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面面观
《中国西藏问题研究》专题
中华民国两蒋时代学者对西藏问题研究文章之一
一、绪 论
今天所讲的题目是：“西藏问题面面观”，是想把整个的西藏问题向诸位先生作个报 告，不过，这个题目范围既广，牵涉又多，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当然无法说得透澈， 尚请诸位原谅。说得有不对的地方：并请指教 我国所有的边疆问题，大概都包括着两个因素：①内在的，②外在的。东北、外蒙、 新疆，都是如此，西藏也不例外。因之，我们对于西藏问题的研究，便可以从内外两 方面来着手。换言之，便是由内政上和外交上的两个观点，来探讨西藏问题的所在。
至于此次中共进兵西藏，又是内政的和外交的两个问题的综合表现。所以我今天所要 讲的内容，便是：（一）内政上的西藏问题，(二)外交上的西藏问题，(三)中共匪 军进兵西藏的问题。
现为便于说明起见，应先略述西藏的地理环境及中国在藏主权建立的历史。 西藏居国之西南的边疆，为现在全国唯一未建省县制度的地方（外蒙已独立不算）， 面积约一百二十余万方公里，人口一百余万，是全国人口密度最稀疏的区域，若合青 海西康省的藏族而言，共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人之谱，所以民族上的西藏比地理 上的西藏，较为广泛。西藏北以昆仑山与新疆为界，西及南以喜马拉雅山与印度、尼 泊尔、锡金、及不丹为邻，东以横断山脉紧接西康，四面丛山峻峙，雪峰绵亘，构 成了世界上最高的高原。西藏分为三部：前藏、后藏、阿里。其交通路线如下： （一）由拉萨向东经昌都到康定，为通川大道；(二)由拉萨向东北经黑河（由昌都 经玉树）而至西宁，为通甘大道；(三)由拉萨向东南经科麦（桑昂）而至德钦大理， 为通云南之路；（四）由日喀则向北经腾格里湖、布喀托罗海，或由噶大克向北经 罗多克城而至于阗，为通新疆之路；（五）由拉萨向西南经亚东、锡金而至噶林堡， 为通印度大道；（六）由日喀则向西南经聂拉木，而至尼泊尔；（七）由拉萨向西 南经春堆，而至不丹；（八）由拉萨向东南，沿雅鲁藏布江河谷，可至印度东北之河萨密省。至于各路所用的交通工具，则全恃骡马，气候则大体以阴历七八九三个月 最适宜于旅行。
藏族为中华民族之一支，在周秦各代，即以戎氐羌等等名称，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西藏本部建立政权，与中原正式发生关系，则自唐代开始。唐代西藏名吐蕃（蕃古读如潘，英文Tibet系译之于阿拉伯文，清初称藏为图伯特，系根据蒙文，均为吐蕃之转音），其赞普（王）松簪干布武功甚盛，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
公主信佛教，西藏从此遂建立制度，发扬佛教，并仿梵文制造藏文字母，对于中原文化，亦多吸收。迄元世祖征服西藏，收为版图，设官驻守，并封帕思巴为大宝法王，使领藏地，掌有政教大权，此为西藏政治宗教合一之始，亦为中国在藏主权树立之始。
明代，仍行元之??糜政策。时宗喀巴大师出，以教律大坏，倡导改革，于是黄教代红教以兴。宗圆寂，以其二大弟子达赖、班禅世世以呼毕勒罕转世继承衣??。之后，达主前藏，班主后藏，同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权较大)。清兴，达赖五世首表服从，及雍正五年，准格尔乱事平定，封颇罗鼐为贝子总藏政，并留正副大臣二人为监督，是为正式设置驻藏大臣之始。乾隆五十七年，平定廓尔喀之乱，订立藏中善后章程，以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行。重要文武官吏任免都须报由驻藏大臣转呈朝廷办理。中枢驻藏部队及地方军队亦归其节制，中国在藏主权遂完全确立。
及民国时期，二十九年（1940）第十四辈达赖坐床，事关宗教政治领袖之承继，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先生前往主持，并由政府发表徵定命令，可为中央在藏行使主权之例证。同时，西藏设有驻京办事处，并于两次国大都有合法的代表出席，立监两院亦都有西藏的委员，而中央在藏，也有办事处及学校，可见两方面的关系，已在亲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二、内政上的西藏问题
西藏的地理环境及中国在藏主权建立的历史,已略述如上。现再进而研究内政上的西藏问题。在内政的观点上看，西藏问题约可分为三个：
1、民族文化问题 西藏民族虽为中华民族之一支，就是除掉周秦汉时代戎羌等族活动不算外，也远在一千三百年以前（唐代）便与中原发生了关系，文成公王的出嫁，更使这种关系密切起来。不过，因为西藏受了地理环境的限制，彼此隔绝，生活和感情缺乏交流，遂使西藏同胞之与内地，总末形成水乳交融般的状态。而在文化方面，西藏系佛教圣地，为佛教文化所笼罩，无论人民思想与社会生活，无不植根于佛教教义之中，且其文字与语言，都有其独特的体系，故别成其与内地不同的文化类型。
我们如一回忆过去历史，西藏这种民族和文化，在国内和世界上，都曾发生过很深厚的影响,并有极辉煌的表现。也正因为如此，再加上地理上的因素，便构成了西藏人士的一种孤高自赏的心理。这种心理，使他们一方面忽视了境外的变化和进步，甚至于不了解世界的局势；一方面抗拒了外来的思想和文化，成了一种顽固式的保守，这又无可讳言的是个很大的缺点。
西藏问题的产生，有些便是导源于此。
2、行政制度问题 由上所述，可知西藏社会是一佛教文化最深入的社会，其地方政治自亦蒙受此种影响而与佛教完全合流，形成所谓政治宗教合一的行政制度；其宗教领袖的达赖喇嘛，同时亦为政治领袖，各级政府的官吏，也僧俗并用，而这些俗官，都是出身于世家贵族。所以，西藏的政治又可名为世家与僧侣的政治。
在达赖喇嘛之下设有两机构：(一）伊仓，管理宗教；(二)噶厦，管理政治□噶厦内设噶伦四人，一僧三俗，办事取合议制。噶厦设农务粮秣等及马基（军事总司令》，分管各务。此外，还有所谓民众大会，由伊仓、噶厦、侩俗官员、三大寺堪布、重要呼图克图（活佛）、大世家等等的代表组成，政府遇有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即交大会讨论。倘大会亦不能解决，便以卜卦降神等方式请示于天国之佛，这又是政教合一的另一形式。其地方行政单位为宗，宗设宗本，亦僧俗并用。所谓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情形，大概如此。西藏同胞对于这种制度，十分珍爱，惟恐有所改变，许多疑虑都产生于此，所以这一问题也是西藏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3、康藏界务问题 在打箭炉（康定）以西的地方，原分为康、藏、卫三个部份，卫究竟在什么地方，说者不一，或谓卫为现在的前藏，或谓卫为今日印度孟加拉一带，我们暂不研究。藏便是现在的前藏、后藏和阿里，康便是现在的西康。惟西康和西藏的界线，应该划到什么地方，却为康、藏间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由历史上去看，丹达山最高的雪岭为两方最早的界线；盖在吐蕃建牙初期，并未越此雪岭而东，至松藏干布始越岭而征服了附近各地，因名其本部为藏（圣洁之意），名岭东一带为康（推广之意)。而在两面的居民，岭西者自称藏巴（藏人），岭东者自称康巴，迄今
未改，可资佐证。
惟在清末赵尔丰经营川边的时候，于宣统二年进兵江达（太昭），划江达为康藏界线。民初川都督尹昌衡率兵而西，以恢复此一界线为目的，民二（1913）划定川边行政区三十二县，遂仍乙太昭为康藏的界线。但此一界线，藏人绝不愿意，亦从未实行。迄民国二十一年，由于康藏战争结果，成立冈拖临时协定，划金沙江为两方扼守的界线，以至今日。
在西藏方面，则常以归还金沙江东岸德格瞻对等地为请；在西康方面，又总不能忘情金沙江西岸十三县的收复。于是此一问题，便成为双方制造纠纷的源泉。
以上所述内政上的三个问题，虽然不可否认的仍是问题，但却不是如何严重。不过，一羼入了国际侵略者的挑拨和煽惑，便立刻使问题根本变质。如前两个问题，每为英国鼓动西藏独立自由的论据，后一个问题，又为英国利用西藏使之内蚀的工具。我们看民国三年（1914）中英藏西姆拉条约的内容，便可明了。
三、外交上的西藏问题 所谓外交上的西藏问题，便是在国际侵略阴谋操纵下的西藏问题。这一个西藏问题，我们只须一看我国边境以外是些什么邻国，便甚了然。我国西北的邻国是俄国，西南的邻国是英国的印度。前者欲从新疆到西藏，以打通饮马印度洋滨的道路，后者欲由西藏而新疆，以北与强俄抗衡。所以在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的初期，在我国的新疆和西藏都不断有英俄的冲突。可是，英国失败于新疆，俄国却失败于西藏。
俄国于十九世纪末叶，当英国向西藏步步进逼的时候，亦思染指西藏，此时西藏为英所逼，也想北联俄国，于是十三世达赖乃上俄皇以“护法皇帝”的尊号。一九零三年荣赫鹏攻藏，俄国更向英国提出抗议，两方因此曾作强烈的外交辩论。适是时日俄战争发生，结果，俄国失败，其南下侵略西藏的行动，遂受阻挫。
一九零七年，英俄成立??定，解决彼此间对于波斯、阿富汗及西藏各问题。关于西藏者，相约彼此「不干涉西藏内政"，俄国对藏侵略乃暂时告一段落，英国便放手去做了。英国所以注意西藏，一方面是如上所述欲北抗强俄，并以西藏为英俄之间的缓冲地带；同时，以西藏居我国之西部，有高屋建瓴之势，如果掌握了西藏，便可东入天府之国的四川，扼住我国的心脏，且可顺流而下，与英国由海上侵入的势力相会合。所以他在乾隆四十年(1755）左右，便着手向西藏试探，但没有获得什么结果。
此时清室正盛，对英、印取闭关政策，她也无可如何。但英国诡计多端，对西藏的直接侵略既一时不易成功，于是遂集中注意力,先蚕食喜马拉雅山南麓藏印间的三个小王国──哲孟雄、不丹、尼泊尔，以撤除西藏的藩篱。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所订的藏印条约（亦称哲孟雄条约）八款，可算是英国对藏直接侵略的开端。
自从英国直接向藏侵略起，以迄现在印度继承其衣??止，其对藏侵略的方法，不外两个：一是动摇并否认我在西藏的主权，二是推行西藏对中央的分离运动。前者则表现于历次所订条约及外交谈判之中，后者则见之于其所培植的藏中亲英份子们的行动。兹再根据这两个要点,分述如下：
1、历次与英所订关于西藏的条约及所作重要的外交谈判（如西姆拉会议），罗列于后：
a、1890年（光绪十六年）的藏印条约八款，划定西藏与哲孟雄的边界，承认哲孟雄由英保护监督，内政外交由英迳办。
ｂ、1893年（光绪十九年）的藏印续约九款，开亚东为商埠，准英人自由贸易，并由印度政府派商务委员进驻。两国交涉文件，由边务官互相投递。藏人在哲境游牧，须照英人所订章程办理。
ｃ、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英派荣赫鹏率兵攻藏，1904年，藏败，作城下之盟，订英藏拉萨条约九款，增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将江孜至印边的军事设备完全拆除，并规定西藏一切事宜，任何外国不得干涉，几使西藏成为英国的独占品（此约中国代表拒未签字。）
ｄ、1906年（光绪32年）的中英藏印条约六款，划西藏为英国势力范围，准英国设立通印度电报，并以上列一九O四年之约九款为附约。
ｅ、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的中英续订藏印通商条约十五款，划定江孜商埠界限，指定印人入藏路线。治安由西藏员警负责，英人所建旅舍由藏备价赎回。此约尚较合乎主权，惟藏方全权汪曲结布签字于上，又不免开一恶例。
ｆ、1914年（民国三年）的西姆拉会议。所提出的条约草案，亦承认中国在藏的宗主权，并划分内藏外藏，把西藏的界线扩大到康定，同时规定西藏不派代表出席中国的议会及类似机构。此一草案，为英国侵略西藏的企图全盘流露，我国代表既未签字，政府更未承认。但英人却每以草约为干涉藏事的张本。现在印度的取媚中共，亦无非想使中共承认此项草约的效率。
2、英国在藏推行其分化中央与西藏关系的政策，其实例如下：
a、民国初年，以第十三辈达赖为中心，宣布西藏独立。嗣后掌握政权的龙厦擦绒等，均为亲英的重要角色。
ｂ、第九辈班禅为倾向中国的人物，于民国十三年即为达赖压迫离职。
ｃ、民国二十二年，十三辈达赖圆寂，热振呼图克图被推为摄政，但因热振倾向中央之故，遂日在亲英份子诽谤和攻击之中。热振于三十年辞职后，由达札继任摄政，竟在三十六年四月以叛逆罪被捕下狱，受害身死。
ｄ、西藏现政府，是以达札为傀儡，以索康噶须巴拉鲁等为核心的亲英 （或亲印）政权，自三十一、二年（1942-1943）起，即屡有违反中央意旨的表现，迄三十八年七月中央驻藏人员全体被迫离藏，遂达到最高的程度。由以上所说看来，可知西藏问题之所以不易解决的根本原因，便是国际侵略主义者的从旁作祟。
四、共匪进兵西藏的问题
共军此次进兵西藏，它是以维持中国领土完整，执行中国在藏主权，为其扩大叛乱的藉口；而其骨子里却是忠实地执行苏俄的政策，不过要以俄国的侵略力量来代替英印的侵略力量罢了。
因为如就中共本身的利害分析，进兵西藏，既有交通上的困虽和气候上的威胁，复碍于印度的外交，殊无急急谋藏的必要。也正如印度政府照会共匪所提出的劝告，应不妨碍加入联合国的运用，应迟延解决，和平解决。然而，中共却不顾这些，悍然入藏，当有其不得不干的原因。
上面曾经说过，俄国曾与英国角逐西藏而失败。现在苏俄的对外政策，仍是帝俄时代对外政策的延续和扩大，欲进侵印度囊括东亚，自须命令中共入占西藏。根据本年6月4日（1950）合众社电讯：苏俄已把巴基斯坦和印度划属中共的侵略范围。接着不久，又有印度共党改组，受命向中共看齐的消息。这都证明了一整套的侵略计划。
报纸上先后披露，中共军队一方面由新疆于阗进入西藏的西北，目的将在罗品木达赖湖滨建立空军基地；另一方面已由西康占领了昌都，并由昌都南下到达印度阿萨姆省的边缘地带。英国前驻锡金行政官古德在前些日子曾说过：中共军队可能即在该一地带（包括察隅等地）建立强固基地。如
果中共军队已在西藏的东西两面建立了基地，在这气候严寒的时候即暂缓兵不动，或与印度和西藏先来一个欺骗性的妥协，并利用政治渗透以瓦解西藏的内部，一待机缘到来，当然很容易把西藏攫入魔掌中了。
至于我国政府对于中共入藏问题所持的态度，在本年十一月一日政府发言人向合众社记者所发表的声明，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份，中共军队入藏乃是其叛乱行为的扩大，所谓西姆拉条约绝对无效，表示极为正确。所以，此一问题，在联合国中应与我国“控俄侵华案”合并讨论，而不可由其他国家之单独提出，原因也就在此。
五、结 论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知道西藏问题的构成，实包含着内政和外交两方面的因素，而内政上的问题所以不能获得解决，却是由于国际侵略者的作祟。国民政府的对边疆政策，是以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基础，并以团结各民族扶植各民族为施政方针，期完成各该区域的地方自治，达到建立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之理想，绝没有以武力征服各民族的企图。其精神是王道的，其办法是开明的，其理想是崇高的。至对于西藏，除适用上列各项外，既允予以高度自治，复在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所谓保障，便是不变更其现状，而在国家主权完整下实行自治。用此种原则去处理民族文化和行政制度的两个问题，当然极易获得解决。互于康藏界务问题，更不难根据历史和地理及各项实际情形，求得一公平合理的解决途径。
若中共此次进兵西藏，乃是披着解决内政问题的外衣而执行苏俄的侵略政策，同时又使用过去各时代以武力征服边人的旧方法，其给予主权的破坏和西藏人民的苦痛，殊难想像。西藏当局，过去在外力挟持下不能深察中央的政策，良为憾事。自经过此番军事蹂躏后，当可幡然悔悟了。我们但望反共抗俄的胜利，早日到来，光复大陆，重建边疆，俾与边疆各族同胞同在中华民国整个的利益下，并肩奋斗，巩固国防！
〔 转自大陆杂志一卷十二期（1950），黄花岗杂志打字、编辑、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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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反共抗暴运动面面观
周昆田
《中国西藏问题研究》专题
中华民国两蒋时代西藏问题研究文章之二
编者按：为保留该系列文章原貌，文中某些用语诸如“共匪”等，均未修改。记得在民国三十九年联合团中国同志会举行第十二次座谈会的时候，本人曾奉邀以「西藏问题面面观」为题，把西藏在内政上的问题、在外交上的问题及共匪入藏的问题，作过一次简略的报告。今天的讲题，仍用「面面观」三字，就是「西藏抗暴运动面面观」，这一方面表示今天所讲的内容与上次所讲的不无开联，一方面也因为西藏抗暴运动涉及的范围甚广，必须从各方面来，才能说明其意义的重大。
今天这个题目，我想分六个部份来讲：（一）概述，包括藏族的分布及抗暴一般的情况；（二）西藏抗暴与共匪的少数民族政策；（三）西藏抗暴与整个边疆；（四）西藏抗暴与大陆的反共革命；（五）西藏抗暴与自由世界；（六）结论。现即按此次序，逐段报告。
一、概述
所谓西藏，有地理上的西藏、民族上的西藏。地理上的西藏便是地图上所绘的西藏，包括前藏、后藏、阿里三部份，面积约一百二十余万方公里；至于民族上的西藏，就是藏胞所散布的区域，计分为三：（一）西藏本部的藏族，称藏巴，即前后藏、阿里，人口共约百余万；（二）西康的藏族，即康巴，在康定以西的西康地方，云南西北一带的古宗族也包括在内，人口共约百余万（藏巴与康巴以丹达山为界）；（三）安多区藏族，包括甘肃、青海及川北等地藏族（亦有以安多区仅指甘肃南、青海东南及川北的藏族而言，至于青海的果洛族，应另分开，但为简便计仍将之合称为安多区藏族）人口共约七十离至一百万。藏族人口，向无确切统计，英人著述曾估计为三万，现普通说其总数在三四百万左右，当属近似。
此次藏族同胞的抗暴运动，即于上述三区中先后发生。安多区藏族受四十五年（1956） 甘肃回教同胞的抗暴影响，于四十七年（1958）三月大举抗暴，杀死匪干二千余人， 后并在青海积石山区消灭匪军一团，甘南（夏河卓尼一带）的抗暴军且攻占黑错， 青海西南的襄谦土司又攻入玉树，予匪以很大威胁，八月间匪经出动大批陆军与飞机， 企图镇压。西康区藏族（康巴）方面，自匪军侵入后即开始反抗，四十五年抗暴力 量已由理塘、甘玫、道孚、稻城一带发展至金沙江以西，并发生大规模的抗暴行动：四十七年更向藏南发展，曾攻占江孜、泽当等地。
至于西藏本部，在四十一年（1952）即有人民会议之酝酿。四十二年便在藏东掀起 抗暴运动，与康巴的抗暴力量相结合。迄本三月十日，因匪邀达赖喇嘛观剧而禁带 随从，企图挟赴北平，藏胞乃围攻匪军，击毙藏籍亲匪的军政高级人员，便爆发了 拉萨的反共革命。三月十六日西藏宣布与匪所订的协议十七条无效，十七日达赖喇嘛 离拉萨南走，十九日至二十二日战争最为激烈，具有历史意义及为西藏佛教中心的 哲蚌寺、色拉寺均为共匪炮火所击毁，僧俗兵员死伤者万余人，抗暴部队逐终在共匪血洗政策下退出拉萨，战事暂时停止。
就最近藏胞抗暴的大势看来，仍然分为三区：一为安多区，自甘肃南部至青海的玉树，延及藏北的黑河一带；二为西康区，由稻城、理塘、道孚、甘孜、昌都，而至太昭、拉萨；三为藏南区，由江孜、日喀则、康马、冈马而亚东。在这广大的地区上，约有抗暴军四十万人，驰骋活跃。
至于领导方面，在过去是各自为战的，现已渐渐建立统一的体制。从四十七年五月起，已正式成立弥曼（民众）党。由素负声望的阿罗群宰为领导，总部原设在拉萨，分支部遍及康藏各地。政治宗教系以达赖喇嘛为中心。当三十九年（1950）匪军准备入藏前，达赖喇嘛即将其布达拉宫财产约值三千万至五千万美金，运存印度，为反共抗暴费用。现达赖喇嘛已经安抵印度自由区，更可继续执行其领导工作，近据报载，已成立西藏临时政府，或属事实。又四月十日报载：西藏已成立联合反共军，四月十二日报载：西藏抗暴军以功德林扎萨为总司令，在雅鲁藏布江南岸布防，是在军事的统驭上。亦已有了组织。
若论到藏胞抗暴运动发生的原因，虽然有些是以细故为导火线，但其根源则都由于共匪忽视其民族传统及其他暴政，如四月五日报载西藏抗暴宣言中所指出的：（一）共匪剥夺藏胞的政治权利，自上级以至区县完全被共匪所统治。（二）共匪劫夺藏胞的粮食金银，使其濒于饥饿死亡的边缘。（三）共匪施行匪化毒化教育，破坏藏胞社会及家庭制度。（四）共匪图推翻佛教教义，消灭佛教，以死亡威胁，迫使喇嘛放弃信仰。（五）实行军事控制，强迫人民修建公路机场，以应其军事需要。在这些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藏胞自只有纷举义旗，以革命的怒潮冲出一条生路了。
二、西藏抗暴与共匪少数民族政策
共匪于民国二十四年由江西流窜陕北时，途经川北、甘南、河西等地，曾受到藏、回同胞猛烈的袭击，因深感边疆民族地位的重要。三十八十一月（1949）匪召开伪政治协商会议，订定伪政协纲领，遂仿效俄帝对于国内少数民族的处理办法，而有所谓少数民族政策的出现。四十三年（1954）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制定伪宪，对于少数民族方面，更有具体规定，其重要的，如伪宪序言第五段说：「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问的友爱、互助、反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国家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其第三条：「……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从表面上看，这是何等官冕堂皇的说法。至于「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办法，伪宪第五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伪宪第六十七条又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的形式，可以依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规定。」好像真的给予各少数民族以自治的权利了。
共匪是以欺骗起家的，这一少数民族政策不过是欺骗各民族的幌子，等于外裹糖衣的毒药，早为国人所指出。不过，在事实未获证明之前，或不为一般人所了解，现经西藏抗暴运动以后，其中真相便完全揭穿，共匪的少数民族政策便完全破产了。共匪平时在各民族的自治区中的行为，我们只要看了前面所引的西藏抗暴宣言中所
指出的五点，不但共匪没有给予少数民族丝毫的自治权利，没有一点是依照少数民族自己的意愿去章施的，而且以毒化教育来改变他们的传统，以死亡的威胁来消灭他们的宗教，以军事的控制来强迫他们服从奴役。这种用少数民族血泪写成的事实，与共匪纸上所宣传的少数民族政策，相距何啻万里！至于四十年五月（195）共匪用强迫的方式与西藏代表所签订的协议十七条，对于西藏所提供的各项诺言，不过是骗得匪军入藏的手段，以便逐步达成其阴谋，在共匪内心里根本就没有实践的意念而早视同废纸了。
我们再看三月十日拉萨抗暴运动发生以后，共匪一方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一方面扶植班禅以代替达赖，这都与西藏民族发展的特点大相剌谬。同时，共匪更宣布：「解放军奉令行动，于三月二十二日完全粉碎了该城的叛匪。」这种以疯狂的屠杀政策来镇压反抗，不惜把西藏的文物建筑付之一炬，不惜把西藏的男女老幼消灭净尽，能论是对少数民族的「友爱」、「互助」、及「团结将继续加强」么？是「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所应有的表现么？从此，共匪少数民族政策的假面具遂全被揭除，原形毕露，再也不能用作欺骗各少数民族的工具了。
三、西藏抗暴与整个边疆
提到边疆。大家都会联想到，在天、地、人三方面边疆都和内地不同。天气方面，边疆都是夏短冬长，风多雨少；地理方面，不是高山丛岭，便是大漠荒碛；人的方面，却散布着满、蒙、回、藏、苗、夷等各族同胞。现对天地两方面姑不具论，单就人的方面提出一谈。
我们已知：边疆地区是散布着满、蒙、回、藏、苗、夷等各族同胞，而这些同胞各有其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及生活方式。我政府过去在大陆上对边疆政策，是一本诸三民主义的王道精神，以「为各土著民族谋利益」为施政准则，对其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生活方式，悉予尊重，故边疆各地极为安定。乃共匪自窃据大陆以后，对于此一边疆民族问题，便在其少数民族政策「实行区域自治」的欺骗口号之下，把边疆各地方割裂为许多单位，以便彻底控制。如在内蒙古区域，则撤销绥远、宁夏、热河、察哈雨等省而成立伪内蒙古自治区；在维吾尔、哈萨克等区域，则撤销新疆省而成立维吾尔自治区：在西康藏族区域，则撤销西康省而成立伪昌都藏族自治区，在广西僮族区域，则又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这都是与省同级的几个大的伪民族自治区。
至于在各省境内或伪民族自治区境内，复纷纷建立了各伪民族自治州、县、乡、镇等单位，据统计共有二百六十至三百个之多。单就藏族而言，共匪便在西藏地方与伪昌都藏族自治区之上，设一伪西藏自治筹备委员会，企图以此代替达赖政治权力。另在金沙江东设有惯甘孜藏族自治州，川北有伪阿坝藏族自治州，甘肃有伪甘南藏族自治州，青海有伪海北、海南、黄南、玉树等藏族自治州，极其脔分细割之能事。
共匪封于这些大小伪民族自治单位的统治，便是大量训练各民族的匪干，或培养其亲匪的人员，派到各区域去分别担任上中下各级的实际工作，掌握其政治及各项权力。从表面上看这些工作者都是各民族自己的人士，但其实却都是共匪的化身。同时，共匪又积极进行思想改造，大量印发马列主义的书刊，企图消灭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改变其生活方式，使其全盘共匪化、俄罗斯化。由是各民族固有的灵魂便全被毁灭，所剩下来的只是渣滓般的躯壳。一切便都在共匪的利益之下活动着，再也找不出各个民族的影子。
共匪为实现其一系列的阴谋，其感觉最重要而阻碍力最大的，则莫如边疆各民族的宗教信仰。
我边疆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云南、西康、西藏而至甘、青、川北等地的藏族区域，青海、新疆、宁夏，而至绥远、热河、察哈尔、辽北、吉林、兴安等省的蒙族区域，都是信仰着同一的佛教（以其信徒称喇嘛故亦称喇嘛教），以达赖喇嘛为最高的领袖（前藏达赖，后藏班禅，内蒙章嘉，外蒙哲布尊丹巴，号佛中四圣，而达赖居首。现章嘉圆寂，哲布尊丹巴已不转世，班禅在匪掌握之中，达赖更为唯一领袖。）新疆的回族、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兰气，塔塔尔，塔吉克、柯尔克孜及甘、宁、青各省的大部份同胞，都信仰着回敦。东北的满族多信仰萨满教，西南的苗、夷、僮等族都信仰泛灵或佛教。共匪是以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为宣传的指导原则，在对具有深厚宗教信仰的边疆各族，自感格格不入，而其进行思想改造工作，当以消灭宗教入手的办法。西藏抗暴宣言中告诉我们：
共匪企图以马克斯的理论来根本推翻佛教教义，其对佛教如此，对于回教及其他各教当然也是如此。此次拉萨抗暴的行列中已有不少的回教信徒参加，可见一斑。共匪的少数民族政策既经破产，而其消灭各民族、消灭各宗教的阴谋，又完全暴露于世。占有全国领土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整个边疆地区，在争取民族生存、维护信仰自
由、保持文化传统的目标下，各伪民族自治单位间的各个民旋必互相联系起来，产生出极广大的反共抗暴力量，这是毫无疑义的。
四、西藏抗暴舆大陆反共革命
西藏地方，为中国大陆的一部份；西藏民族，为大中华民族的一支系；其争生存、争自由，与全国各同胞的意愿完全一致，此次抗暴运动的风声所播，除很迅速地能得到整个边疆的响应外，大陆上其他省区的反共革命力量，亦将与之共鸣，同向打倒共匪的大道迈进。
我们知道：大陆上自被共匪窃据后，经过所谓「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但改造」、「农业集体化」、「工商业公私合营」，以至实行「人民公社」的各个过程，人民已弄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日日呻吟于被追害、被奴役的生活之下，毫无「人」的意味可言，除奋起革命外，实别无他途。据匪方报纸透露的统计数字，每年大大小小的反共案件几达数十万件之多，可见反共革命运动的普遏。再在反共组织方面，有的是军事性的、有的是政治性的、有的是宗教性的、有的是工人农人、有的是青年学生；自东南到西北，自东北到西南，所在都有。
语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原野之上没有可烧的东西，则那星星之火转瞬便会消逝；反之，如果原野上满布着荒草乾柴，或有密接的林木及其他可燃的资料，则星星之火一起，便会烈焰漫天，弄得不可收拾。因此，西藏抗暴之于全国的反共革命，正如黄花岗之役之于武昌起义，有黄花岗之役而后有武昌起义的成功，有拉萨之战必将导致全国反共革命的兴起。
总统三月二十六日告西藏同胞书第一句便说：「你们这次奋起反共抗暴，浴血作战，乃是我中国大陆全体同胞反共革命最庄严光辉的历史第一页开始。」
五、西藏抗暴与自由世界
西藏南与印度为邻。北接新疆，为俄匪入侵印度的通道，亦为印度北境安全的屏障，其在自由世界的战略地位上实十分重要。此次西藏为争取生存、为维护自治、为保卫其政教体制而奋起抗暴，乃受到共匪采用与俄帝镇压匈牙利革命同样的野蛮方法予以摧残，使自由世界益加了然共产集团的本质及俄匪侵略世界的野心。
我们看各个国家的反应：
三月三十日各报所载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指责共匪：（一）破坏西藏历史性的自冶，显著地违反了北平政权于一九五一年提出的郑重保证。（二）在违反人民的意愿下，实施野蛮的干预。（三）对西藏实施直接的军事统治，以破坏西藏各种制度，而达到共党的目的。该声明谓：「美国对于西藏人民受到中共帝国主义的野蛮干预，以剥夺光荣而英勇的民族所珍重的宗教和政治上的自治地位，并破坏他们的各种制度以达到共党目的的遭遇，深表同清。」
英国的意见虽比较纷歧，但对共匪的态度亦有渐趋改变的可能，如本日（十三日）报载中央社驻伦敦特派员曾恩波的报导谓：「共匪血洗西藏，打破英人迷梦。」如果我们一察英国注意西藏的历史及其现在对于印度安全的关切，则其希望达赖这一方面的胜利，是没有问题的。
澳洲外长加赛表示得最为彻底（见四月四日香港工商日报），他对中立主义者提出警告，促其勿再中立，否则将遭受类似西藏的同一命运，他说：「西藏之事件，是一个好教训，让大家认清楚国际共产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他又说：「中立与怯弱是一个东西」，真是给中立主义者一个当头棒喝!
东南亚各国及日本，亦不断有谴责共匪的言论。本日报载：泰国、缅甸、柬埔寨、越南、寮国等国的佛教会，都一致声援西藏，反对共匪；而日本国内五十多个佛教团体，亦号召日本及亚洲的佛教信徒，速予西藏以支援。
在自由世界中，目前与西藏抗暴运动关系最密切的，当莫如印度。印度素以中立主义自我陶醉，但如共匪完成了控制西藏计划以后，其下一侵略目标必为印度，当亦为印度政治家们所熟知，故自西藏抗暴运动开始时起，即传出一些正义的呼声，及达赖喇嘛到达多旺，尼赫鲁更不顾共匪的要求，公开宣布给达赖以政治庇护。四月七日报载：除印共以外，印度其他所有政党领袖们，在一项公共集会上谴责中共在西藏压制抗暴运动的行动，并说：「共党已经原形毕露」。尼赫鲁更曾骂印共为没有印度血统的人，这都表示对于共党的本质已有了真切的认识。四月十二日报载尼赫鲁当前的三个原则：（一）保障印度边境安全；（二）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但不含有印度将同意做任何错事的意思；(三)维持西藏的自治。在这三个原则中，我们已可充分看出：印度是采取抗拒共匪支持达赖的立场。其第一原则姑且不谈，第二原则中所谓「不含有印度将同意做任何错事的意思」，便是表明不在共匪威胁之下而做出任何有损达赖的事体。第三个原则「维持西藏自治」，更与共匪的政策针锋相对，因共匪是要彻底毁灭西藏自治的，现印度要予维持，冲突自所不免。不过尼赫鲁又追述甘地的话说：「保持你的原则，但友好地解决问题。」是距印度直接参加反共阵营，中间还有一段路程。我们希望这一段路程，不会过远。
总之：整个自由世界已因西藏的抗暴运动发生，而对共匪及其集团的诡诈毒辣的作风，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觉察到非彻底消灭共匪及其集团不足以保障人类生存及信仰的自由。中立主义者惑于「和平共存」的幻想，亦将由因此而告消失，渐渐走入反共抗俄的阵营。
六、结论
基于以上各方面的，可见西藏抗暴运动意义的宏伟。西藏抗暴运动，现既在有领导、有组织的活动之下，而又凭其地理上的优势，必将日趋壮大。三月二十六日总统发表的告西藏同胞书及我国野上下海内外同胞的热情支援，尤予西藏抗暴以莫大鼓舞。同时我们了解，西藏的抗暴不是一族一地的局部事情，而将扩为全边疆、全大陆的共同行动，对于整个自由世界亦不啻暮鼓晨钟，将有其重大的影响，故西藏抗暴运动绝对不是孤立，是与整个反共抗俄的力量彼此呼应。也必须彼此呼应，从这许许多多方面获得帮助，西藏抗暴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否则，在战争武器进步的今日，而又无人员物资的源源接济，单独成功，自多困难。
八九年来由于共匪自掘坟墓的做法，西藏以外的边疆各地如西北、西南与东北，已不断发生英勇的反共战斗，沿海沿江的内地各省亦已布满了革命的种子，我们相信，这些力量在西藏抗暴运动的影响之下，一定会很迅速地结合起来，同为大中华民族的生存与自由而努力。自由世界中的中立主义者，一再看到共产集团们疯狂式的血腥镇压，痛感自身处境的危迫而走向反共阵营，自亦是意料中事。所以我们从大的、远的方面来加以考察，我们反共抗俄的前途，是非常乐观的。
共党祖师之一列宁曾说：发展共产主义，经北平到加尔各答，是打通欧亚最近的一条路。我们现在站在自由世界的立场上，应该套他这一句话说：由加尔各答经北平到莫斯科，是打倒共产集团最近的一条路。同时我们站在自由中国支援西藏抗暴的立场，除就力之所能直接、间接予以支援外，也可以说：从台湾经北平到拉萨，是支援西藏最近的一条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们要安定亚洲，必须粉碎共匪；要安定世界，必须瓦解俄帝！
〔 黄花岗杂志打字、编辑、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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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反共抗暴革命的因果
沈 琦
《中国西藏问题研究》专题
中华民国两蒋时代西藏问题研究文章之三
编者按：为保留该系列文章原貌，文中某些用语诸如“共匪”等，均未修改。
西藏反共抗暴革命的起因
中华民国四十八年三月间（1959）爆发的西藏反共抗暴革命，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而乃是酝随已久的一项大规模反共运动的表面化。
自从共匪在三十九年三月（1950）进兵康藏，同年十月十九日攻陷西康重镇昌都以后，即已播下了西藏同胞反共抗暴的种子。
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1951），共匪与达赖的代表，在北平签订了所谓「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注一），保证达赖的固有地位与职权，并表示暂不变更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可是共匪并未履行诺言。
四十三年（1954），共匪开始收缴康巴人武器，引发了第一次藏胞对于共匪的抗暴武装行动。（注二）
四十四年十二月（1955）起，共匪在藏区开始实施土改，共匪对所谓「封建地主」发动革命（注三）。
同时匪又规定藏胞不论僧俗，皆需纳税，对寺庙内的佛像佛经乃至牲畜，亦都要抽税，至四十五年（1956），康巴人乃在十六名队长领导之下，成立护教团，准备长期游击战。
到了这个阶段，就差达赖本人及拉萨首府，尚未卷入战涡，其他藏胞居地，都已燃起了反共抗暴的怒火了。四十七年夏（1958），数千康巴人到了拉萨，求见达赖，但不久匪即要他们离去，他们不肯，于是发生冲突，康巴人不敌，退出拉萨，大部份返康，另有万余人退到南藏的洛卡区，占领了十四个据点，并且在首城泽当，俘获匪方军火甚多。同年秋天，康巴人又攻入中藏，并以所俘匪军，训练族人使用重武器，康巴人自称有兵五万，声势浩大。
到了这个时候，匪乃怀疑达赖在表面上与匪合作，在暗中则在协助康巴人。于是即向达赖要求派他的卫队助匪作战，以测验达赖的真正意向。达赖推说自己无权作这样的决定，尚需徵求民众大会的景见，但后来达赖亦从未召开民众大会，只把匪方的要求，与若干西藏政府要员商量，大家认为匪既未遵守四十年所签的协议，康巴人是被迫走险，所以对匪方要求，决定置之不理。
四十八年二月六日至十二日（1959），正值西藏新年，僧俗群集拉萨，与匪方发生多次冲突。
三月十日，匪召达赖去匪军部，规定不许带卫队，翌日消息传出去以后，藏民惊恐万状，乃集合群众，手持黑旗游行。三月十二日西藏政府宣布独立，并废止与匪所订协议，十三日武装冲突开始，藏民袭击匪在拉萨的军火库。震惊世界的西藏反共抗暴革命，就这样在西藏首府爆发了。
共匪在革命爆发后的措施
共匪在抗暴革命爆发以后所取的行动，是典型的欺诈与残忍，在它的力量尚不能应 革命初期的形势时，它使用了怀柔的办法，但到它调兵遣将，布置完成后，那就不客气地用大力来镇压了。
共匪在怯柔方面的第一步是把班禅抬出来，三月二十八日共匪首次正式证实西藏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同时即宣布达赖已受挟持，故以班禅代理藏政。四月九日，班禅离藏赴平，出席伪人民代表大会，他在抵平之日（四月十四日），周匪恩来陈匪毅亲往迎接，其后班禅发表谈话，完全作了匪的应声虫，共匪又要西藏著名学者喜饶嘉错，在三月三十日发表谈话，向全国广播，以平佛教徒之怒。五月八日，拉萨共匪军事当局，宣布准许农人本年可以留粮，无需付税，并以拉萨政府所有土地，分与二十一家贫农。
在另一方面，四月初起，匪军在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各处，大举捕人，送往集中营，同时空运匪军入藏。五月开始，共匪在西藏实施军事管制，发动斗争、公审，严格控制粮食，有户籍者，每三日配粮一次，无户籍者不但无配给，且皆遭拘禁。同时非经匪军事管制委员会之许可，藏民不得走出所居地三里之外。
最厉害的是移民灭藏，五月底，闻匪已拟在华南徵调八十万十岁二十岁之间的青年，入藏垦殖。至八月十二日，据逃至印度大吉岭的西藏难民言，拉萨城内四分之三的居民，已是汉人。据说毛匪泽东曾于四十一年（1952）对一西藏代表团说，西藏人口太少，应即增为五六百万，最后应可增为一千万，西藏人自己繁殖不能那末快，当然只有以汉人移殖来达到这个目的，这次抗暴革命的发生，便替毛匪制造了一个机会。
俄帝的介入
苏俄报纸首次登载有关西藏抗暴革命的消息，是在三月二十九日，当天发表了周匪恩来的声明，三月三十一日，莫斯科电台谴责英美两国，发动西藏的「反动叛变」，四月二日，又广播称抗暴事件纯为中国内政问题，同时警告正在集会中的东南亚防卫公约各国，如果妄图使西藏脱离中国，必然失败。第二天的广播，复称西藏革命及一九五五年印度那迦族的叛变（注四）均系美国与台湾所煽动，尤其指台湾为西藏革命的真实领导人，目的在光复大陆，此后苏俄还有许多类似的言论，都是与共匪沆瀣一气的（注五）。
在行动方面，四月十三日的美国新闻周刊，首先引述驻莫斯科共党国家的外交人士说，苏俄已派陆军退伍军官若干名，赴藏助匪镇压，其中若干人曾于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有过镇压革命的经验。四月二十二日，英国每日邮报引西藏难民之言，说在埃佛勒斯峰北坡的龙波克地方，见有白人在助匪建筑集中营，猜即俄军。
至五月十日，美国合众社自加尔各答报导，有一印度人，于两周前在江孜见到衣衫入时的俄军，与共匪的骑兵在一起，其后又向南部的帕里及亚东开去，据推测可能为原驻匪区的俄军；十天以径，路透社又自干托克报称，有一百至两百名俄军自新疆入藏，抵达江孜，驻于江孜与西藏西界之间；五月二十一日，苏俄驻新德里的大使馆，才出来否认俄军入藏之事，但至六月一日，法新社又自干托克报导，有苏俄地质专家及科学家百余人于五月抵藏，均住拉萨及江孜，助匪开采铀矿及建立火箭基地；十月九日，英国每日电讯报更说有俄军二千人，在江孜地区活动，曾参加拉萨区镇压抗暴运动。总之，俄帝势力之随共匪压制西藏抗暴的机会，而在西藏迅速扩张，已是很显然的事实了（注六）。
达赖投奔自由
三月中达赖出亡，四月初，达赖甫入印度，印政府即派多旺区的副政治专员前往迎接，同时尼赫鲁又派了前任印驻拉萨总领事梅农（P. N. Menon）赶往庞迪拉，送递尼氏亲笔函件一封，该函内容虽未发表，但必与达赖日后的言行有关，则可断言。
四月十三日，印政府发表达赖已同意前往墨苏里，作较长时期之居留，他在离开庞迪拉之前，更召集重要僚属开会，告诫他们不得有使印度政府为难之言行。四月十八日达赖一行抵达德兹坡（注七），达赖第一次发表正式声明，详述抗暴经过。责匪失信违约发动侵略，历数共匪暴行，并说此次入印，全出乎自动，并未受人
挟持，语气甚为温和。
但到六月，达赖忍不住了，乃于二十日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要求匪让国际调查委员会，入藏调查暴行。在正式声明之外，尚有下列几点，是达赖在答复记者询问时说的：
（一）自认为流亡政府首长。
（二）仍望和平解决，但鉴于匪之不守信约，故反对直接谈判，希望第三国斡旋， 尤望尼赫鲁与周匪恩来商谈。
（三）如共匪反对和平解决，当再考虑提联合国讨论。
（四）不拟永居印度，但在西藏恢复其在三十九年以前的地位以前，不拟返藏。达赖自认为流亡政府的宣布，引起了印政府的恐慌，六月底印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不承认达赖为流亡政府。
两日后，尼赫鲁在国会内称，达赖在印，可以从事宗教工作，但不得从事政治活动，达赖这样受了印方秘密的与公开的各种约束，说话不得不很谨慎，可是到七月四日，达赖对记者谈话，又重申是流亡政府之说。
八月底达赖首次离开墨苏里，往新德里去访问了两个星期。除拜会尼赫鲁及印政府其他人员外，并约见驻印各自由国家使节，及向印度国际协会发表演说，决定主动向联合国提出呼吁，要求援助，并于九月九日正式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玛绍，表达此意，到十月初联合国处理此案时，达赖又透过他的兄弟嘉乐顿珠，作同样的请求。不过他所求的不是对共匪的谴责，而只是联合国的调停。
共匪的反应
共匪在发现达赖逃亡后，曾以五万人的陆空军追捕不得。其后又散播谣言，说达赖受伤，意在抓到达赖后，加以杀害，然后嫁祸于抗暴军。
可是在表面上一直到现在为止，尽管达赖一再声明出亡是出于自愿，而匪却一口咬定他受挟持，并且对他本人，没有出过恶声。对于他任伪西藏自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亦未撤除，班禅只是代理。上次伪人代会开会时，还把达赖安置为该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之一。
匪的这种做法，当然是因为深知达赖是藏胞崇拜的偶像，不但为他们政治上的长宫，且为精神上的领袖，这种虚伪的妥协姿态，可以混淆藏胞视听，如果对达赖加以谩骂，则反将增强藏胞的抵抗。其次，共匪亦为实际政治上留一个退步，如果共匪现在支持的傀儡班禅，不能获得藏民拥戴的话，则仍可让达赖回来。
达赖抵印后，尼赫鲁曾想劝达赖返藏，以缓和共匪对藏政策，并以匪保证安全为条件。尼氏此举，可能是匪所授意的，因外传匪曾将达赖即将赴印的消息，在达赖抵印前告知印政府，幸而西藏的难民反对，达赖才未重滔覆辙。
三月底，共匪发表达赖与谭匪冠三间的三封信，以证明达赖之受挟持，其实那是达赖的缓兵之计。
在达赖的德兹坡声明发表后，因为用的是第三人称，共匪即说这是由印度政府代笔的，伪人民日报更说这是帝国主义及扩张分子所杜撰的，但达赖亦不甘示弱，四月二十二日又用第一人称再发声明，说前一篇文章确是他自己说的话。在目前，匪既不与达赖来往，亦不骂他，只是置之不理，而埋头巩固其在西藏的地位。
西藏反共抗暴革命的意义
近来国际共产党及其同路人，为了想把共匪拉进联合国，喊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而其中最能骗到一些不明真相者的一个理由，就是匪在大陆上的统治，已经根深蒂固，所谓已能「有效控制」，所以联合国应该承认这一个事实。
虽然我们都知道，自从三十八年匪窃据大陆以来，全大陆各省，无日下有或大或小的反共抗暴行动发生，共匪亦从来没有真正有效地控制全部大陆，但因一则匪区铁幕深垂，抗暴消息不易外泄，二则共产国际助匪宣传，竟把匪伪政权说成如何安定与稳固，所以匪伪政权面对的种种困难，并不为外人所熟知。
可是这次西藏抗暴革命的大规模暴发，把共匪的这一个神话拆穿了。共匪经营西藏，不可谓不力。自四十年（1951）张匪国华率军进藏以后，首先是发展交通，在四十三年底，先后完成了长2255公里的康藏公路，与长2100公里的青藏公路，此外又修起
了西藏境内的若干公路，及新疆叶城至噶大克线。揍着北平与拉萨的空中交通亦开航了。匪军政人员部队源源入藏，企图严格控制西藏，而十年统治的结果，却爆发了西藏的全面反共抗暴革命。
尤以达赖此次出亡，浩浩荡荡八十人之众，骑马步行三百哩之遥，共匪出动了陆空军及伞兵数万人之多。而尚不能将他们截获，即可使其有效控制之说，不攻自破。而自韩战以来，共匪在亚洲国家间所制造的「强国幻象」亦因达赖的逃亡成功而粉碎了。
暴露共匪对于边疆绥靖政策的失败
共匪虽然以军队打进西藏，但亦知道康巴民性强悍，藏区地势特珠，所以在初期使用武力之后，就采取了若干怀柔性的措施，希望以最少的代价，来达成它控制西藏的目的。所谓「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即是这种企图之下的产物。
四十三年八月（1954），达赖及班禅为匪分别邀至北平，在参加伪人代会后，又与匪伪开会，决定搁置原拟成立的伪西藏军政委员会，而改设伪「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由达赖担任主任委员：班禅及张匪国华分任弟一及第二副主任委员，委员五十二人中，四十八人为藏人（注八）。
四十五年（1956）康巴人初次大规模「叛变」，是为了反对徵税及没收寺产，匪曾暂时撤军及取消租税。
翌年，匪又宣布西藏的「民主改革」，延缓六年。同时又陆续撤回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匪干：并说以后实施改革的时间，可由西藏「民族领袖，上层人士与人民」协商决定，摆出一面孔同情少数民族的姿态。
但西藏同胞看得很清楚，这只是共匪在手段方面的运用。共匪的目标并未改变，那就是要使全体藏胞成为共匪及其主子苏俄的奴隶。所以共匪这些涂了糖衣的毒药，始终未能使藏胞吞下去，待至抗暴战争发生，共匪撕下了假面具，露出狰狞的真面目，其骗局乃全部失败。
就匪的国际关系而言
共匪在西藏的暴行，引起了整个自由世界的愤怒与谴责，而尤以一向迷信共匪和平意向的印度人民为然，现已篇幅所限，在此仅述印度与联合国的反应。
匪印之间不睦的事情很多，主要的有下列各项：
匪印关系
一、共匪在印度散发的地图。据印方的看法，有三万方哩的「印度领土」，划入了共匪的版图。当印度议员在国会中询问的时候，尼赫鲁报告与共匪交涉的结果，共匪推说是以前留下的旧地图，但尼氏对于匪已窃据大陆多年，而仍不加以改正，表示不满。
二、四年以前，印度派驻西藏江孜的贸易办事处，为洪水所毁，印度申请重建，始终未为共匪准许。
三、上次达赖访印后，原已不想回藏，后因尼赫鲁之力劝而勉强回去，当时尼氏还答允过些时候入藏回拜，可是到去年尼氏想去西藏时，共匪多方刁难，不准其与达赖见面。
这次西藏抗暴革命发生径，以上各项因素，都更扩大而表面化广。
就疆界而论，印政府认为共匪已从「地图上的侵略」而转为「领土的掠夺」。五月中，乌达布拉且希省议员二人，谓匪军巳侵入阿尔莫拉及迦华两区，其后印议员伐其拜引张匪国华在七月间拉萨群众大会中的演说，要解放尼泊沥、不丹、锡金及拉达克，八月间印人民社会党在马地耶布拉且希省的分部主席哈玛，说他最近旅行喜马拉雅山区，知道共匪确有成立喜马拉雅联盟之野心，除上述各地外，还包括印度的东北边区在内。至八月底，连尼赫鲁亦不再能袒护共匪了，他在国会中报告，匪军已在拉达克及阿萨密两处入侵，迄至十月底为止，共匪对于印方要求撤退的照会，仍置之不理。
就印藏关系而论，共匪已在趁此机会，将印度势力，全部赶出西藏，无形中已撕毁了四十三年四月所缔的「印藏通商旅行协定」。尼赫鲁于八月初在国会中报告，印藏贸易额已大减，匪对印驻藏商务代表及印商，多方留难，亦不供给旅行工具，其后又禁止印藏钞票流通，离间藏胞与印人之间的关系，使藏胞不敢与印侨往来，印总领事馆与印商几与外界隔绝，共匪又通知印度，说留藏印人皆应视为「中国人」，因并未持有印度国籍之证件（注九），恐怕在不久的将来，印度官员，都不能在西藏立足了。
再就印匪一般关系而论，自西藏抗暴革命发生，即不断的恶化，终至进入了冷战状态，印度政府虽仍极度隐忍，但在野党及民间舆论，则毫不客气的对匪予以抨击。在共匪方面，起先仅说噶伦堡为指挥西藏抗暴的中心，继即泛指印度若干政客，意图破坏印匪关系，到四月间伪人代会开幕，就有班禅刘匪宁一等人，奉命指责印度为继任英帝衣钵的扩张主义者，四月下旬，伪人民日报一连三天，满载攻击印度的文字，五月三日又在北平举行三万人大会，向英印示威，到八月中，印度驻北平及拉萨的外交人员，连一般的礼遇都得不到了。
自五月以棱，匪在宣傅上对印度的责骂虽已稍戢，在赫鲁雪夫十月间访美之后，印度驻匪区外交官的行动，亦稍见自由，但讲过的话不能收回，匪印关系经过此次公开交恶，再要恢复到以前的情况，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印度舆论
在这次西藏抗暴革命发生后，印度的舆论与民间行动，无疑地是远走在印度政府的前面了。尽管共匪对印度加以诸般侮辱与谩骂，而尼赫鲁最重的一句答语，不过是论共匪使用了「冷战」的言语，殊为不幸，执政党的国民大会党工作委员会在五月间集会，虽对藏人表示关切与同情，而对于共匪攻击印度的言词，只字未提，反而决议支持尼赫鲁仍愿维持匪印友好关系的立场（注十）。
但在民间则不同了，虽然亦认为印度无力以武力援救藏人，舆论方面一致觉得是非曲直应该弄清楚，对于共匪的暴虐行为，至少应有口诛笔伐的勇气，报刊方面这一类的社论短评，可说举不胜举。
除了言论以外，印度人民还有行动上的表示，首先是右派的大印度党党员，于三月二十日分别在新德里及孟买的匪使领馆前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共产帝国主义」的口号；四月三日左派的人民社会党亦在匪使领馆前开会游行抗议；四月五日在新德里有一万五千人的群众大会，除印共以外，各党皆有人参加，决议要求尼赫鲁召集哥伦布会议各国开会，谴责共匪；四月二十日，在孟买再度游行示威的印人，以番茄掷向毛匪画像，社会党领袖那拉阳（注十一）演说时，要求支持西藏独立；五月底，那拉阳又在加尔各答召开所谓全印西藏会议两天，决议认为匪军入藏业已形成对印度安全的威胁，要求政府重新考虑匪印关系，该会并授权那氏，筹组亚非委员会，调查西藏现势，这次会议出席者一千七百人，惟印共与执政的国大党未派人参加。八月以后因匪军加紧侵印行为，又引起了各处的反匪示威游行。
印度民间舆论，不但反共，同时对于印政府的软弱，也很表示不满，尤其对尼赫鲁本人，认为他在英法进兵埃及时，好像是充满了正义感，出来责难同为不列颠国协的一员，而今对于匪军入藏，则噤若寒蝉。又评尼赫鲁所谓藏事是共匪内政问题时论：「尼赫鲁难道不知道对共匪与西藏都表示好感，等于是把侵略者舆被侵略者同等看待吗？什么是干涉内政？如果印度可以向南非抗议种族隔离，并且每年把他提到联合国，那么为什么对于一个自治邻邦人民的被屠杀，不作抗议呢？」（注十二）
中立主义可能转向
中立主义的产生，是一部分弱小国家，觉得自己的力量既不足与两大集团抗衡，而加入了一个集团，又怕得罪了另一个集团，乃标榜中立，以图自保，当然同时也存着若干投机取巧渔翁得利的心理，此中现以印度为翘首，而尤以尼赫鲁个人主张最力。
四年以前，尼氏与周匪恩来为西藏问题谈话的结果，产生了所谓和平共存五原则（注十三）。其后周匪一直拿了这「五原则」在国际上宣传，亦给他骗倒了许多不知就里的人。但在四年以后的今天，又因为西藏问题，而把这「五原则」扯得粉碎了，此后印度不但不能对于匪的诺言，再予轻信，而更要担忧共匪的军事与政治侵略。同时，在印度的非共党派，亦开始认识印共与国际共党是完全一体的（注十四）。孟买的印度快报曾有一篇长文，认为「仅仅在两大集团之间的中立，不能再成为东南亚国家的保护盾牌」，并提倡与美国合作，印度前任各邦事务部长梅伦，亦于五月间在马德拉斯发表谈话，主张印度放弃中立政策，而舆美国携手，因为美国并无扩 张野心。
正如美国华尔街日报一篇社论所说，多年的大量美援与友谊，都不能改变尼赫鲁对同情态度，但西藏抗暴革命，则已对印度及其他中立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一度甚至传说为了共同应付共匪的军事威胁，印度与巴基斯坦可能缔盟。但这项消息现在已为印度政府否认了，尼赫鲁甚至说即使匪不遵守五原则，印度亦仍拟继续片面遵守。事实上亦可能暂无与美国缔盟这类急转直下的行动，但至少在若干国际行为上，我们可以看出印度政府的转变。
联合国与国际团体的反应
西藏抗暴革命发生后，就有人想到提出联合国讨论的问题，达赖本人，尤其如此希望。但在技术上，西藏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更不是联合国会员国，它自己是没有资格直接向联合国提案的。所以三十九年匪军初次入藏时，达赖曾两次致电联合国呼吁，联合国都没有理他。
不过在三十九年，匪军侵藏的议案，曾由中美的萨尔瓦多国代表提出，但因印度代表自称可以和平调解，而美国因韩战方酣，不愿得罪印度等中立国家，所以亦没有予以支持，结果就在安全埋事会及政治委员会中搁置起来了。
对于这次抗暴革命，印度民间多主提付联合国讨论，尤以人民社会党为最，该党认为由于印度在三十九年阻止萨尔瓦多提案，现在更有道义上的责任把原案提出来，但尼赫鲁则怕多事，还是不愿提。
身为自由世界领导者的美国，虽然赞成此案在联合国中讨论，但始终认为应由亚洲国家主动。所以迁延时日，直到九月底，才由马来联邦及爱尔兰联合提出，于十月初由联合国大会以四十三票（包括我国与美国在内）对十一票，决议列入议程，提付讨论，并于十月二十一日，以四十五票对九票，获得通过。可是为了确保此案获得多数国家支持，议案内容措词异常温和，不但没有谴责共匪的词句，连共匪的名称都未提到，而只提到维护西藏的人权与自由。
联合国对于西藏抗暴的表示，虽然不过如此，但有一个著名的国际团体，则已公开对匪强烈谴责，最妙的是这个运动的主持人，也是印度人。
印度最高法院资深辩护人区堪达斯，于六月五日在日内瓦代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注十五），发表西藏抗暴报告，历数共匪罪行，称为集体屠杀，说共匪已以汉人五百万，移入藏东藏北，另有再移四百万的计划，并说匪的行为，与当年西方帝国主义假进步之各，行侵据之实的行动完全一样。这个报告送到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购，并呼吁全世界的律师及法学家，援助藏人。
七月二十四日，该委员会又要求联合国调查西藏实情，同时指定代表印度、菲律宾、挪威、英国、迦那、马来亚、缅甸、锡兰及泰国的会员九人，组织法律调查委员会，即以屈堪达斯为主席，搜集事实，以证明共匪在藏已犯有灭种罪行，预备在不久的将来，提出正式报告。
当然这个委员会的报告，是不能阻止共匪暴行的，但至少在道义上，国际间有了明辨是非的表示，把侵略屠杀的祸首，清楚的指了出来。
西藏反共抗暴的前瞻
西藏反共抗暴革命必将延续
有很多人喜欢把西藏抗暴革命，比之于前年的匈牙利反共革命，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多差别的。
第一：简牙利革命的领袖纳奇，在革命受压制时托庇南斯拉夫使馆，后来为苏俄骗出处决，如果他躲到英美使馆中去，也许不致如此下场，但因他原是共产党出身，还是相信共产国家，以致自食其果，同时亦使匈牙利革命领导无人。达赖则与共产主义毫无渊源，且已逃往自由国家，必可继续反共工作。
第二、匈牙利地处中欧，交通方便，国土狭小，革命发生以后，苏俄可以迅调大军，入境压制。西藏则地广人稀，处于世界屋脊，山高河阔，路送情岖，宜于游击战，而不宜近代武器之使用。
第三、匈牙利革命的本质，完全是政治性的，而西藏抗暴行动，则宗教性尤重于政治性，换句话说，共匪压制革命，即等于与喇嘛教为敌，亦即等于向每一喇嘛教徒宣战。（注十六）
因此之故，西藏反共抗暴革命在表面上虽一时为匪镇压下去，但必将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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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是我中国的一部份
洪平
《中国西藏问题研究》专题
中华民国两蒋时代西藏问题研究文章之四
目前，关于西藏问题，不仅在国际间已公然出现有一股妨害我国领土与主权的言论，即在国内，竟也有极少数的国人亦在闭上眼随着人家瞎嚷，这种情形，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非但对我国现在所倾力进行的反共大业有损，并亦为我国后世子孙们遗留下无穷的忧愤。
不错，凡是中国人，对中共现在正奴役我数百万藏胞的事实，莫不感到悲愤不已；但，中共奴役我藏胞是一件事，西藏是我国的领土又是一件事，两者之间，绝不能、亦不可能有丝毫的夹缠，否则，那我国现在所进行的反共大业，岂不成为变相的出卖国土？我们这群反共的中国人，不亦均成了卖国贼？
历史终究是真实的；西藏是否我国领土，这已有我国近七百多年的历史为它作下结论。西藏即是我国领土的一部份，而全球各国对这一事实亦皆加以承认；如在一九零三年，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汉密尔敦即曾声称：「西藏必须继续被认为是中国的一个省」。又如在一九四零年六月十四日，英国的外交大臣在致英驻俄大使的讯令中，亦曾承认「西藏为中华民国的一省」。
诚如尼赫鲁于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五日在印度人民院演说中所称：「在已往数百年当中，我就不知道在任何时候，有任何一个外面的国家曾经否认过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故世人如因中共现在正乘兵西藏，而竟硬说西藏不是我国的颉土，这将遭受到我国全民最强烈的反对；为自由世界的大团结计，希望国际上的有识之士，今后不要再对我国怀有这种「混水摸鱼」的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