高达一半、氟中毒人口占总人口一半多的省份，却成为贪官污吏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巧夺豪取、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方便之地。贵州的贫穷不是他们的无能，他们作为统治者的耻辱，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他们捞钱的机器运转的润滑剂。他们曾经、正在，并且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在大踏步地让贵州的发展蒙上浓重的阴影。他们毫无人性地夺走农民口中的粮食，残忍地让下岗工人面对家徒四壁，走向高原凄凉的寒风。他们让一个本应成为优秀的人才的孩子从此失去教育的权利。他们，让数以千万计的氟中毒者从此失去健康，甚至丧失生命！
写到这里，笔者尽力克制自己不要“出离愤怒”。由于资料有限，我无法一一为这些疯狂地榨吸贵州人民的血肉的贪官“立此存照”。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电脑，而灵魂却遨游于这个苦难深重的贵州高原。我看到我的父老乡亲们那难民般的脸，我看到了我原来曾经接触过，并和她们细谈过的“渣渣婆”、“渣渣妹”（某些城里人对捡垃圾的农民的侮称）。我的思维似乎停滞了。那么，让我来抄几段新闻（已算是旧闻），顺便为贵州巨贪刘方仁先生增加一点知名度吧。
“他，是一个‘勤政’的高官，曾经誓言让贵州人民尽快脱贫?他又是一个‘工作并吞噬’着的贪官，一次就可吞入500万。但是‘愚弄人民的必被人民唾弃’，且看一个‘封疆大吏’怎样倒入财色交织的陷阱……”
“刘方仁身为高级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收受贿赂和贵重物品，道德败坏，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有关规定，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常委会决定，给予刘方仁开除党籍处分；鉴于其收受贿赂行为已涉嫌犯罪，将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如果我们从1993年的贵州省公安厅厅长郭政民以及贵州省‘第一夫人’阎健宏的“落马”算起，我们会发现，众多高官的堕落已经形成一种‘群贪’现象——原副省长刘长贵、原交通厅长卢万里、原地税局长罗发玉、原新闻出版局长姚康乐…… ”
“人们因此而将刘方仁称做‘贪司令’。” （摘自检察日报7月10日《正义网》；作者:胡展奋 纪兵 新闻来源:新民周刊 ）
你看，在贵州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竟然存在着一个“贪官司令部”，从这个“司令部”里，我们可以找出一大批大大小小“军衔”不同的“军官”……！
4
因为贫穷，因为历史沿袭的贫穷与无能、掠夺造成的贫穷，它给贵州人带来深深的耻辱。它让许多在省外的贵州人，凭空多一层心理负担。
曾经听别人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外省人问一位贵州女孩：“你是什么地方的？”女孩回答：“贵阳”。外省人继续问道：“贵阳在贵州省吗？”女孩不好意思地小声说：“是的。”
传闻这是一个“幽默故事”。然而我笑不出来，即使我在天堂里生活我也笑不出来。作为贵州土著，我非常清楚这位“贵阳女孩”的心理：“贵阳”是一个城市，再怎么落后也是“现代都市”，它使这位女孩虽然档次并不很高，但并不一定就低档；而“贵州”则是一个与“穷”、“落后”息息相关，或者说对应的概念，是“贵州人”也就意味着受到了“贵州”的连累，这让人瞧不起，也使“贵州女孩”自卑。
人的存在拥有无数的属性，对其属性的确认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对其存在的确认，因此，否定其存在的属性也相当于否定其存在本身。也许我可以据此作出判断：这位“贵阳女孩” 一定有过后悔生在贵州的心理冲动，尽管可能支配这种冲动的心理内容是无意识的。我相信许多贵州人在外地多多少少都有过这样的遭遇，因此我无法“谴责”这位 “贵阳女孩”给贵州人丢了脸。毕竟，“贵州”的贫穷落后使“贵州人”在人们的心理评价系统中的价值大大降低，去掉“贵州人”的属性便似乎是一个人在歧视和耻辱中的一种“本能”。
一个外省的朋友对我说，他只知道一个贵州人，那就是龙永图。当时，我无言以对。我也不需要言语，言语永远是苍白的。
也许，是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性地决定了贵州的“地位”。当古夜郎国王向汉使作井底之蛙状问汉与夜郎谁大时，“夜郎自大”便成了贵州两千多年来的一个笑柄。而直到解放前，由于交通的极为不便，贵州的生产力多少年来一直在进行冬眠。这是一块被遗忘的角落，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时期。
关于贵州的人所共知的“典故”不仅有“夜郎自大”，还有“黔驴技穷”。柳宗元老先生绘声绘色地讲了这一个这样的故事：一只庞然大物似的驴子开始时让贵州的小老虎感到害怕，但经过仔细的观察试探最终小老虎还是把它吃掉了。这显然是一个“贵州的小老虎战胜了外强中干的外来的驴子”的故事。可是，在某些人的解释中，这只驴子却是贵州的了，是谓“黔之驴”，而贵州人则已被戏称为“黔驴”，而“黔驴”常常“技穷”。我就曾经和某个人争论，他一迭连声地说贵州人是“黔驴”，我说柳宗元老先生不是已经讲了“黔无驴”，是“好事者”“船载以入”的吗？幸福通过对比，自身价值的确认通过对他人价值的贬低。有时候，事实反而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产生偏见的土壤。思维惯性加上人性的弱点，让我苦笑不得。但是，造成这一切的归根结底还是“贵州”的历史与现实所折射出的“地域景观”给人造成的近乎灾难性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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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不知道我再能说什么，面对贵州的历史与现实，当贵州的贫穷、苦难与官僚机器的作恶构成绝妙的对比时，当贵州的媒体、当贵州人集体地沉默而触目惊心的氟中毒竟然要由经常遭人诟病的中央电视台来报道时，我不知道我是该愤怒，还是流泪。
或许我更应该感到悲哀。
但是，悲哀是最没有用的。我的心极为苍凉，现实的残酷让我一天天变得多愁善感，变得越来越悲愤、茫然。但是，它们只具有审美的功效。
古人说，要受人尊重，人先要懂得自尊。同理，我们说，人要受人尊重，就必须自责、自审，进而发愤图强。
因此，我们必须默默地奋斗。同时，我们必须发出我们的呐喊。
我们必须挑开那些粉饰太平的谎言而直面我们的现实。让我们看到：贵州还处于“前现代”之中，所谓的“现代化”只是省城贵阳中的一些人，以及一些地区城市中的一些人的“现代化”，或者准确地说只是少数官僚、富人，也许加上些自鸣得意的“小资”、“白领”的“现代化”。广大的农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仍然无法保证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而他们本应，并且有理由获得这种尊严。如果有的人认识不到这点，完全可以不必去农村，只要他留心注意，贵阳城里多的是从农村出来捡垃圾、拉煤、当“背篼”（又一个城里人对进城务工的农民的习惯性侮称！）的农民。当你看到这些面黄肌瘦、体格矮小、衣服又脏又旧的可怜的人们时，你将会明白：贵州，有多少人还挣扎在为了一碗吃而不饿死的路上！
教育一直是制约贵州发展的严重障碍。简单地提供贵州教育的一些数据没有任何意义，哪怕它们不是加了水的。我们只需要拿现在越来越贵的学费与贵州西部许多农村连用来烧煤的几百元一个的铁炉子都买不起来加以比较，就可以判断将有许多儿童面临失学的可能，即使他能读得上书，他还能坚持多久。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贵州与外省相比，有多少能力（金钱）可以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当一个贫寒之家的孩子考上大学时，家庭首先就面临着破产的可能，尽管无论如何，农村无法避免普遍性的贫穷带来的悲剧。而那些在深山旮旮旯旯摇摇欲坠的校舍，那些从小就衣衫褴褛的孩子，那些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上学，自己从小就远离教室开始那注定将在贫穷和耻辱中度过的人生的孩子，则在疯狂的喧嚣中无人注视，无人论及。
我们实在不敢对作为“喉舌”的媒体抱着希望。我们对商业性的“时尚炒作”更不敢恭维。当贵州人热衷于追逐“时尚”时，我更愿意理解为一场无聊而又粗俗的闹剧。在苦难中舞蹈是可耻的，正如“喉舌”一个劲地瀼输“形势大好”一样卑劣。当美女、手机、时装、美食，以及莫名其妙的“休闲”之类的玩意在媒体上搔首弄姿时，我感到难以忍受的恶心。这是对苦难，对罪恶的可耻的遮蔽。
难道我们真的能对苦难视而不见，对榨吸我们的血肉的人不闻不问，对最起码的现代人的责任意识感到麻木，对同胞的痛苦无动于衷吗？无法再“夜郎自大”的贵州人难道永远只能栽在“坝子意识”的手里？商品意识的落后可以培养，文明的素质可以不断提高，贫穷可以通过努力改变，但没有现代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贵州高原仍然将是穷人的地狱、富人、官僚的乐园。至少，一种让官僚疯狂地榨吸人民的血肉的制度或环境将不会被有多大程度的改变。至少，痛苦者的痛苦将不会被体验，苦难者的苦难将不会被看见。1900万氟中毒者、10万砷中毒者将被历史拖进未来，历史，只能默默地播出他们想让别人听见，却最终只能在高原贫瘠的土地里徘徊、痛苦而悲凉的呜咽。
●因燃煤含有毒气体，贵州西部居民浸染砷毒、氟毒数十年 ●防治不足导致村民生活陷入因贫致病-因病更贫的恶性循环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丰鸿平
“6、7年以前，我一个人种十多亩地，一年要烧4窑砖。”55岁的邵先进说着他以前的事迹。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个勤劳的人，通过辛勤劳动，当年的他就已有2万多元的存款，准备盖房子，娶媳妇，好日子原本是可以期待的。
资料图：氟骨病使成人骨头酸痛腰无法直立
资料图：氟斑牙成当地普遍现象
烧砖，是当地人最不愿做的事情，被视为畏途。“烧砖的时候，在很远的地方都能闻到一股臭鸡蛋气味，一丈远的地方，眼睛就睁不开。”邵先进说。通过防疫站的宣传他知道这是当地的燃煤里面一种叫“砷”的东西在作怪，但他不知道砷就是砒霜的主要成分，几克的砷足以使人丧命。
如今，病入膏肓的邵先进躺在床上，等待死亡来临，长期暴露在高砷环境下的他已是癌症晚期。“一走路脚就流血，好几年前就是这样了，不能下床。”邵先进说着说着开始哽咽，眼泪像是从枯井里溢出的混浊的水，渗透过满脸重叠蜿蜒的皱纹。他把手伸了出来，手上所长的像癞蛤蟆皮一样的痱子已连成一片，并且正在溃烂。
似乎可以说，正是他的勤劳，正是他每年烧4窑砖所用的那些煤，毁了他小康的梦想，他的健康甚至是他的生命。但是他，以及贵州西南部叫交乐乡的这个燃煤含砷量极高的地方的人们不得不在这样的生存悖论中挣扎，因为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生存环境。
砷毒：烧煤如吸砒霜
在交乐乡，人们清楚的是，48岁的砷中毒患者龚光能已因肺癌去世，正病入膏肓的55岁的邵先进也将步其后尘。但人们不甚明白的是，在交乐乡的街道上，前来赶集的人中有多少将面临相同的命运
2月22日正逢赶集的日子，贵州省黔西南兴仁县疾控中心的黄建香和朱爱华陪同记者来到砷中毒最严重的交乐乡。1976年，朱爱华作为知青曾在这个乡劳动了3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在交乐乡，中国确诊了第一例砷中毒病例。
“交乐乡本地的小煤窑产的煤含砷量极高，这里的人用敞炉的方式取暖、烘干粮食，砷可以通过皮肤、呼吸道和消化道进入人体，造成砷中毒。”朱爱华边走边向记者说。
中科院贵阳地化所曾做过试验，分别用普通煤和含砷煤将玉米干燥一个星期，然后再将烘干的玉米给小老鼠喂食。由使用普通煤烘干的玉米喂食的小鼠未出现死亡且生长正常，但是，由含砷量高的煤烘干的玉米喂食的小鼠在15天内全部死亡，并且出现明显的肠道、肝脏及肾脏损伤。
天无三日晴的贵州又湿又冷，但来赶集的人却是摩肩接踵，朱爱华在街上不断遇到熟人，他和他们打着招呼，询问他们的情况。
“他就是一个砷中毒病人。”朱爱华停了下来，拉着一位中年汉子说。
患者叫黄金书，43岁，正在叫卖他的两捆甘蔗。他把手伸开给记者看，那也是一双癞蛤蟆皮一样的手，长满了玉米粒一般大的痱子，黑黑的一片。“已经有20多年了，痒的时候我就用指甲刀把痱子剪掉，剪的时候要流好多血，过不了多久又长出来了。”黄金书笑着，对满手的疙瘩已经习惯了，“脚上也是这样，身上长的是白点。”除此之外，吃饭不香，走路酸痛是黄金书感觉到的症状。
“我爱人也有。”他指着不远处正在忙着卖小商品的妻子说，他的父母、岳父母也都中了砷毒，都已去世。
“他也是。”没走几步，朱爱华又找到一个砷中毒患者段正强。56岁的段正强除了具有黄金书同样的症状外，他已感觉到左边肋骨部位开始变硬。
朱爱华介绍说，砷中毒的常见症状为皮肤损伤，包括手和脚的角化症、躯体色素沉淀、皮肤溃烂、皮肤癌等。内脏器官中毒的临床表现也很明显，包括肺部机能障碍，神经疾病、肾毒等。肝硬化、腹水及肝癌是砷中毒后造成的严重后果。
砷中毒是不可逆转的，一旦患上即永远成疾，药物只能减缓病情加重，并且因为没有市场，几乎没有药厂生产这方面的药。
“我到兴义的医院去照片，照片后医生也没有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段正强说，他心疼他做检查花费的两百多元钱。
告别段正强，我们遇到了年轻的唐建琴。36岁的唐建琴除了手掌和脚掌长了大颗的痱子外，还没有感觉到其他症状。将来会发展到什么状况，她不知道，也不敢想。
在交乐乡，人们清楚的是，2003年9月，48岁的砷中毒患者龚光能因肺癌去世，正病入膏肓的55岁的邵先进也将步其后尘。但人们不甚明白的是，在交乐乡的街道上，前来赶集的人中有多少患者？有多少人将面临邵先进相同的命运？
“兴仁县有2000名砷中毒患者，但这是以前粗略的统计数据，现在到底有多少，我们还没有做细致的调查。”同行的兴仁县疾控中心副主任黄建香说。而中科院贵阳地化所研究员郑宝山估计，贵州西南地区自1976年以来确诊的慢性砷中毒患者至少有3000例，仅兴仁一县就有约2000例，另有6个县大约7万到20万人口因使用含砷量高的煤而受到砷毒威胁。
全省一半人口氟中毒
在氟中毒最严重的荷花村，随处可见弯腰驼背的人，即使是骨头还没受到损害的年轻人。村里几乎没有身高达到1.7米的，并且大都干瘦。这里没有活到70岁的人，一般是五六十岁的时候就死了
除了砷中毒外，氟中毒是另一个由燃煤带来的威胁。
“贵州的地方病主要有三种：碘缺乏病、地砷病和地氟病。碘缺乏病是全球性的疾病，基本已得到控制。地砷病主要在黔西南地区，而地氟病是全省性的疾病。”贵州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安冬说。
他对贵州氟中毒的情况也熟烂于心：“贵州有1000万氟斑牙患者，64万氟骨病人，以县为单位，氟中毒的人口1900万，占贵州人口的一半。”
氟中毒的严重性要远远高于砷中毒，贵州氟中毒最严重的地区是位于黔西北的织金县。春节后，记者来到离织金县城10公里的荷花村。荷花村的村名，据村里的老人说源于民国十五年，当时村里人从江南一带带回荷花的种子，在村前的池塘里种下，荷花成活了，每年夏天都开出洁白的荷花。
荷花村周围郁郁葱葱，空气清新，但是荷花村的人们长期以来都认为这里“风水不好”。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怪病笼罩了这个山村，得这种怪病的人，都有牙齿变黄变黑、腿呈X形或O形、躬腰背驼或者下肢瘫痪、手臂只能弯不能伸出去等等症状。
“每次记者来都要去荷花村。”织金县疾控中心地方病防治科科长王德顶说。他接待过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正是媒体的报道，织金的地氟病才引起省、中央和人们的关注。”
在荷花村，随处可见弯腰驼背的人，即使是骨头还没受到损害的年轻人。村里几乎没有身高达到1.7米的，并且大都干瘦。“我们这里的人到外面去打工，人家都不要。”侯基文对记者说。他今年35岁，身高1.6米不到，腿向外弯曲。
只要上了点年纪，身体的残疾就会让这里的人丧失劳动能力，行走困难。并且如果摔了一跤，往往就爬不起来，只有卧床等死。“非正常死亡的人很多，一般都是摔倒之后死亡的。”王德顶说。据村里的人说，这里几乎没有活到70岁的，一般是五六十岁的时候就死了。
村民杨正权的父亲去年夏天在屋外摔倒之后就不能行动。杨正权曾到外省打工，感觉到自己干活越来越吃力后他不得不回到家里，“我早晚都会像我爸一样。”他显得无奈而又麻木。32岁的他还没有娶到老婆，因为流行怪病，村里的姑娘都想往外嫁，其他地方的都不愿嫁过来，婚嫁成了氟病流行区的年轻人的一大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发现氟中毒以来，荷花村的人口越来越少。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怪病？
1979年，贵州省防疫站、中科院地化所到荷花村进行调查，发现当地8岁以上的人群氟斑牙患病率为100，氟骨症患病率高达77.6。
调查组对当地群众食用的粮食、生活用水及煤炭、土壤、岩石等进行氟含量检测，发现煤的氟含量为598mg/kg，土壤的氟含量为903mg/kg，而生活饮用水和新鲜粮食的氟含量都在国家规定的标准范围内，当时得出结论，荷花村氟中毒是由燃煤引起。
“农村的粮食主要是玉米，秋天收玉米的时候，天气潮湿，为了避免发霉变质，人们都要用煤火烘干玉米。辣椒是主要调料，人们也用同样的方式烘干辣椒。农村都使用敞炉，这样粮食和人都直接暴露在含氟量极高的煤烟中。”王德顶说。经调查，当地经烘烤的玉米、辣椒等农作物的含氟量超过国家标准的几十倍甚至数百倍。
这和砷中毒一样。据中科院地化所的检测，兴仁县砷中毒流行区居室内空气含砷浓度要比中国的空气质量允许标准高出5-100倍，空气中的砷在被烘干的食物表面形成覆盖层并渗入食物，使得辣椒和玉米的砷浓度比普通食物要高出30-7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