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福州市警方统一清查全市娱乐服务场所，仅仅用了5天时间，共清查了5064家，13324名性陪侍小姐，由于清查风声提前泄露，大多数场所老板获知后将小姐藏匿起来，所以从这次清查万名小姐的辉煌战绩中，折射出背后隐藏的更大的“辉煌”，那就是仅福州一市，卖淫小姐应在10万以上！

“卖淫”这个词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官方用语，它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历时三年的“严打”之中的“三大战役”。在这之前，中国，以至世界上没有这个词，中国古代用“妓女”、“婊子”、“窖姐”一言以蔽之，1949年以后称之曰“流氓”，与贿赌、无赖、猥亵奸污妇女混为一谈，法律定语中杜绝了“妓女”的存在，曾经有外国记者问周恩来：“中国有没有妓女”，周恩来答道：“有！在台湾。”

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法定意义上“妓女”没有了，但实际意义上“妓女”却一直没有消灭，只不过更隐蔽，更深藏不露而已。

大至在文革中期，随着大批初高中甚至小学毕业、肄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远离都市，远离父母，“小才大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群男男女女的革命接班人就有相当一部分人放纵了自由的身心，开始了淫荡的生活，那时侯十七八岁的女知青流产、与某某造反派司令、革命样板戏宣传队队长、农村的大队书记、民兵连长、生产队队长、会计、记工员及其公子哥儿出点“事情”，是十分频繁的。

内蒙古有个大队，插队的全部是上海知青，有许多知青受不了塞北的苦，想回城做临时工，俨然土皇帝的大队书记大权在握，凡是有求与他的人，男的要送礼，女的要献身；他珍藏着一叠手帕，共有三十多只，每只手帕都写了一个女知青的名字，上面揩着与她初夜的红血和精水；直至80年代后期，这个书记才被揭发出来，案情大白于天下，为世人所唾骂。

然而，这样的事情岂止此大队一家？那些没揭发出来的，揭发了没公开的就多得多了。由于当时没有“报道”和“统计”，究竟有多少男人睡过女知青，有多少女知青让男人睡了，成为一段历史疑案。

十多年后，这些从性生活中获得甜头的男男女女的“知识青年”们，带着上山下乡培养出来的“性知识”回到了城里，“性文化”也随之“回城”了，并在城市的黑暗角落里“生根、开花、结果”，绽放出中国性产业早春的第一批新蕾。

这些作为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亲自培养和造就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知识青年，一回到城里，就出现了一场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处女膜”问题、“孽债”问题，全社会都大谈、奢谈处女膜，报刊杂志、广播电视、街头画廊连篇累牍发布某某医生、专家的权威报告：

“处女膜不是贞操的唯一标志”

“性交不是处女膜破裂唯一的原因”

“你是爱她还是爱的处女膜？”

“爱是心灵的碰撞，只要真心爱她，有没有处女膜还重要嘛？”

“没想到建国三十多年了，封建王朝早就被推翻了，有些人头脑中的封建流毒却至今还在作怪，还在用封建统治阶级玩弄女人的所谓的‘贞操观’来控制、摆布女人，动不动就将女人打入‘冷宫’， 处女膜已经严重摧残着新时代的女性，全社会都要站起来与这种封建思想作斗争，保护这些无辜的姐妹们，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

这场处女膜大讨论变成了一次“阶级”、“政治”的问题，最终已彻底摧毁道德底线为终结，赢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从此再提起处女膜的人就成了社会的另类，人民的公敌；从此，贞操不再重要，女人，尤其是“开放”的女人获得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彻底、最深刻、最具深远影响的“解放”，为性产业随后而至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到1983年，性产业已成燎原之势，在这一年的“严打”斗争中，全国共抓捕到从事性交易的“女流氓”23万多人，为了不在法律上体现中国存在妓女，只对组织、容留、介绍、胁迫“妇女卖淫”的团伙进行了从重处理，枪毙一大批、重判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而对实际从施妓女工作的卖淫女只视为“流氓”，对照惩治“男流氓”强奸猥亵调戏妇女的相关法律条文，予以“相应”的判决。

然而，从这以后，虽然严打一类的战役时常打响，而女流氓却越打越多，这种治标不治本的严打，打的只是出头鸟，作为孵化、培育这些鸟儿的庞大孵化场的社会，却在严打之外。道德底线毁灭、贞操观崩溃、全社会唯利是图，人的一生每时每刻都要与钱纠缠，只有拼命赚钱才能保证生活的最低标准，房子不知啥时拆、工作不知啥时有、收入不知啥时高、学费不知啥时低、身体不知啥时病，生活的无依靠、不实在、不安全感，金钱的压力和恐惧，一骨碌的充满了全民心灵，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家庭，孵化、培育的，岂止只是卖淫鸟？还有贪官污吏、奸商恶霸、嫖客赌棍、文痞科贼、艺妓流寇……

因此，人们不要惊呼当今妓女多了、贪官多了、奸商多了、文痞多了，还有更多的癌细胞在后头等着发作呢！

仅以妓女为例，伴随着严打的战鼓，性产业特飞猛进，进入90年代后，更是发展迅猛。

北京市警方于1999年夏季卖淫的黄金季节，实施了对小发廊、洗浴中心等藏污纳垢场所历时三个月的“7、8、9集中清理整顿”，仅仅在清理之初的两次行动中，就查处到色情场所6000多家；2006年7月北京市警方再次集中警力对小发廊、小歌舞厅、小洗浴、小酒吧、小电玩录像厅等“五小场所”进行整治，查处妓嫖两方共4101名人，查处各类卖淫的场所1866家。

这些被查处的卖淫场所，小的能容纳三五名、十来名妓女招揽生意，大的则可容纳上百名妓女同时接客，它们管理严谨，服务高档，生意兴隆，声名远播京郊，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赴京开会办事的“射会”各界嫖友“莅临指捣”。据警方秘密侦察，推断目前有近30万名卖淫女从伟大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在首都北京，从事法定意义中没有的妓女工作。

作为天子脚下的北京虽然如此“繁华”，却远远比不上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深圳，因为“开放”较内地早得多的原故，也因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的原故，其“开放”程度之深，色情场所和提供性服务的“小姐”数目之大，已经是十分惊人的了，在该地区从事色情服务的“小姐”数目当在百万之众，且全社会整体联通，发展成为由黑社会、腐败的党政官员、卖淫团伙相互勾结，有组织地通过酒店、娱乐休闲中心等场所，半公开地向嫖客提供性服务。有的官员“官文化”浓厚，组织性服务也不忘过一把“官瘾”，仿照党政部门的建制、规章条例来管理“小姐”， 有的开“编前会”，有的颁布了“五条禁令”，有的为了妓嫖两界“工作方便”，将“小姐”像公安局的民警似的“挂牌服务”，嫖客可以任意挑选“小姐”，可以在性交中途突然要求调换“民警”，“参政议政”、“民主评议”某某“民警”的服务，以便提高“小姐”队伍的“工作”能力，为大酒店及其幕后官员在激烈竞争的“性市场”中永立不败之地、源源不断地赢来丰厚利润。

在浙江，仅杭州一家大型歌舞厅每天都集结了小姐及嫖客三四百人，天天俨然东北大的牲口市场逢到赶集的大喜之日，由于杭州、诸暨、浦江等地对“小姐”需求之大，在“人民群众”便在义乌一带自发形成了一个“小姐”批发市场，从制售假冒伪劣的小商品发家的义乌，从小商品市场繁荣，带动了“小姐” 市场繁荣，义乌总是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领先一步发家致富。

“小姐市场”在义乌市劳动力市场内就有25家，而地下交易场所则有 40多家，“小姐”大都在地上铺了一张席子，躺着坐着等待色情场所的老板们、“吗咪”们、“保保”们来挑选，“小姐”们都热望自己被选中，个个淫荡地招呼、叫喊“吗咪”。

“吗咪”们则像相马的伯乐，瞪着挑剔的大眼扫视“小姐”， 一挑姿色，二挑容貌，三挑肥瘦，相中一匹后，又像陕北大爷买驴子似的在她们屁股上、大腿上、奶子上使劲儿捏几把，又拉开嘴巴看牙齿是否白亮整齐，掀开衣服看肚皮是否白嫩，有无妊娠纹，然后再顺便问问：“家是哪里的？多大岁数了？以前有没‘做’过？在哪些地方‘做’过的？”

“小姐”们都说“‘做’过的，跳舞、唱歌、洗浴、洗头都‘做’过的，客人可喜欢呢，吗咪选了我，保证生意兴隆，日进斗金。”

“吗咪”们哈哈大笑，交易在快乐中前进了一步，有的“老板”提出“试一试吧”，“小姐”则爽快地答应，“吗咪”就与“市场”老板谈妥，带上几个“小姐”到附近宾馆开下房间，“老板”与“小姐”试上一回，如果满意，交易就成了，“小姐”们总是十分卖力，一齐脱光衣服使出全身本领逢迎“老板”，这样的“试用”基本上都是成功的。

一批批“小姐”就这样批发出去了，市场交易却天天红火，全年流动在这里的“小姐”人数在20万人次以上，每个“小姐”每次进场的报名费为100元，色情场所进场的招聘费为每个“小姐”100元，市场全年交易额突破4000万元，同时还带动了交通、通讯、餐饮、宾馆、休闲、服装、首饰、坤包、女鞋、整形、塑身、美容、美发、摄影、医疗业的整体兴旺，全年综合流向义乌的钱财突破1亿元，极大地推动了义乌以至浙江经济的腾飞。

在武汉，官员们看到“小姐”富得流油好不动心，出奇制胜颁布“小姐”必须审领“就业登记证”，每证包括卫生局体检、劳动局职教培训、公安局审查、颁证单位认定、证件工本费，合计400多元，仅此一项，为该市赚得“财政收入”3000多万元，极大地优化了武汉三镇的政府办公环境和公务员的收入水平。

在太原，全市公开登记的歌舞厅有5000多家，经过历次“清理整顿”，尚有3000多家，其“小姐”之令人叹为观止，仅市区20多家大型歌舞城及60多家大型桑拿浴场，就拥有“小姐”10万人，其密度之高可谓全球领先！

放眼中华大地，直接战斗在性服务一线的巾帼女杰已突破800万人，由此而带动的中介、餐饮、服饰、宾馆、美容、医疗、交通、通讯、性场所的经营服务人员，突破2500万人，整个“性产业”从业人员突破3300万人，人均年收入近3万元，从业人员全年总收入突破9000亿元，占全国国民经济总收入的7.8%左右，占国内社会生产总值12.3%左右！

此外，还有一大批以“小秘”、“二奶”的形式“隐身”战斗在性产业的“秘密阵线”上的“隐形妓女”们，从广州到东莞，沿途成群成簇、连绵起伏的山间别墅，形成十分壮观的“二奶村”，这些别墅中多为港台客商包租的“小姐”；这样的高档别墅公寓在上海、北京、杭州、苏州、青岛、大连……，到处都能见到，据不完统计，全国的“小秘”、“二奶”已突破200万人，她们养尊处优，生活奢侈，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人均年收入都在20万元左右，全国总收入突破4000万元。

无论是“小姐”还是“小秘”、“二奶”，她们的消费水平都十分高档、前卫的，早些年“小姐”必配的寻呼机已经被眼下的高档手机取代，至于出门打的、租住民房、公寓，购置高档服饰、化妆品，带动赌博、吸毒、医疗、药品、性保健品、餐饮、旅游、宾馆、家装、家具的繁荣，更是有目共睹的，全国“性产业”每年带动1万亿的消费是国家有关部门专门调研过的不争的事实，中华大地一片淫光闪闪，山舞淫妆，原驰嫖相，香风艳雨日夜吹拂，蔚为壮观！

1999年夏季的“789集中整治”和国务院下半年颁发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直接导致了这一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迅度下滑了1%！

进入2000年以后，“有关部门”对“性产业”有所松动，公安部将卖淫从颠覆国家政权、反共反华、杀人、放火、吸毒、诈骗等一类案件下降到三类案件，通知全国公安战士日常工作以一二类案件为主，一般不独立抽调警力侦查三类案件，只有当上级有特别通知、或者有群众举报时，才抽调警力侦查，且对妓女从抓住之日起上溯六个月以前的卖淫活动不再追究，对妓嫖双方以罚款为主，以此补充公安系统经费不足，对揭发较多妓女的嫖客，和揭发嫖客较多的妓女，因其为公安赢得经费贡献突出 ，且对今后筹措经费有益，所以予以酌情从轻处罚。

许多嫖客成为“治安耳目”，许多妓女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积极分子”，许多色情场所的老板成为“依法治市先进人物”。 看看如今私营企业成立党委、工会，这在10年前是不能想像的，真不知道再过10年，可否在歌舞厅、桑拿浴里也成立个什么委啊会的？

本人从2002年开始配合“有关部门”暗里调查“性产业”，历时三年，踏遍千山万水，深入都市色情场所、公安局、看守所、劳改农场，采访了数以千计的小姐、老板、干警、管教干部，记录了近30万字的“性产业”档案，整理了近10万字的材料，还向一家公安干警举报了两个妓女与另一个公安干警“包二奶”的真实案情，这个干警接了我的报告后，不敢与我在公安局的办公室里做笔录，开车接我到他家中吃了一顿丰盛的夜饭，酒酣耳热之际笑盈盈拉着我的手说：“你说的这些事情是个人作风问题，不属于治安处理范围，我们会内部处理这件事的，谢谢你对我们的关心，今后我们合作，你有什么案子直接告诉我，不要对公安上其它人说，更别到社会上说，注意保守秘密，我会为你向局党委申请记功嘉奖的。”

我心里老不自在，酒没过瘾就离开了他家，气乎乎找到其中一个妓女的租住房里，拉着她继续吃酒，就在这时，一群公安战士破门而入，把我当嫖客抓上了警车，随后押着这名妓女上了另一辆车子。

上了车后我愤怒地要他们打电话给那个干警，他们到了公安局后才打电话，不一会儿就将我和妓女同时放了，我兴奋地拉着她说：“看来这么大的天下就是你最好！”她温存地看着我说：“你爱我啦？”我一时说塞。

后来那干警多次请我为他举报几个“小姐”拿点奖金用用，但我至此再也没向公安举报过任何“小姐”以及干警、官员、奸商什么人；多少次想把真实的记录交给“有关部门”，但又怕伤害这些可怜的小姐，那天要是没我去吃酒，那位“小姐”真不知会被干警们整成什么样子，这些可怜的“小姐”啊，我常常喝得酪酊大醉，在深夜里为她们哭泣！