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英国）
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共政府和在华的外国媒体之间的关系似乎突然间出现了令人始料不及的转折：中共政府对外国记者对地震灾区的采访实行了相对开放的方针，不仅允许外国记者到受灾现场进行自由采访，同时还为他们主动地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中国总理温家宝甚至让外国记者搭乘自己专用的军用直升飞机一同前往重灾区映秀镇，并且主动友好地将他与联合国秘书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最后一个提问权给予外国记者。与此同时，在地震发生后的近两周内，西方对中国地震的报道也基本上是正面的。尤其是对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地震发生数小时之内便赶赴灾区的快速反应给予了良好的评价。总之，一向互相提防的中共政府和外国记者之间似乎有了一个罕见的蜜月期。

中共政府刻意营造的公关契机

这个蜜月期是中共政府刻意营造的。而中共政府在此时采取主动，是其对在西藏问题上的国际公关失败进行反思的结果。今年三月，西藏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僧侣和藏民的抗议活动，由于中共政府反应迟缓，原本和平的抗议很快演变为街头暴力。但是，一向同情弱者和对任何一种极权政治制度都不信任的西方媒体和民众，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共政府的镇压上，而没有对少数藏民的街头暴力行为进行多少谴责。随后，在北京奥林匹克火炬接力过程中，几乎所有火炬经过的的西方国家的城市，都出现了对北京政府的抗议。这些抗议活动大大压过了火炬传递本身的各种新闻，使得北京十分尴尬。无论中国的年轻人如何在街头和网络上表达他们对西方媒体所谓的“偏见”的愤怒，作为一个大国的执政者，北京政府不得不冷静地检讨他们在国际公关上的失败。他们开始认识到对西方媒体的严格控制常常适得其反，使得西方的舆论对中共政府更加得不信任。

五一二地震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北京的执政者中嗅觉敏锐的人知道，在通货膨胀、股市暴跌和社会腐败的今天，民众的情绪犹如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如果政府对地震应对无力，这座爆发的火山可以将现政权吞噬在顷刻之间。反之，由于地震是一场天灾，如果处理得当，这场灾难将焕发出中国人民中同情、善良的本性。灾情当前，有可能暂时地淡化社会民众的一些不满。同时，中共政府的领导人似乎也比较有信心，由于此次震灾仅仅是一个局部地区的灾难，只要中央政府行动迅速，以中国之大，中国军警系统调度之方便，较快的应对这类地区性的危机是完全有可能取得成功的。

由于具备应对地震灾情的自信心，中共政府还从这场灾难中看到了改变其公关形象的契机。他们敏感地认识到，人们显然无法将地震灾害归结为中共政府的错误，相反中共政府任何的救灾努力都会得到广泛的报道。而这样的报道无疑会改变中共政府的国际形象，同时中共政府也可以利用国际上的正面报道来增强其国内治理的合法性。中共政府的估计是正确的。国内外的人们在救灾的过程中焕发出了一种巨大的向心力。中国领导人的救灾努力也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广泛认同。西方记者的报道也基本上反映了此时中国和国际社会的真实情绪。于是，中共政府与西方媒体的蜜月便形成了。

自由媒体挖掘真相乃集权之天敌

然而，没有不结束的蜜月。在外国媒体的眼中，中共政府的集权主义性质并不会因为一次救灾就有所改变；政府在这一次救灾中可圈可点的表现也不能掩盖这个政权和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巨大问题；同时中央政府的表现也不能掩盖地方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因此，挖掘真相的自由媒体的本能将使得他们不会停留在对中央政府领导人抗灾活动的肤浅报道上。他们一定会利用中共政府所给予的方面，更加全面地报道这次地震所反映出来的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例如，西方媒体最近已经开始在花大量的篇幅报道在地震中受难的学生的家长们的抗议活动，也在探寻有关中国科学家们在震前已经向中共政府发出正式的地震预报的种种传言。由于这些后续的跟踪报道与正面地宣传中共政府的救灾表现没有关系，不仅如此，在中共政府看来这些报道反而会增加一些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中共政府对外国媒体的容忍程度正在经受考验。

同时，西方媒体也一定会要求将地震采访的自由扩展到对其他题材的采访自由上。从逻辑上讲，中共政府没有理由将西方媒体采访的自由限制在灾情的报道上，除非承认他们只是想利用西方媒体对灾情的报道为自己做宣传。中共政府是绝不会这样做的。但是中共政府也绝对不会给与西方记者采访的自由，西方媒体有了采访的自由，中国媒体一定会争取同样的自由，而真正全面的新闻自由是所有集权政权垮台的前奏。由此看来，除非中共政府改变政权的性质，他们与西方媒体的这次蜜月一定会结束，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原载《动向》2008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